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劳的中国人为何不富有？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法治与产权保护还相当欠缺，经济难以持续发展。然而，中国经济多年来持续高速增长，因为中国人以“勤劳”为制度成本“付账”。从经济学解析———

　　越勤劳的国家，人均GDP反而越低。

　　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

　　制度成本高的国家的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

　　“勤劳致富”并不一定成立

　　如果把工作时间的长短看作测度一国人们勤劳程度的指标，那么最近的一项统计（见右下图）表明，人均GDP与勤劳是严格成反比的：越勤劳的国家反而越穷。这一方面说明传统的“勤劳致富”观念并不一定成立，另一方面说明肯定是“勤劳”之外的东西在起着更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这种东西就是制度成本。

　　制度成本决定经济发展

　　自从1993年道格拉斯·诺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制度经济学再次成为经济学界和业界的热点,人们认识到制度资本或制度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如果一国的制度有利于交易市场的容量最大化、有利于经济的深化，那么该国就具有高的制度资本。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则使交易的成本变高，这种成本通常被称为“制度成本”。

　　以勤劳对冲制度成本

　　正如前面所提，近二十几年中国的制度在不断朝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方向变迁，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其与真正的市场制度结构还相距甚远，特别是产权保护制度的变革还只是近两年的事情。可是，这些不足并没有阻止中国经济二十多年来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这种经历似乎否定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其实不然。促使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即使一国的制度资本欠缺，但如果人力资本或自然资源出奇地丰富，那么这两种资本可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

　　2天的交易拖成200天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一道理，举一个例子。假如郑州市要盖一栋特别的仿古中国戏曲大院，建筑公司决定从景德镇买来1000万吨泥土，每吨售价为100元，共10亿元。

　　假设大家对法院解决合约纠纷的能力都不放心，由此导致的局面是，景德镇卖方在没有收到付款之前不肯发货，而郑州建筑公司又声明在没有收到货之前决不放款，原因是在没有可靠的正式司法的情况下，双方都不相信书面销售合约能值几个钱。怎么办呢？有两种选择：双方要么选择“绝对不跟陌生外地人交易”(那么跨地区交易无法进行，全国经济的发展会因此受阻)，要么通过某些运作上的安排来规避“交易制度风险”。

　　一种规避交易合约风险的办法是把这笔“大交易”分成100份“小交易”，每次运10万吨泥土，等两天将泥土运到郑州之后，郑州公司立即付给景德镇卖方1000万元。这样，即使哪一次郑州方不能付款，卖方最多损失掉1000万元，而不是整个交易的10亿元。

　　但问题是，如果分100次交货，而每次“小交易”又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完成，那么整个交易需要200天才能做完。相比之下，如果正式司法能够非常可靠地处理合约纠纷，那么双方就能以交易合约为准，签约即可发货，整个交易可在两天里完成，而不是要等200天。

　　在这里，“制度成本”包括以下几项：

　　第一，郑州的中国戏曲大院工程被拖后200天，而不是立即就可以开始。那么人们在单位时间里创造的价值就会在整体上很低，也就是生产率很低，经济增长就慢。

　　第二，本来两天可以做完的交易被拖延到200天完成，在中国或许还能接受，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低，而且劳动力数量也多，只是“多辛苦一点而已，忍一忍就过去了”。正是由于廉价的劳动力，才有对冲高制度成本的可能性。

　　第三，正因为制度资本的欠缺才使人们单位时间的产出(生产率)不可能高，每天能创造的价值低，反过来又使人们的收入不可能高，迫使劳动收入只能很低。因此，制度成本的最终表现形式是人们的低收入水平。

　　中国人为制度成本付出代价

　　为了弥补这些制度成本、规避交易风险，人们不得不格外地勤奋、一天多工作几小时、少拿些收入，多把一些青春年华耗在饭局和没完没了的审批手续上。为什么人们一周七天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晚上十一二点也还在通工作电话？这都是人们为制度成本必须付出的代价。

　　当一国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其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中国人比世界其他民族都更勤奋，但却还是那么穷，道理也在这里。

　　（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子琦／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