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布赖特：政坛风顺 生活坎坷

　　本报记者 刘俊

　　与现在风头正劲的赖斯相比，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影子已渐渐成为过去时。这位有着“铁娘子”之称的女人正过着她所向往的普通生活：种满紫罗兰的花园，令人神往的大自然，以及陪伴在左右的家犬。

　　但没人能否认奥尔布赖特在美国政坛的价值，她曾被美国媒体称为“与克林顿总统珠联璧合，创造了一个时代”。

　　颠沛流离的童年

　　奥尔布赖特1937年5月15日出生在前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一个外交官家庭，本名玛德琳卡·考贝尔。在她两岁的时候，纳粹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考贝尔一家从此开始了长达6年的逃亡生活。

　　小玛德琳卡先是跟随父母踏上了去贝尔格莱德的火车，之后又取道希腊去了英国。刚到伦敦的前几个星期，考贝尔一家非常压抑，由于成千上万的东欧人涌入这座城市，找工作很难，一家人只能靠从捷克偷带出来的钱生活。

　　到了1941年春季，德国人对英国的轰炸不断升级，伦敦已不适宜居住，考贝尔一家搬到了乡下。

　　两年后，玛德琳卡开始在因戈玛学校上一年级。每个学生都携带一个装有防毒面具的小铁箱，箱子上漆着学校的油漆，即使是离开教室，孩子们也一直带着它。晚上，由于空袭频繁，考贝尔一家不得不躲入防空洞。

　　在一家人逃出国门的同时，玛德琳卡的爷爷奶奶还留在捷克。他们被送往希特勒专门为犹太人设立的集中营，此后两年内，两位老人先后离开人世，一个死于伤寒病，一个直接被推进了毒气室。玛德琳卡对此一无所知，直到1994年她随克林顿一起出访布拉格时，才知道这些。

　　二战结束后，考贝尔一家又飞往贝尔格莱德。玛德琳卡的生活从此变得异常孤独，她基本上没什么玩伴。10岁时，玛德琳卡表现出学习上的天赋，成绩远远超过了同年龄段的孩子。可是，由于她年龄小，不具备升级的资格，父母决定把她送到瑞士的学校学习，他们选择了谢克斯布莱斯的波列普琳那学校。玛德琳卡大发脾气，她告诉她的父母她不想去瑞士上学。

　　但是她失败了，由于患皮疹，她比其他学生晚两个星期到校，秋季学期已经开学，不认识那里的任何人，学校给她取了一个新名字，玛德琳。圣诞节，她没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回家和父母团聚，而是被送到附近的德语学校，吃住都在那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考贝尔和捷克政府的隔阂越来越深，1948年，他叛逃了，伦敦再次成为考贝尔一家的避难所。后来，他们去了美国，在纽约市郊安顿下来。

　　在那里，玛德琳不仅口音听起来跟别人不一样，穿着打扮也如此。外套不是太宽就是太窄，裙子不是太宽就是太长，从来没有合身的时候。她的同学偶尔举行少男少女聚会，但玛德琳从来不参加，她的父母对美国孩子习以为常的聚会不以为然。

　　热衷政治的女学生

　　在美国的第一学年结束时，玛德琳从六年级毕业。考贝尔一家又一次收拾行囊，朝着他们的目的地——美国西部进发。她先后在丹佛南区的莫雷斯初级中学和肯特女子中学度过了中学时代。

　　高中毕业前，她同时向5所大学发出入学申请，她需要保证至少得到一所院校的奖学金。一周之内，她被5所大学同时录取，其中韦尔斯利女子学院为她提供了数额最高的全额奖学金，还替她出了到学校的路费。

　　初到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时，玛德琳看上去跟其他新生没什么两样，除了鞋面蒙上了一层尘土外——这是她跨越一半国土长途跋涉的证明。

　　从到校的第一天起，玛德琳的认真劲和上进心给老师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渴望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经常给《韦尔斯利新闻报》撰稿，作为一名热衷于美国政治的学生，她几乎是父亲的翻版。

　　毕业近40年后，奥尔布赖特谈起她的大学时代时，依然眼里泪光闪闪地说：“一切像是在梦中，我是那样地热爱韦尔斯利。”

　　1957年3月25日，对于玛德琳一家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他们移居美国8年之后，父母成为美国公民，同年8月14日，玛德琳获准加入美国国籍。

　　大学二年级在《丹佛邮报》实习期间，玛德琳遇上了乔·奥尔布赖特，他是美国一个家族报业帝国的继承人。

　　两人对政治和新闻有着共同的偏爱，与乔相遇仅6周后，她就“带上了别针”，这是订婚的前奏。他们很快坠入了爱河，玛德琳为此放弃了天主教而改信新教圣公会。

　　婚姻在45岁时亮起红灯

　　韦尔斯利的毕业证和一只结婚钻戒，使玛德琳的生活放射出熠熠光彩。当乔从军营服役期满后，奥尔布赖特夫妇回到了芝加哥。乔在《太阳报》重操旧业，玛德琳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谋到一份工作，奥尔布赖特夫妇的生活开始蒸蒸日上。

　　后来，奥尔布赖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并获得“公共法律与政府”专业的博士学位。1980年，她申请并成为伍德罗·瓦特国际学者中心的学者，到波兰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研究之旅。然而。当她两年后从波兰回国时，丈夫约瑟夫却抛出一枚“婚姻炸弹”，他对妻子说：“这场婚姻已经死亡了，我已爱上了别人。”

　　“我真的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令我心烦的了——约瑟夫向我提出离婚协议，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他既不说我看上去太老气，也不问我为何心烦意乱，他只是说其他人也离婚，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时年45岁的奥尔布赖特首次开始了她成年时期的单身生活。“和大多数刚离婚的人一样，我必须安排我的社交生活。而这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自20岁起，我就再没注意过其他男人。我没有自信，我要感谢约瑟夫离开时对我长相的评价，我是个太一本正经的人。我上次约会是在50年代，而现在是80年代了。我根本不知道现在约会的规矩，我觉得自己像一位45岁的处女。”

　　在一些女性朋友的帮助下，她学会了独立生活。凭着自己的不懈追求，奥尔布赖特最终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政府中职位最高的女性。“当我成为国务卿后，我意识到，如果不是离婚的话，我永远也不会爬到这么高的位置，当然，也许其他人可以。但一想到离婚，我就非常难过。我一直想，如果约瑟夫改变主意，回到我身边，那么任何职位我都会心甘情愿地放弃。”

　　政治生涯一帆风顺

　　在乔治顿大学，奥尔布赖特开始走出婚姻低谷。1982年9月，她开始教授现代外国行政管理课程，这是一年级的必修课，她还为研究生开设外国政策制定、美苏关系及当代国际关系等课程。很快，她就成了乔治顿大学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

　　1989年到1991年期间，奥尔布赖特经常受邀参加一个名为“重大决策”的脱口秀节目，这使她在美国政治中变得日益重要，并在媒体上频频曝光。与此同时，她开始为美国之音做每周评论，这为她提供了另一个展示个人思想的舞台。

　　真正让奥尔布赖特在政治舞台上展示个人才华的是，在1988年总统竞选期间，她成为总统候选人杜卡基斯的主要外交顾问。后来，精明的克林顿同意帮助杜卡基斯与布什面对面论战，这也是奥尔布赖特第一次遇见克林顿。

　　在奥尔布赖特从事民主党竞选活动的20多年中，她建立了一个复杂而又庞大的朋友网络。在1992年克林顿当选为总统几个月后，奥尔布赖特就被派驻联合国。1997年1月，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

　　在任职后的几个星期内，她就进行了被媒体广为宣传的国际访问，在11天的时间里访问了9个国家。5月，她又前往南斯拉夫，在萨格勒布她轻描淡写地指责了克罗地亚总统，指明他未能遵守十八个月前在俄亥俄州代顿通过谈判达成的和平协议。

　　她告诉一位内阁成员，她对于克罗地亚未能阻止针对试图返回家园的塞尔维亚难民的袭击感到非常“厌恶”，这个词在外交界是极少听到字眼。

　　奥尔布赖特还设法培养与俄罗斯外长普里马科夫的关系，这是个有时让人颇感棘手的人物，曾主持过前克格勃的工作，两人的友谊最后发展到直呼其名的程度。普里马科夫敬重奥尔布赖特的坚韧不拔，称她为“铁娘子”。

　　1997年11月是对奥尔布赖特外交手腕及耐力的最严峻的考验，这时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正与美国进行激烈的对峙，为了达到迫使萨达姆让步的目的，她飞往中东寻求联合国安理会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支持。

　　“她穿梭于多哈、新德里和伊斯兰堡等城市之间，考虑一系列问题，处理在伊拉克即将爆发的严重危机……她必须与那些不完全赞成我们方案的国际伙伴打交道，这非常困难。”在华盛顿密切关注各种谈判的塔尔伯特说。

　　奥尔布赖特最大的感染力在于，她与普通的美国人一样，有时会头发纷乱，身着沾有污渍的裙子，穿着袜子到处跑。

　　尽管权威势重，但她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在华盛顿单凭个性是不会成为受欢迎的客人，而只能是在某一时刻“炙手可热”而已。

　　当2000年克林顿结束第二个任期之后，奥尔布赖特也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卸任后，她重新过起了平常人的生活，她有3个女儿和5个外孙，她说要努力做一个慈爱的外祖母，和儿孙共享天伦之乐。

　　在闲暇的时间，她编著了自己的传记《国务卿女士》。她毫不掩饰自己的犹太难民身世，毫无保留地袒露破碎的婚姻曾给她人生带来的巨大伤害，因为坦率是她一贯的作风。

　　中国太大，美国不能忽视

　　2003年9月16日，奥尔布赖特推出了个人回忆录《国务卿女士》。书中谈到了她任期时经历的中美关系。奥尔布赖特曾在1997年、1998年和2000年先后5次访华。

　　她在回忆录中说，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中方认为最完美的会议，是美方在会后声明中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关系，乃是和日本的关系；美国在亚洲的最复杂关系，则是和中国的关系，这个关系需要长年不断地照料，而美中之间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

　　奥尔布赖特强调，美国的一贯政策是不挑战北京所坚持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它认为两岸对各自的前途都有强烈而互不妥协的主张，北京绝不会在统一问题上让步，台湾亦绝不会在自身安全问题上弃守。与中国官员会谈时，只要一触及台湾问题，他们就会说出一大串历史。她说，两岸问题一直在紧张而又不稳定的状态下存在，虽然它并不是常处于世界的“热点”中，但它随时可能爆发大麻烦。

　　奥尔布赖特说，邓小平曾表示，不管要多久，“哪怕是一百年或一千年”，北京都会寻求和台湾统一。克林顿希望和江泽民在1997年、1998年举行的美中高峰会，能够建立起两个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为准备1998年的第二次美中高峰会，奥尔布赖特飞往北京安排，江泽民带她参观中南海。江泽民说他准备和克林顿坐在湖边长廊上，开会之余，还可欣赏音乐。江泽民招待她时，表现很是见多识广，有时说俄语，有时用英语引述格言，有时朗诵诗词。江泽民和克林顿在白宫举行第一次峰会时，参观白宫林肯卧室，江泽民当场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讲辞。

　　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突遭美国战机轰炸，奥尔布赖特的行政助理告诉她，CNN正报道此事，3名中国人被炸死，20人受伤。北京相信美国是蓄意轰炸。

　　奥尔布赖特深夜从床上下来，试图打紧急电话给中国外长唐家璇，但是找不到他。她当机立断，马上打电话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罗斯顿将军，请他穿好制服陪她到中国驻华府大使馆作一次深夜拜访。皮克林和白宫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再加上罗斯顿和几个保镖，随同她专程到中国大使馆，向李肇星大使道歉。

　　奥尔布赖特任驻联合国大使时，认识当时也在联合国当大使的李肇星，两人关系还不错。但那天晚上，李肇星非常生气。奥尔布赖向李肇星解释轰炸事件是一桩非常严重的意外，她感到极为难过，谨向死者和死者家属表达慰问之意，同时亦表示关切美国驻华大使馆人员的安全。

　　李肇星听了她的谈话后，表情严峻，他要求奥尔布赖特在中国电视上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突然间，电视摄影机出现了，她发表了简短声明后，准备离去。一群自称是中国记者的人挡住奥尔布赖特一行人的去路，严厉责问美国为何杀害他们的同事？

　　奥尔布赖特表示，对任何一个美国政府来说，中国太大，美国不能予以忽视，也难能拥抱她；中国很难被左右，因为中国非常、非常自豪。她说，两国领导人的私人外交并不能改变政府的基本哲学。奥尔布赖特还说，处理对华关系，美国需要作一个长远的思考，美国不应视中国为敌人，而应期待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与中国进行各种层面的接触。与中国接触，并不意味着赞助他们，美国应信守对台湾的承诺，对武器扩散与人权问题应持续表达美国的关切。奥尔布赖特意味深长地说，150年前，法国政治学家托克威尔曾预言，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将塑造世界之命运。她说，托克威尔如在21世纪重临世界，他也许不会忽视俄罗斯，但他肯定会先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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