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名流追忆桑塔格

　　莉莎·阿皮格娜尼西

　　(作家，美国笔会副主席)

　　苏珊·桑塔格的去世，在西方文化生活中留下一个真空。

　　在“9·11”事件后，《纽约客》上的三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把桑塔格变成了公众的敌人。那时她住在巴黎，把整个事件比作“由美国政府和媒体共同导演的伪神圣的、隐藏事实的花言巧语”。

　　桑塔格的成就，从她15岁时进入伯克利的加州大学开始，是很难在短时间里说清楚的。几年前，她在BBC电台的一次采访中告诉我，作为一名毕业生，她确实曾经以她当时丈夫的名义写过一些官气十足的书，比如1959年出版的《弗洛伊德，道德家的头脑》，不久他们就离婚了。桑塔格去巴黎上学，并开始发表犀利的文章。

　　1966年，她发表了令人震惊的论文集《反对释义》。她的激进论点抓住了大众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心。10年后，她的主题转向了我们世界中影像的力量；当她的身体变得衰弱时，又用疾病作为隐喻，批判了地方主义的倾向。

　　在生命的最后时期，桑塔格仍然保持着一种文化守护者的姿态。这是她一直关心的，也是她愿意承担的责任。她是应该得到那么多思念的。

　　萨拉·邓南特

　　(作家和电台主持人)

　　遇到她之前，我像许多人一样对苏珊·桑塔格充满敬畏。她在我们的时代用激光般的头脑和智力透视了这么多重大文化问题。她太聪明了，并且坦诚而无所畏惧。她可以把像我这样的人当早餐吃掉，然后毫不在意地吐出来。

　　但是我错了。我一生都在面对聪明的、著名的人物，但是和苏珊面对面是另一回事。我们在广播3台做了一个午夜直播节目，当时播音室出了些问题，我记得，我们只能在外面等。她到了，坐在我旁边并且开始交谈。我不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几分钟后恐惧就消失了。不知什么原因，我们说起了意识研究的话题。我思考得很多，从中得到了很多乐趣，根本没有时间去敬畏。她整个人被思考的欢乐带动，是那么有感染力，以至于你只有加入进去。

　　那时候，她刚完成了一部关于一位19世纪俄罗斯女演员的小说，那本书真的不是那么好，这在她去世后听上去也许不太舒服，但她是绝对希望一个人诚实的。那本书有点像老式双翼飞机，负载了那么多想法，最后却没法离开地面。但是当她谈论它的时候，那些同样的想法却可以飞起来。在采访期间，我告诉她并不太喜欢这部小说，她摆摆手说很抱歉，但那个小说是她现在想写的。

　　采访结束时，她撕了一张纸并在上面写了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真的很喜欢和你谈话，”她说着，把那张纸从桌子上推过来。“如果你在纽约的话……”

　　回过头看，我想桑塔格教会了我以及像我一样的整整一代妇女成为知识分子的真正意义：不是卖弄聪明和好的想法，而是热爱知识。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伦敦，一年多以前。她很疲倦，看上去有些迟缓，但一旦她开始谈话，那种无边的好奇心和精力又回到了她的身上。

　　彼德·布鲁克斯

　　(弗吉尼亚大学教授，作家)

　　我能回忆起来第一次和苏珊·桑塔格的见面，是在我写了一篇关于她的书《反对释义》的评论之后，那篇评论发表在《党人评论》上。那是60年代中期的事情，我很年轻所以说了一些批评，尽管我很喜欢那本书。我和她在纽约的一个聚会上见面。她走过来说：“读了你的评论，让我们谈一谈吧。”

　　我有点害怕。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有点苛刻，而她的反应是那么宽容温和。她了解有些地方需要真正的交谈，因而很认真地对待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会把我的一些作品给她看，尽管她很忙，但总是给我回应。

　　和很多美国学者不同，她非常关注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她写过戈达尔，并且是第一批在美国评论罗兰·巴特的人。在那个时代，她的敏感性对纽约是非常特别的。她的重要角色之一，就是把前卫艺术带到一个广泛的人群面前。她是一个真正的公众象征。

　　麦莉莎·本

　　(作家和女权主义者)

　　一个社会常常在一个时代出现一位中性的象征：一个女人聪明、热烈、很少妥协、更多产，远远超过大多数人敢于梦想的那样。苏珊·桑塔格就是这样的一个象征：我们这一代人成型于女权主义的洞察力和抱负，需要她严肃的态度、她全球政治的激进主义、她对高等和低等文化所承担的义务，以及她的创造力。而我女儿这一代人也因为同样的理由需要她。

　　她的去世，使她的身份从反动头脑对她的陈腐评价中解脱了。她的影响和名声将理所当然地上升。她的作品一直很勇敢，有意义。我仍然记得读她的关于疾病和摄影的散文时感到的兴奋。她选择研究的主题，以及她选择的研究方式，仍然具有某种象征性。(海松/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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