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的历史影响究竟如何评估？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它可与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因为它们都导致了大国的国际行为准则发生根本变化；国际力量的对比和构成发生根本变化；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仅止于一种描述性的历史判断，并没有区别“9·11”事件和珍珠港事件的时代背景，没有区别二者之间的行为主体，没有区别事件产生的根本动因。我们需要从世界政治经济的内在发展逻辑上来判断这个事件的本质和影响力。
新趋势之一：“国际政治”让位“全球政治”
“9·11”作为历史的分水岭，区分了20世纪的国际政治和21世纪的全球政治。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主要是在强国之间发生或展开的。即使是小国之间的局部战争，背后也都有大国的影响。因此，“国际政治”是名副其实的“Inter-National”，即“国家之间的政治”。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国家间的联盟以至军事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国际组织仍然是国家间政治的继续，所谓“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哲学，也是反映这种国家间力量对比结构，并且为强权乃至霸权服务的。美国作为世界霸权国家，把这种国际政治哲学推到了极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现实主义理论和美国霸权主义是同步发展的。
然而，“9·11”事件把这个时代划上了分号。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不再是某个特定的大国强国，或是某些大国组成的军事集团，而是没有国界、没有传统军事机器的全球恐怖主义网络。美国赖以遏制传统对手的盟国体系在新的威胁面前难以保持一致。以巨大的军事实力为基础实施打击力量的战争机器，无法完成反恐战争的战略目标。换言之，20世纪美国运用娴熟的现实主义理论在新的全球政治环境中越来越难以施展其法力。
新趋势之二：传媒影响力迅速上升
尽管如此，全球政治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因素、新的现象，非常值得关注。例如，国际传媒力量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迅速上升，它们在瞬息之间把“9·11”现场实况传播到全球各个角落；把美军在监狱中虐待战俘的图像反复播放，以至美国作为“伊拉克人民解放者”的形象丧失殆尽；半岛电视台的信息几乎成为“基地”组织网络的信号中心，全世界关注它的程度超过了美国有线电视网(CNN)。正是高度发达的全球网络和媒体使国际恐怖主义的信号获得了无数倍放大，使之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以往难以想象的震撼。
同样，各种非政府组织(NGO)也可以借助于媒体造成自己独有的影响力，使全球政治不再是国家主体的垄断行为，非政府组织由来已久，但是“9·11”以后呈现特别活跃的状态。伊拉克战争前后，世界上各种和平组织多次发动全球范围同时举行的反战反美游行，规模大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对美国决策者构成的压力远远超过各国政府的批评。
可以预测，全球化的非政府组织将对传统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体系构成挑战，迫使联合国组织加快改革步伐。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和以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国际组织，将形成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世界政治现象。
新趋势之三：国内政治全球化
与上述两个现象相关的另一个现象，就是在“9·11”后迅速扩大的国内政治全球化。其中特别明显的就是欧洲各国的下层社会反美情绪形成对欧洲决策层的普遍持久压力，这种压力进而成为美欧关系疏远甚至紧张的重要原因。德国、法国领导人在伊拉克战争前后坚持不与美国合作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英国、意大利领导人虽然追随美国，成为“自愿者联盟”的重要伙伴，但是他们在国内政治中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至于马德里爆炸事件根本改变了西班牙的大选结果，可以说是国际恐怖主义“颠覆”亲美政权的“杰作”。
我们甚至可以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中发现惊人相似的国内政治全球化现象，许多试图帮助美国的伊斯兰国家政府在国内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社会危机。这种国内政治全球化的现象大概可以看作世界政治时代的普遍趋势。
“9·11”：美国失大于得
上述以及其他种种世界政治的新趋势，直接或间接地证明“9·11”事件加速了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的转变过程。于是，“9·11”事件的主要受害者恰恰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霸权国家，而且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掌握美国决策权的是一批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仅无法适应新的全球政治环境，而且大大强化其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定式，实行单边主义甚至“新帝国主义”的战略取向。这就进一步激化了美国同阿拉伯世界的矛盾，同欧洲旧盟国的矛盾，同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矛盾，同国际舆论和人心向背的矛盾。
不可否认，美国借反恐战争之机，也获得了相当大的地缘战略利益。但是同它在新的世界政治环境中领导优势的削弱相比，同它的现实主义政治哲学失势相比，同它在国际社会的认同度大幅下降相比，这种所得实在是小于所失。
“9·11”事件对于我们重新认识21世纪的世界是不可多得的。及早地、尽可能全面地评估这个事件的内在规律，对于形成中国的新战略思维是极为必要的。(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文/黄仁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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