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印尼海啸灾区：班达亚齐我来了

　　人生总是充满意外。

　　2004年的最后几天，我和其他大多数同事一样，正在为年终总结及来年制订新的计划而忙碌，12月26日，一场全球近数十年发生的最为惨烈的印度洋海啸席卷了诸多国家，其中印尼苏门答腊岛西海岸成为遭受损害最为严重的灾区。30日，部门领导通知我：经研究，已把我纳入印尼海啸灾区报道后备名单，做好随时出发的思想准备！ 　　

　　对我来说，这个通知多少有点意外。首先我是从事经济报道的，平时关注更多的是信息产业、宏观经济等领域，对自然灾害的报道从未涉及过，其次，我所在的国内部是专门从事国内新闻报道的单位，国际报道一般归口到国际部，之前我们从未涉及过国际新闻报道，从这两点来说，派谁也轮不着派我。后来得知，是部里考虑到我曾在欧洲获得过学位，到灾区采访能充分发挥英语和了解外国文化的优势。军令如山倒，新华社国内部向以“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必胜”的风格著称，我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开始查资料，看稿件。灾区灾情空前严重，疫病和混乱随时可能爆发，这次采访对我是一次从未有过的的挑战，带着对印尼灾区的紧密关注，我从2004年跨入了2005年。 　　

　　在重大灾害面前，似乎一切意外都变得自然，抵达灾区的过程从一开始就因一连串的意外而充满曲折。1月8日，当我还在参加社里对赴海啸灾区人员技术培训之时，部里电话通知我，正式决定我跟随中国国际救援队第二批队员奔赴印尼重灾区班达亚齐进行采访报道，几分钟后，救援队打来电话，通知我上报护照号码。但外事局告知，由于第二天是周六，外交部不办公，护照和签证需要到10日即周一才能去办理。8日深夜1点，救援队打来电话告知，由于灾情十万火急，鉴于我不能在10日前完成有关手续，将于11日中午起飞的救援队包机无法等我，因此被迫取消新华社随队采访的名额。事情似乎变得困难起来。

　　第二天一早，我所在部门领导紧急与救援队负责同志协商，同时全力与外交部等部委进行紧急联系办理相关手续，最终达成协议：我单独飞雅加达，之后寻找机会进入灾区，与救援队会合。我立刻订好了11日下午前往雅加达的航班，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11日上午10点，我正在医院注射防疟疾、破伤风的疫苗，已启程前往首都机场的救援队打电话告诉我，一个随队的中央电视台记者由于持的是因私护照，不能上救援队的包机，所以如果我能立刻赶往机场替换他，就可以随队直接前往灾区。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我立刻上报部门领导，部里指示，立刻前往机场。 　　

　　一路风驰电掣，我终于赶在中国国际救援队登机前赶到了首都机场的专机停机坪。跟随着救援队誓师、上通勤车，似乎一切都顺利，我正打算长舒一口气，没想到登机时又卡了壳。一个负责检查登机的工作人员死活不准我上，说他的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这个名单早已经印尼外交部审核，如果临时换人顶替，即使到达印尼我也出不了机场，而且还会酿成国际事件。唇焦口燥呼不得，最终眼睁睁看着救援队的包机呼啸而起，渐行渐远。我只好三步并两步赶往首都机场的新机场，等待下午4点的民航飞机前往雅加达。 　　

　　到新机场后，我立刻用手提设备发出了中国国际救援队第二批队伍奔赴印尼灾区的稿件。之后才觉得饥肠辘辘，一看已是下午2点了，从早上到现在滴水粒米未进。拖着行李转到机场地下餐厅，最便宜的面条20元，一摸口袋才发现早上走得太匆忙，没带钱。只好望面兴叹，掉头回候机室干咽口水。

　　11日下午4点整，飞往雅加达的国际航班准点起飞，看着机下渐渐变小的建筑，我终于出了一口长气，虽然还不知道将如何进入灾区，但至少，此刻我已离灾区越来越近了。

　　靠近

　　9个小时的航程，一头连着北京，一头连着雅加达。

　　凌晨1点抵达雅加达的国际航班上乘客不多，一下就像沙子里的水一样消失在偌大的机场里。机场安检人员的印尼语听在耳边，使我意识到不同文化的边界原来瞬间可以跨越。陌生的国度，未知的前路，一时间不由得有些孤独。意料之外的是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记者余谦良得到总社消息，深夜前来机场接我。几句中文一说，亲切之感油然而生。 　　

　　由于灾情严重，印尼所有通往灾区亚齐省的正常航班都已中断，正常途径进入亚齐省会班达亚齐的方法已不可能，我不禁格外着急。我和余谦良商量后，决定去印尼哈里姆空军基地寻求帮助。余谦良此前已和这个基地的一个少校打过交道，但这个少校正在棉兰，要2天后才能回来。时间不等人，我决定直接去碰碰运气。在机场指挥室，两名军官听说我是来自中国新华社的记者，要去灾区报道，热情地表示可以让我搭乘第二天的C130运输机前往班达亚齐。我立刻告知小余，同时开始在这个基地采访，发出了《生死救援，只争朝夕——哈里姆空军基地速写》的特写。回到住处后，小余又给他认识的少校打通了电话，请他把我排入上机名单，算是上了双保险。 　　

　　次日凌晨4点，充满浓郁热带风情的雅加达还在酣睡，大街上一片寂静。余谦良和分社司机一夜未睡，准点赶来接上我，一起赶赴哈里姆基地。此时基地里已一片繁忙，装载救援物资的卡车忙着向运输机里上货，一些士兵和来自印尼各地的志愿救援人员在等候登机。飞机轰鸣声中，一个士兵拿着一张登机名单大声点名，一股即将上战场的气氛开始蔓延。

　　眼看着身边的人纷纷被点到，拿着行李上了飞机，却无我的动静，心里不禁惴惴不安，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又会重蹈首都机场时的覆辙。陪我的余谦良精通印尼语，他上前去看了一下名单，欣喜地看到了我的名字。登上机舱的旋梯前，我回首看了一眼风景秀丽的机场，在心里轻轻告诉自己，离灾区又近了一步。

　　C130的发动机震耳欲聋，大型挖掘车辆和如山般的救灾物资堆满了机舱中部，两边狭窄的通道上挤满了人，漆黑的机舱里看不清楚邻座的面目。第一次乘坐军用运输机，好奇之外，更多的感受是煎熬。由于地面温度达40摄氏度，飞机在跑道上等候时，机舱里闷热难耐。但飞机起飞后，温度迅速下降，记者穿着短袖衫，冻得不禁哆嗦起来。雅加达离班达亚齐1500公里，但由于航线紧张，无法直接到达灾区，运输机先是飞行2个小时后降落在一个军用机场上，等候约1个小时后，又飞向离班达亚齐最近的撒邦岛。

　　　再靠近 　　

　　撒邦岛是一个美丽的小岛。这里唯一大型的建筑群，就是面前的军用机场。跑道尽头，椰子树随风摇曳，树丛外就是湛蓝的大海。但我实在无心欣赏异国美景，期盼早点到达灾区，和国际救援队会合。同行的人告诉我，这里距班达亚齐飞行时间约15分钟，也就是说，我又靠近了灾区一步。

　　但剩下的这段航程，似乎那么难以跨越。飞行员说，由于班达亚齐军用机场及其繁忙，全世界的救援飞机正向这里飞来，因此必须等到航线空出一个机会，所以具体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能起飞，仍无具体消息。从中午到下午4点，所有乘客都只好在飞机翅膀的阴影下席地而坐，忍受饥渴和烈日的折磨。身边一个21岁的小伙子和大家说起他的遭遇：他父亲是渔民，家在海边。全家6口人都在海啸中失踪，估计生活希望渺茫。他这次从雅加达回来，是想能看到他家人一面，无论生死。记者问他：“你现在难过吗？”他说：“我的眼泪这些天都哭干了。”一边是美丽的海景，一边是悲惨的现实，如此强烈的反差，使我更增强了努力做好这次报道的使命感。 　　

　　下午6点，运输机的螺旋桨突然转动起来，发动机开始轰鸣，大家纷纷向飞机上奔跑。飞机很快拔地而起，蓝色的海水从机翼下不断闪过。身边的一个直升机飞行员告诉我，再过几分钟，班达亚齐就要到了。 　　

　　从舷窗向外看，被海水淹没的建筑废墟不断映入眼帘，绵延不见尽头。浓烈的凄惨景象仿佛直接刺入机舱内，所有乘客在一片肃穆的神情中沉默。经历这么多曲折，终于要到目的地了，对着窗外，我不禁在心里默默说了一句：“班达亚齐，我来了。”周文林 (记者：周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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