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大选：秩序的复归还是幻想的结束

　　外滩特约记者 连清川／纽约报道

　　1991年，英国作家，《撒旦诗篇》作者拉什迪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幻想的家园》。他这样写道：“现在，我们冥思于一个变换了的国际现场。它的可能性，它的不确定性，它的执着性，它的危险性。看起来，我们把这个快速流逝的十年简单地归纳起来的话，也许就像我们的先哲曾经说过的那样，旧的正在死去，而新的却无法诞生。”

　　10多年过去了。福山曾经的预言——历史终结，并没有实现，而今天，当美国的新总统不可阻挡地产生了的时候，关于这场选举纷纷乱乱、激情与理性、道路的选择，真的就结束了吗？

　　激情大选，未来之战

　　大选的前两天，《纽约时报》“每周评论”头条发表了题为“激情之年”的文章，叙述这一年来纷纷扰扰的选战中出现的诸多议题。

　　和美国之外的人们想象的不一样，在美国的办公室里，政治是一个极少被谈论的话题。只有当像克林顿-莱温斯基那样的话题出现，才有可能成为热点：大选年也没有例外。

　　我办公室里的老美都是典型的经济动物，挣钱和周末娱乐是最经常的话题，甚至吃饭地方的选择都比大选还常挂在嘴里。不过不是现在。沃伦是个纺织品公司经理，从不理国事，我这么以为。但有一天无意间我问：今年你去不去投票？他开始谈他对于两个总统候选人的看法，一说就是两小时。他说，今年的选举非常重要，无论如何他必须去履行一个公民对于国家未来抉择的义务。

　　我问：有这么严重吗？美国的制度不是能够保证选一个笨蛋上去都不会改变国家的命运吗？

　　他叹息道：我们碰到了布什。

　　“碰到了布什”，是这个选战中最基本的命题。连19世纪以来就对政治极度冷感的华人，居然也成了这次选举的热心参与者。据一些华人政治团体的不完全统计，今年华人投票率高达60%，4年之前，这个比率不过40%。在华人聚居的皇后区法拉盛，有热心人把所有中文报纸关于争论的报道贴在了墙上。了解华人政治的朋友说，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华人社区里出现这样的场景。

　　《纽约时报》所说的激情，却绝对不是针对参与人数的疯狂增长。去年10月以来每一个政治上出现的微小情况，都变成了双方选战的大热话题。

　　一本书：《反对所有敌人》。

　　一部电影：《华氏911》。

　　一个社会话题：同性恋婚姻。

　　一项新技术：博客。

　　一个历史记录：克里的越南经历。

　　一种个人信仰：布什的宗教。

　　任何一个关于伊拉克的新闻。

　　一位朋友在纽约市立大学教东亚历史。他以前从来不关心政治问题，连伊拉克战争都不看。但现在，他每天早上起来，都在看最新的民意调查，看双方的大选争斗。尽管他一边摇头，说“美国的政治实在太坏了”；可是，另外一边，他却没法让自己不看，他说他需要知道自己的国家到底去哪里。

　　这场大选，按照《纽约时报》的分析，其实只有一个核心人物：布什。要不要布什，是惟一的选择。是克里还是其他人，对于美国民众，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金融大亨索罗斯在这场大选中投入了将近2500万美元，他支持克里。不过，他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说，他对克里没什么特别了解，但是，“美国，被放在了一个危险的交叉口。布什政府滥用了恐怖威胁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以威胁美国核心自由主义价值的方式”。索罗斯认为，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来推行一个世界性的开放社会，是把布什逐出白宫”。

　　索罗斯对于未来的恐惧，可以说也是激情为什么在这场大选中扮演这么重要角色的主要原因。支持布什的人认为，如果布什被逐出白宫，克里将是一个国际战场上的“软脚蟹”，美国的安全会遭受巨大挑战，而他们的生活也许就笼罩在恐怖阴影之中；支持克里的人则认为，恰恰是布什让这个国家处在更大的不安全之中，从国内到国际。

　　所有的人都怀着恐惧，对于对方的恐惧。这是一个比例太靠近的分化，于是对方成为一种不可接受的动物，起码是在政治上。

　　一些美国学者曾告诉我，美国的两党已经没有太大差别，尤其在政治思维方式上。所谓共和党代表大资产阶级，民主党代表中产阶级和下层群众，早在多年政治斗争中给磨灭了。不过，这一回显然不同。并不是代表的阶级不同了，而是代表的对国家未来道路的选择不同了。共和党从不认为伊拉克战争是错误，即便在布什政府出现了情报门，出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缺失，出现了查拉比丑闻这些对决策明显的误导，他们依然坚持“先下手为强”战略，在国内坚持强化政府角色；民主党则一以贯之地强调全球合作，推行经济全球化，在国内保持预算平衡，消灭赤字的自由化战略。

　　这样对于未来道路的分道扬镳的设计，才是选战如此激烈、如此激情、如此激化的终极原因。在未来的岁月里，推行哪一种战略，就意味着美国的命运有着本质性的不同。双方都害怕对方抢占政府，使自己的未来信仰面临摧毁性的打击。

　　美国的政治传统，于是在选战中，已经显示出一场革命来了。

　　我还是我，你已不是你

　　像以往一样，美国的纸质媒体都会公开宣称支持某一个候选人。今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创刊80年来从没有表态的《纽约客》，公开支持克里。

　　和民意调查的结果大相径庭，迄今为止表态的媒体比率是克里126，布什96，而4年前支持布什的有20多家倒戈支持了克里。

　　美国的媒体从业人员，尤其是主流媒体，从来都把自己当成这个国家的精英分子。他们的报道期望(而且往往)能够影响一个政府的决策，甚至是一个政府的起跌。比如水门事件中的《华盛顿邮报》。因此，美国的媒体权力巨大，政府通过接受他们的采访来传达和宣扬政策，而他们通过报道将民众的思维和要求上传。

　　但是布什政府却对这个政治传统进行了革命性的颠覆。“9·１1”以来，布什通过直接告知的方式来动员民众。政策决策通过国会(控制在共和党手里)进行暴风骤雨式的突然发动，拖扯媒体不得不按照他们预定的轨迹运行。当媒体通过民间渠道发掘出新信息时(比如情报门、虐囚丑闻)，政府通过制造新的新闻(比如对伊拉克新部署，对克里的新攻击)，迅速冲淡这些信息的轰动度。有时也采取拖延式战略，使媒体的发掘陷入僵局，无疾而终。

　　媒体于是成了政府的一个不情愿的附属品。

　　媒体角色的弱化，不过是知识分子角色弱化的一个最明显象征，在过去四年里，美国知识分子的角色已经严重边缘化了。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尼格拉斯·赖蒙告诉我，克林顿时期，一些学者经常会出其不意地在自己家里接到总统的电话，询问他们对于一项政策或是一个问题的看法。这些人，不一定在政府里工作，有可能仅是一个方面的专家。

　　不仅是克林顿时期，许多美国国家或公共政策的研究者，经常会被邀请到白宫参加决策讨论。这是美国的特点：专家治国。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项传统丝毫不爽的是，对于美国知识分子，“货与帝王家”是他们的研究目的。

　　赖蒙10月18日在《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布什完全相反的作风。对于国家安全政策，总统说：“我没有任何的外界顾问。谁如果说自己是这个政府就这个问题的顾问，就不是在说实话。”实际上，布什的决策全部来自于他的内阁，而他的内阁，又是对他极度忠心或服从的一个组合。

　　与政府联系的切断使美国知识分子陷入了一个寻找不到定位的尴尬，即便政府哲学基础“新保守主义”的奠基人福山，也只有通过媒体来表达反伊战的立场。他们于是通过出书、发表文章，期望以此来影响公众的选择。

　　但是，这个民众已经不是那个可以被理性思考所左右、影响的公众了。

　　“9·１1”的阴影过于巨大，安全是压在民众心里的一块沉重石头。美国人已经十分地爱国——尽管是建立在保障自己安全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布什在口头上和行动上都是在保证国家的安全(尽管可以质疑结局是否如此)。知识分子普遍反战，但是提不出任何解决恐怖主义的方案。知识分子群落，包括福山这样的保守主义者，乔姆斯基那样的自由主义者，施莱辛格那样的爱国主义者，约瑟夫·奈那样的曾经的政府内部人，还是迈克·摩尔那样彻底体制外的捣乱者，都变成了一群空口白牙的清谈者。

　　激情弥漫在一切领域，政府决策如入无人之境。所有的社会中介组织被消灭无余。

　　这是政府颠覆政府的一场革命，革命的进行，是在体制内进行破坏，革命的结果，就是破坏现有的美国政治传统。

　　例子一：通过虚假情报，发动民众和议院同意发动战争。程序依旧合法，但是偷换了程序的正义性概念。

　　例子二：承认在伊拉克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拒绝认错，而是强调“没有萨达姆我们的国家更加安全”。

　　例子三：称基地组织的成员是恐怖分子，拒绝按照《日内瓦宣言》给予他们战俘待遇。

　　例子四：不顾俄罗斯借打击恐怖主义之名扩大国家权力，打压反对派，而按照地缘战略的需要，支持普京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

　　例子五：通过《爱国法》，强迫书店、图书馆向政府上交顾客记录，并且扩大国家情报机关对于私人隐私的侵犯权力。

　　……

　　这个列举可以无休止进行下去。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变化到底是什么？

　　在纽约市立大学教书的朋友说，美国的政治已经变了，变得很坏。我曾经很喜欢林达的一套书《总统是靠不住》的，我相信，美国的制度，能够阻挡住一个总统对国家的制度性的毁坏和颠覆。但是，这一年来的冷眼旁观，我发现自己错了。我还是我，而美国已经不是美国。因为它遇到了布什。

　　再见亦是朋友？

　　国内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报道把布什描绘成一个傻瓜，一个在父亲所打造的内阁中嗷嗷待哺的政治婴儿。在美国人眼中，这个形象恰恰是相反的。哥大新闻学院院长赖蒙认为布什是一个聪明人。他认为，说老布什是布什团队的打造者那完全是一个误解，事实上这个团队对于布什本人的忠诚度，是老布什所远远不能够比拟的。

　　不过，《纽约时报》跑大选30年的老记者艾泼认为：“聪明并不自然地等于作为一个总统的质量。”在他的大选观察专栏中，他记载了自己参加一个记者培训班的经历：10多个国家来的记者，没有一个人支持布什。而一个德国的民意调查：81%的德国人表示支持克里，另外19%表示两个都不选。在访问了德国、俄罗斯、韩国等地的记者之后，他几乎以叹息的口吻说：“没有一个人的言论，不论证着同样的一个事实：布什的政策，付出的代价是美国的朋友。”

　　我的朋友谢莉登曾经是《商业周刊》的记者，她几乎直觉似地同意美国现在的外交政策是如此糟糕，以一种宛如是她自己犯下了这些错误的方式。美国的政策已经不仅仅是傲慢了，她说，可以用无知来形容。它根本不顾虑到别的国家的思维，别的国家的传统和别的国家的尊严。

　　英国的作家保罗·约翰逊曾经写过一本世界畅销书《大国的兴衰》。在2003年他在英国的《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美国人是在将全世界对于它的嫉妒转变成了嫉恨。我觉得这还不是全部。曾经有许多国家对于美国人是感激，现在已经变成了轻蔑。比如韩国，比如德国和法国。

　　不尊重同伴的人，只能被同伴抛弃。这不需要什么深刻的国际理论，是起码的人伦道理。

　　在辩论中布什反击克里说，他拥有着广泛的盟友。可是，除了英国(唐宁街必须承受着街上越来越多举着“布莱尔必须滚”牌子的压力)，就是那些急需从美国那里获得好处的小国。那些曾经在南斯拉夫、在阿富汗并肩作战的盟友必须仔细计算国民的支持率，才敢发表支持美国的言论。

　　香港记者张翠容长期关注以巴的动态，她在大选之前到美国，目的是采访那些支持以色列的“右派”。她的同情毫不掩饰地给了巴勒斯坦人。在坦克和M16威胁下苟延残存的生命，还需要用别的什么来证明自己的正义性吗？布什政府的策略就是忽略阿拉法特，让他的生命在被忽视和被包围之中消失：这几乎就是冷战的翻版。

　　阿富汗有了民选政府，可是政令不出喀布尔百里，诸侯之间的斗争血腥异常，在边境塔利班残余正在重新集结，鸦片贸易增长了40倍；伊拉克的屠杀一场接着一场，权力斗争不知终局。这是输出式民主的命定，还是布什政府所期望的革命？

　　为了打赢国际反恐战争，布什政府在俄罗斯民主倒退上无限制地退让了，朝鲜的核危机被无限制地搁置了；还为了同样一个目的，整个中亚正在衰退回以腐败、血腥和贫穷为象征的政治。

　　整个90年代凸现出来的国际和平和繁荣昙花一现，重新被迷雾和不确定、不安全性笼罩。

　　世界从意识形态作为分野的战争，转变成了宗教和民族为分野的战争。霍布斯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正在变成一种现实的国际秩序。

　　欧洲人已经分道扬镳，他们不需要美国那么大的野心，欧盟的整体增进和繁荣，对他们是大过天的事情；亚洲人正埋头追赶，无暇旁顾。再见，已然不是朋友。

　　穆斯林不是美国人的天敌。伊斯兰信仰也不是基督教文明的天敌。但是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在感受着美国盛气凌人的压力和侮辱——无论这个政府在口头上做如何的平衡。再见，已然是敌人。

　　这样过去的四年，是已然颠倒了乾坤的时代。整个世界的平衡被打破，秩序被破坏，进程被打乱，哲学被重塑，心理被颠覆……一场大选的结束，怎么能宣告是结束？

　　20世纪90年代即将结束时，联合国秘书长有一个宏愿，“为万世开太平”。那时候的国际气候是明朗的。尽管有饥饿、艾滋病、贫穷、国际债务等等问题缠绕在每个人的心里。但是，互联网的高歌猛进勾连着整个世界的心情，全球化的贸易自由主义和谈判精神贯通在所有的大洋和大陆。

　　今天，当美国的新总统站在台上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只能对那样的一个时代带着一些遗憾的缅怀。硝烟依旧在飘荡，恐怖主义的幽灵四处游窜，民主依旧响亮，却不再让人信任；自由依旧珍贵，却不再令人向往。互联网成为了公共工具，但最热门的却是伊拉克、恐怖主义这样糁人的词语。

　　这个幻想的结束，不过开启了这样两个时代你死我活的斗争：究竟是全球化贸易自由主义恢复生机，还是霸权行动的单边主义继续蒸腾。

　　旧的也许尚未完全死去，新的也许不是无法诞生。而究竟诞生出来的是圣贤，还是撒旦，在大选结束的这一天，正在缓缓地开启。

　　相关专题：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