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走进灾后印尼:海啸将亚齐变成人间地狱

　　《环球》杂志驻雅加达记者/余谦梁

　　2004年岁末令人震惊的世纪大劫难——印度洋地震海啸已经进入第10天(至记者发稿时间)。作为离震中最近的国家，印度尼西亚付出的代价也最大。当地时间2004年12月31日晚10点50分，《环球》杂志记者随中国国际救援队再次踏上了亚齐的土地，离记者第一次进入班达亚齐的12月27日整整过去了99个小时。然而，就在这4天的时间里，印尼地震海啸的死难

者统计数字已从4000人急剧上升为9.4万多人，还有不计其数的伤员、失踪者和难民。

　　受地震海啸摧残后的亚齐是人间最悲凉的地方……

　　亚齐成了人间地狱……

　　“家里31口就剩我了……”

　　在班达亚齐伊斯干达空军基地，记者和救援队员刚从新加坡空军的“大力神”运输机上下来，就远远地瞥见在候机厅门口的草地上散坐着数百名群众。记者来不及收拾东西，赶紧上前看个究竟。从凌乱的装束和疲倦的眼神中，记者明白这是震灾中的难民，便决定马上采访他们。

　　一位名叫阿瓦哈伯的中年男子，和妻子拖儿携女，神情困顿，两眼茫然，格外引人注目。谈到一周前的大水，阿瓦哈伯显得很激动。他住在离海滩4公里远的阿琼村，当时在高处远远看到滚滚而来的大水，当即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冲向内陆。在和海水赛跑的过程中，他们一家遇到了两个好心人，两辆摩托车带他们逃过了大劫。“8米高的浪头呀，就在我脚后追着我跑，太可怕了，真是太可怕了！”想起当天死里逃生的经历，阿瓦哈伯喃喃道。

　　与全家幸存的阿瓦哈伯相比，32岁的哈姆扎命运就悲惨多了。他拉着《环球》杂志记者的手说：“简直是噩梦呀，就那么一会儿，我家里老老小小31口就剩了我一个。”海啸袭来时，住在海边的司徒义小村的哈姆扎就和全家人阴阳相隔一方了。当记者安慰他，让他多保重时，哈姆扎凄然泪下，说他一个星期来天天夜不能眠，无法接受那么多亲人被死神从自己身边活活夺走的现实。

　　记者正准备结束采访，一位身穿红格子衬衣的大胡子男子举着手向记者示意。走到他跟前，这名叫帕尔迪萨的南亚齐人对记者说：“能听我说说我的遭遇吗？”他一家15口人，除了堂妹外倒都还活着，不过两个妹妹在逃生中受了伤。帕尔迪萨在班达亚齐经营小店，生活不错，所以一大家子都陆续从家乡出来投奔他。可是灾难突然降临，他的小产业毁于一旦。幸好他家地势较高，海啸时房子没有被海水漫到。他的两个妹妹从公司回来，刚骑上摩托，可是大水已经到了，只好弃车而走，随波逐流。小妹的额头被一块浮木碰伤，但是，也幸亏这块木头救了她们两人的命。当记者问帕尔迪萨今后是否还会重返班达亚齐时，他苦笑着说：“听人讲这样的灾难恢复起来可能要十几年时间。你说我该怎么办？”

　　记者望着一张张无助的脸，每个人的眼神中都有一个凄惨的故事……记者不忍再问下去，怕自己也会受不了。这些曾经热爱这片土地的无辜的人们，如今却被迫背井离乡，到远方去谋生。

　　死人的坟墓，活人的路

　　由于亚齐有分离主义武装不时和政府军发生冲突，而且亚齐省的各级政府及警察治安系统都遭受严重的破坏，建筑物被毁，人员伤亡也很多，所以，印尼中央政府已经派军方接管了当地政府的工作，并从首都雅加达派驻了大批有经验的行政人员帮助恢复当地的日常管理秩序。

　　班达亚齐的伊斯干达空军基地坐落在一个三面环山的谷地里，行政上属于大亚齐地区，距离班达亚齐市区15公里。中国国际救援队的营地就安扎在空军机场附近的草坪上，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救援队为邻。1月1日下午5点10分，记者结束了手头的工作，想找个车到受灾最重的班达亚齐市区采访。站在路边拦了几辆车都没有成功。就在绝望之际，有一辆吉普车停下来问记者要去哪里，不过司机说去是没问题的，不过去了就不回来了。由于记者在灾害发生的第二天已经去过一次，知道市里没住处，而且当地的通讯基本还处于中断状态，只有手机偶尔能打通。考虑到发稿以及卫生和安全等方面的问题，记者晚上必须回到救援队所在的营地。

　　于是，和司机商量，看能否送记者回来，费用好说。看本人是记者，司机便提出能否帮忙打听印尼慈济基金会发放救济食品的地方，说他老板让他来找吃的，公司里有很多员工都饿着肚子。他倒真是找对了人，印尼慈济的营地就在中国救援队营地不远处，于是记者带他找到负责食品救济的布迪先生。了解了情况，布迪马上写了一个纸条，请机场援助指挥中心提供40个人3天的食物。指挥中心就在营地旁边的简易仓库里，四面通风，堆满了各种食品和救援物资。负责分发食品的上士鲁特菲正是凌晨负责接待记者和救援队抵达班达亚齐的军人，由于打过交道，见到记者很客气，鲁特菲很爽快地批了20箱方便面。司机和他的两个同事喜笑颜开地把面条抬上车，连声向记者道谢，然后匆忙赶往市区。

　　司机叫巴得利，有两位亲人死于海啸，他的那两个同事也都有亲属遇难。他们说，在班达亚齐，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亲人在灾难中死亡。行了20分钟，前方去路被封锁，来往的车辆集中在一条道上对开，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原来这段被封的约500米长的路就是记者前次采访的巴杜克村遇难者遗体集中堆埋场。不少军人戴着口罩，驾驶大型工程机械在挖掘坟场，巴得利说，这里已经埋葬了1万多人。

　　再往前开不远就到了蜿蜒流淌的亚齐河，一座荷兰式的钟楼矗立在眼前。这里就是灾后第二天堆尸最多的朗巴鲁镇，当时上千具尸体叠成了小山，现在都已被清理埋葬了，不过味道依然很浓。去往市区的路上零星有行人和摩托车开过，路边偶尔也有几个贩卖蔬菜的小摊儿，种类不多，只有辣椒、大蒜和豇豆，但是颜色很鲜艳。从朗巴鲁接着开5公里就快到市区了，这一段道路两边原野开阔，景色特别美丽：绿油油的稻田、蓝蓝的天空、婆娑的椰子树和连绵起伏的墨绿远山，让人忘了身处地震海啸的重灾区。

　　唐人街是重灾区

　　转过几道弯，又见到了亚齐河，市区终于到了。巴得利示意记者下车，因为这段河面有从上游漂流下来的尸体。记者拉上了挂在耳边的口罩，跟着司机到桥边察看。桥下两边是海啸肆虐后留下的木片和垃圾，其中混杂着几具肿胀得像橡皮人似的遇难者尸体，难闻的腐臭让人掩鼻。记者不忍多看，忙叫司机开车到受破坏最严重的市中心广场。巴得利顺路接上了他的老板拉赫马德——一位戴着白色伊斯兰帽子的黑瘦中年男子。拉赫马德很健谈，知识也十分渊博。他和记者聊起亚齐伊斯兰的起源和受中国郑和以及明朝公主的影响，谈吐中偶尔还参杂着几个中文词汇。原来他年轻时曾为华人老板工作过，所以客家话也说得不错。拉赫马德显然对中国非常友好，对印尼的华人也很敬佩，佩服他们背井离乡，远道而来，却能通过坚韧的努力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但是他也很惋惜地说：在班达亚齐市，受灾最严重的其实是华人聚居区帕纳永。海啸过后，满目废墟。

　　尘土和黑色的淤泥包裹着这座城市。转过市中心广场，就是重灾区帕纳永。一阵风刮过，飞扬的灰尘带着熏天的恶臭令人作呕。一艘25米长、5米高的渔船，横亘在唐人街帕纳永中心地带的棉兰大酒店门口，凑巧的是渔船的名字叫“飞鱼”，简直就是一个黑色幽默。可以想像当时海水卷着污泥奔腾而来的时候，从4公里外的海边推着大大小小几十条渔船进入市区，排山倒海的巨浪吞噬着一切，然后带走了无数的生命。帕纳永地区的大部分建筑都是两层小楼，有的是住宅，有的是商店，这些建筑在地震中其实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坏，但是海啸过后，这里面目全非，满目疮痍。记者在散发着腐臭的废墟里不时看到蜷曲的尸体，多日的曝晒，已经让人分辨不清死者的五官。车慢慢前行，记者的心情也愈发沉重，因为这次经过的地区比上次更多，看到的破坏也更具体，所以，震撼更强烈。

　　最惨烈的地方终于到了。这是帕纳永河从市区进入大海的最后一座桥，右侧是东倒西歪的十多艘渔船，左侧河面上堆积着从上游漂下来的200多具尸体，由于在水中浸泡时间太长，远远看去，像一个个充气皮人，惨不忍睹。阿赫马德说，大地震发生后不到10分钟，愤怒的大海像沸腾的汽锅，当时几十公里外都能听到海水的咆哮。

　　正在说话的时候，班达亚齐还在不时地颤抖，像一个母亲在抽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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