社论
缅怀逝者的烛光尚未点亮，祈求和平的钟声亦未响起，鲜花来不及奉上、鸽子正等待跃起……然而又有从天而降的毁灭，又有震耳欲聋的爆炸，又有尸横遍野的杀戮，又有永如梦魇的恐惧……在莫斯科，在别斯兰，在雅加达，在高空与旷野，仇恨与鲜血，在第三个周年祭的时刻，让9·11恶狠狠地反证了自身的存在，也宣告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可以被正
式命名“恐怖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没有人知道，它将何时终结，以及怎样终结；在这个时代里，也没有人知道，我们究竟是身临战争，还是苟存和平。
美国总统布什也许有理由喜欢这个局面，它强化了美国选民的危机意识；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不尽是受害者，它使得分裂分子彻底丧失了道义的立足地；欧洲、亚洲与大洋洲，围绕着从中东到中亚再到东南亚的“恐怖势力沙漠”，越来越阵营分明但也同时心事重重。
这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在人类文明进化的图谱上，反对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战争与改革、反对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革命、反对法西斯等极权政权的一系列战争与对峙，都以意识形态的争夺搏杀为内核，因而最终也都以进步与反动等区分的水落石出而告终——如何让关于正义与邪恶的判断赢得共识，一直是战争对决获得胜利的关键。然而恐怖时代并非如此，尤其是自9·11事件以来，从一开始就并不缺乏全球性的是非共识，每一次恐怖事件之后，并不缺少文明世界异口同声的谴责；恐怖分子也几乎不去构建自己一方对决“平民生命权”的理论，他们只是一味残忍冷酷地爆炸、绑架、斩首……正是这一点令文明世界神色慌张、措手无策，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弱点洞若观火，我们对他们的弱点却几乎一无所知。
因此惯常的战争手法并不能再获得往常的效果，“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巢穴被摧毁，恐怖分子却并未因此而无处容身；伊拉克的极权统治被推翻，结果反为恐怖主义输送了更多的机会；巴厘岛、莫斯科、马德里、别斯兰……每一个时间，都可能有危机，每一处地点，都可能是战场。在一个高度秩序与控制的国家中，类似的扑压无疑都要耗费巨大的政府精力与治理成本，更遑论深陷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所以，即便俄罗斯日前表示要效法美国先发制人地打击国土之外的恐怖目标，也没有多少人对之抱有信心与期待。似乎是对国际反恐努力的嘲讽，恐怖大亨们也往往选择9·11祭日前后来抛头露面——当然只是在录像里，往年是本·拉丹，今年换了扎瓦赫里。乐观者也许可以猜测是否拉丹已归地狱，但谨慎者都在害怕哪里又会出现惊天大事。
这样的恐怖时代，越来越脱离9·11事发之后一段时间想当然的理解，变得扑朔迷离，无人知晓——连布什都说自己不知道；尤其是当它同大国政治、石油经济、民族矛盾、文明冲突死死地搅拌在一起，我们对于它的何去何从更加无能为力。不过我们必须试图去理解它的存在，思路有二：这个世界永远不可能达至大同般的完美——正如汤因比所论的刺激-反应模式，文明的生长，永远必须有一个困扰它的刺激存在，否则文明就必将萎缩；或者，如果世界可以达至完美，那么就表明今天的世界做得不够或者做得不对，恐怖主义毋宁也是一个提醒。
在9·11的第三个周年祭日，我们当不再止于道义的剖白与同情的表达，一如一千多年前的罗马公民，面对野蛮人的进攻，他们是不是想到了日后文明的瓦砾，以及在废墟上将是怎样一个新世界可以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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