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东来专栏
学者常常愿意以专家自居，言人所未言。他们似乎总是能从一些“微言”中看出“大义”；从孤立的个别现象中，找出或者想像出自以为是的“本质”和“规律”。这不，当世界各国民众及其基本上反映其意志的问责政府，慷慨解囊为印度洋海啸的受难者表达人类伟大的怜悯心的时候，一些所谓的专家就迫不及待地在电子或平面媒体上，为国内读者解惑
答疑了——从某些政府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中，他们已经“清楚地嗅出一股浓烈的政治气息”。他们是如此地敏锐，以至于立即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原来，在“灾区重建的舞台上，新一轮的大国政治博弈已在上演”；原来，“海啸虽已远去，但现场的满目疮痍似乎在提醒人们，背后的政治较量才刚刚开始。”
在发表如此宏论的“专家”眼里，那些国家的而非民众的援助，虽然不能说“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各大国，特别是西方大国的意图却是一清二楚：美国当然要“努力排斥亚洲主要大国的影响”；日本自然想为“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增加筹码，并通过突出自我形象来抢占在中日韩三国与东盟合作中的领导地位”；而美、英、澳、日动用军队，只不过是锻炼“部队在东南亚的机动和迅速部署能力，取得了和军事演习类似的效果。在受灾国军事基地附近的部队集结还提供了现场窥察当地情报信息的难得机会。”(《南方周末》，2005年1月13日，刘卫东文)一句话，一场地区性的灾难变成这些国家捞取政治资本的一个砝码，而人道主义的救援只不过是它们扩大政治影响的借口和陪衬而已。
看到主流媒体上如此“深刻”的评论，让我想到一句老生常谈，“偏见比无知更可怕。”或许生活中目睹了太多民众与政府分立，国家与国家对立的痛苦现实，或许还在受制于国家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体现的这一经典定义的束缚，一些人总以为可以把政府与其民众剥离：民众的慷慨解囊是人类伟大善意的体现，国家的挺身而出则是卑下的政治利益使然，殊不知，在一个民治社会中，反映和回应选民的诉求是一个负责任的(accountable)政府正当性的基础。要知道，如果欧美日民众无动于衷，美国等国领导人即使是天使，也不敢把纳税人的血汗钱随便施舍给他人；如果欧美日民众悲天悯人，美国等国领导人即使是魔鬼，也没胆子袖手旁观见死不救。至于军队的动员，实在不必大惊小怪，对于习惯于“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的中国读者来说，不会不知道任何救灾行动中，最及时和有效的动员就是军队的动员。
在全球化时代特定的自然或人为灾难面前，人民和政府，你们和我们，这样的传统两分法已经失去了作为分析工具的意义。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人类经历了多少的天灾人祸，其中不乏远比这次海啸更可怕的浩劫，可是，读者诸君可曾见过，比这一次灾后救援参与更为广泛、救援更为及时、数量更为巨大的国际援助？体现在这次灾后救援中人类的伟大博爱，的确做到了人们一度希冀过的“人不分贫富贵贱，地不分东西南北”的自发动员。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的发展虽然不尽如人意——伊拉克战争就是明证——但是比起20世纪血流成河的两次世纪大战，比起人类总是生活在核战争恐怖阴影下的冷战，冷战后的世界是20世纪最好的时期。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的近30年的时间里，有一个伟大的力量在慢慢地积蓄能量，且有燎原之势，这就是国际人道主义，它可能是国际组织的，也可能是各国政府的，但更多地是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它体现在对非洲难民、亚洲灾民的关怀中，也体现在对“9·11”受难者的同情中，更体现在对战火下的科索沃、巴勒斯坦、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难民的无私帮助和救援中。在些事件中所孕育的人道主义大潮，终于在这次海啸灾后的救援中喷薄而出，欲与“天公试比高”！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没有资格做任何预言，但作为地球村的一个公民，我却有着伟大的期盼：以这次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为契机，21世纪的国际社会，成为人道主义在文艺复兴中被发现以来，最接近于这一美好理想的世纪。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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