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吻：拉宾夫人回忆拉宾遇刺现场情形(组图)

利亚在拉宾的葬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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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与拉宾一起出席活动。

拉宾广场纪念碑。(摄影 大卫)

拉宾遇刺的地点。(摄影 大卫)

　　1997年，由拉宾夫人利亚撰写的《拉宾：我们的生活，他的遗产》一书出版。拉宾夫人从拉宾遇刺、走完最后的人生旅程写起，追忆了她同拉宾相濡以沫的近五十年间所经历的政治和家庭生活。利亚笔下的拉宾，不仅仅是位富有感召力的民族领袖，而且也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最后的吻》是《拉宾：我们的生活，他的遗产》一书中的第一章。以下是全文：

　　伊扎克和我径直朝汽车走去。我站在丈夫右边开始走下广场平台的台阶。人们仍然紧紧跟随，伊扎克走到了我前面。车子就在广场后的停车场排队等候。后来我听说，西蒙·佩雷斯想等一下拉宾同他说句话，但后来又决定径直朝前走。司机麦那海姆等着扶我上车。伊扎克走向车子时，我还站在台阶上。

　　“利亚呢？”这是伊扎克在响枪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接下来几秒钟内发生的事永远也想不起来了。在那个可怕的夜晚，第一声枪响后，伊扎克回头看看，仿佛正在想些什么，等一下儿，这发生了什么事？接着，我看见他倒下去，其他的人朝他拥去。我想到，继之又极为强烈地想要相信，他是在保护行动中卧倒在地的。

　　我听到三声清脆的枪声。是放鞭炮？还是什么噪音？

　　突然，我孤零零地立在那儿。我能听到人声嘈杂，有人在喊，“这不是真的！”接着，第二个保安人员将我推到排队等候的另一辆车的前排座位上。这是跟我们去参加集会的那辆车。银白色的卡迪拉克已风驰电掣般驶出去——车上载着伊扎克、司机麦那海姆·达姆提，以及保安人员约拉姆·鲁宾。

　　车门砰地关上了。我坐的车子向前冲去，周围的人群乱糟糟的。我们开车去哪儿？世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驱车驶出人群，沿大街急驰，闯过所有红灯。我没能看见卡迪拉克，也没能看见任何保安车辆。司机啪地关掉闪烁着的蓝信号灯，拉响警报器。

　　我不敢确信保安人员知道把车子开向何处。自从他们把我塞进车子的那一刻，我就一遍遍地寻问，“出什么事了？”每次他们都回答，“这不是真的。”

　　“什么不是真的？”没有回答。司机是不是在重复我们都听到的、从人群中传出的声声叫喊？要么就是重复某位持准确消息的官员通过耳机告诉他们的话？好吧，我对自己说，我们正处在某种紧急状态之中。我在保安人员手里。我的任务是让他们工作。

　　车开得像疯了一样……

　　我们正驶出特拉维夫。保安人员拥向伊扎克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有危险，他们保护他脱离了险境。我最后一次看见伊扎克时，保安人员还未让他卧倒，那时他好好的。

　　我们像是去兹哈拉附近的朋友家中参加集会，我觉得保安人员大概是要带我去见伊扎克。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想去的就是那里，跳出汽车，跑向伊扎克，问他出了什么不测。

　　接着我意识到车子正开往相反的方向。“为什么走这条路？”我问。“这条路不对。”没有回答。

　　“伊扎克呢？”我脱口而出。“如果不是真的，伊扎克呢？”

　　“在另一辆车上，”他们说。

　　“哪儿呢？”

　　“我们后面。”

　　“什么车？”我没看见任何车辆。“什么车？”我又问。

　　他们最后承认道：“我们不知道。”

　　奇怪，他们竟没有喋喋不休地使用移动电话。我怀疑他们今天接到了命令，对我们所去的地点保密。

　　“我们去哪儿？”我问。

　　“去沙巴克总部，”他们回答。

　　我们把车停在了沙巴克，又叫国家安全总局，相当于以色列的联邦调查局。这座办公楼离我们家有十分钟。这座建筑很庞大——尽管制造者有意让它不怎么显眼，不好描述。我被让进一间陈设俭朴的房间，坐在桌子旁边，桌上放着一部电话，他们要我们等着。“我们有什么消息，一定会告诉你。”其中一个工作人员说。

　　几分钟过后，我开始怀疑起子弹并未打中的说法是否准确。几位工作人员，都是年轻的小伙子，急急忙忙地出出进进。“出什么事了？”我问。

　　“冷静点儿，有消息会告诉你的，”他们说。他们对我并不冷淡，也不粗暴。他们只是没听到消息而已。我相信他们听到坏消息也会告诉我的。我以前已习惯于在危急之中等候。每当我在新闻联播中看到什么闹事的暴民或保安人员同示威者发生纠纷之类的东西，便叫起伊扎克。他会说：“没事的。”这一次我不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相信谁。不知道到哪里去叫伊扎克。

　　至少是知道了这个消息：有人朝伊扎克开枪。我从沙巴克总部打电话给女儿达利亚。“达利亚，”我说，“有人朝你父亲开枪，可他们说不是真的，说是没打中。”

　　“他在哪儿？”她问。

　　“不知道。”

　　“你在哪儿？”达利亚问。

　　“我在沙巴克。”

　　“我们这就去，”达利亚说。

　　“快点，”我说着，挂上电话。

　　又是几分钟过去了，我的焦虑与恐惧愈加增加，但仍抱有希望。我想，倘若伊扎克被打中了，大概只是受了点轻伤。

　　后来我无意间听到工作人员意味深长的两句谈话：“一个伤得很重。另一个负了轻伤。”

　　“他在哪里？”我不顾一切要求得到答复。

　　“他们把他送到了伊赫洛夫医院，”他们终于承认了。我敢说，身负重伤的是伊扎克。我到沙巴克已经20分钟了，能够意识到周围愈来愈乱。某种极其可怕的事发生了。我要求，“立即把我送到医院去。”

　　要是受轻伤的是伊扎克，他们会讲的……可他们什么也没讲。我们动身去医院之际，又无意间听到有人被射中脊椎的话。他们是不是让我自己去做出结论呢？我所祈求的是，受重伤的是另外一个人！如果真的是伊扎克，我希望他不要瘫痪。我那位总在行动、充满活力的丈夫不能总瘸着，不能大脑不健全。

　　达利亚及其全家来到沙巴克时，我已去了伊赫洛夫。医院之行简直就是一场噩梦。那时你会想些什么？你的希望是什么？你又在期盼什么？上帝啊，请你救救他……救救他吧。

　　到医院后，我立即看出情形有多么严重。伊赫洛夫医院院长巴拉瓦什教授在门口接待我。我问他有没有希望。他看了看我，那双锐利的大眼睛流露出的绝望多于希望——尽管无人敢说没有希望的话。那一刻，我不但心里一沉，也能感觉出自己不知不觉从现实进入到一种离奇的幻觉之中——尽管我依旧怀有极度的恐惧与极度的希望。不是总有奇迹发生吗？

　　有人把我领进一间空病房，病房里有两张床，上面铺着绿床单。我坐的那张床右边有个床头柜。狭长房间一角的矮凳上放着一部电话。达利亚冲进屋子，我开始哭了起来……

　　一会儿，西蒙·佩雷斯和其他许多人来到医院，包括阿默农·利普金——沙哈克工作人员首领，西蒙·舍维斯——组织伊扎克重新当选活动的前任首席助手，劳动部部长奥拉·纳米尔，埃泽尔·魏茨曼总统，议会议员及其他官员。他们一个个地慢慢走进来。克林顿总统打电话给我和美驻以大使马丁·安迪克，表达鼓励与友好之情。

　　依旧有脱险的机会。他们这样对我们讲，我们也想相信是这样。

　　就在那时我听说开枪人被抓住了，他是个犹太人。我震惊，愤慨，义愤填膺。我的脑子猛地从想象中的伊斯兰教恐怖主义者中转过弯儿来，只去想那些从我家附近街上走过的示威者。他们怎么下得了手呢？

　　经过所有严格的医疗检查，医生汇报说已设法将他的血压稳定下来。“我们有希望，”巴拉瓦什大夫说。奥拉·纳米尔不住地说：“我跟你讲他很坚强。他会恢复的。”

　　他们对我说，在去往医院的路上，为使保安人员和司机镇定下来，伊扎克在失去知觉前还说，“疼是疼，但不厉害。”小病小灾——像眼睛发炎，肋骨损伤等——本是让他苦恼的事，但是到了紧关急要的时候，伊扎克却表现得勇敢、坚强，仍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超常方式去体谅他人。

　　约摸过了五分钟，巴拉瓦什回来了。伊扎克的情况开始恶化。那是通知我们时说过的话。

　　巴拉瓦什大夫最后一次回来。他眼睛就已说出了一切。我不需要任何言语。

　　完了。

　　我转身向特拉维夫市市长罗尼·米洛哭泣，我说，“他们应该杀死我，不是杀死伊扎克。”（利亚·拉宾著　钟志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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