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物：美国外交进入赖斯时代(附图)(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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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27日00:17 新京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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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了一种细腻的语调向欧洲说话 赖斯欧洲之行的友好言辞是否真的意味着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已经开始“转暖”了呢？欧美媒体对此的评论不一。《欧盟观察家》说，这些言论或许意味着，美国希望达到现实和理想相平衡的对外政策。从推行大中东地区的“民主化”到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完成所有这些目标都离不开主要盟友的大力合作。因而，赖斯的欧洲行也是为打开美欧关系“新时代”打下第一块的基石。英国《金融时报》称，对老欧洲的嘲笑不会再重现了，现在开始的是一个新的联盟。《洛杉矶时报》评价赖斯的欧洲
但法国媒体对美国依旧高举“民主”大旗似乎不屑一顾。法国《世界报》称，法国不认为民主是可以强加给世界的，即使通过非军事手段。赖斯的“布什理想主义”谈得太多，而一个国务卿应有的现实主义谈得太少。 不过，欧洲人对赖斯的修补裂痕之旅也没有全盘推翻，《世界报》说：“至少，美国打算说服我们，而不是简单让我们加入。”德国《明镜周刊》称，至少这是朝好的方向迈出的一步。《费加罗报》也写道：“不管怎样，我们可以选择用不同的词来表达同一个意思，这样能避免伤害互相的感情。”也许正如《费加罗报》所说，即使只是言辞的变化也能让欧洲和美国打开解决矛盾之道。国际观察家认为，至少，赖斯和布什先后对欧洲的访问，意味着转暖的时刻到了，美国需要欧洲盟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重建等议题上的支持，而欧洲在伊朗核问题、援助非洲、气候变化等问题上需要美国的合作。 恢复美欧关系需要“对话”而不是“独白” 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德国研究委员会主席威廉·佐迪亚克指出，重建泛大西洋关系是布什总统第二任期最困难的战略挑战之一。“9·11”事件后，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耗尽了全球对美国的同情。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上的巨大人力、财力消耗让美国认识到，即使超级大国也需要同盟，因为单凭自己已没有能力完全达到目的；另一方面，仍在伊拉克战争的泥沼中不得脱身的美国更希望通过渗透和演变的方式，而不是战争赢得更多胜利。 佐迪亚克认为，在中东地区，赖斯的大部分精力必须放在巴以关系和伊拉克的稳定上。但是在持续多年冲突的背景下，对于中东“和平路线图”的失望也在增加。在伊拉克，美国仍然需要继续留守驻军来保障该地区的安全，但是伊拉克未来的政治构架仍然无法确定。赖斯必须非常巧妙地处理美国在政治进程中的位置，同时大力拉拢欧洲盟友，为重建获得更多保障。 分析人士指出，在中东问题上与欧洲用“一个声音说话”不论怎样都有利于美国。在伊朗核问题这个心头大患上，加入欧洲成为谈判的一方是目前最现实的选择：即使与伊朗的谈判破裂，美国也不会被指责态度消极。同样，赖斯虽然访欧时表示美国不打算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但是在多边外交之外还有很多选择范围，如联合国决议，国际制裁，以及孤立等。 反过来，如果美国不对欧洲真正关心的问题上施以援手，美国也难以得到欧洲更多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是气候变暖和非洲的发展。英国首相布莱尔已经将这两大问题列为他今年的首要任务，在今年2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布莱尔曾明确表示：“如果美国希望世界其他国家关心它所关心的议题，美国也必须首先和其他国家一道，解决世界所面临的问题。” 离开欧洲之前，赖斯在接受《金融周刊》采访时表示，她对此行“感觉很好”，并承诺布什总统将继续大西洋两岸的对话。但是，就像英国牛津大学欧洲研究专家提莫斯·加顿对美欧同盟前景的评价：美国最终能获得欧洲盟友多少支持，取决于泛大西洋关系是“对话”，还是“独白”。 掩去了“新保守主义”的锋芒？ 赖斯说：“世界的权力中心已经被共同利益、共同威胁和共同的价值观联合起来了。”但她又表示：“美国在全世界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不能附着于国际协议上。” 游走于新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 美国政治时评杂志《国家利益》编辑罗伯特·艾黎沃斯在最近一期的社评中写道，布什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继续新保守主义派别的政策可能危及美国的财政，使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受损。”艾黎沃斯指出，新保守主义眼中的美国对外政策充满了危机，甚至连一些共和党人都开始意识到，布什政府“救世主”式的对外政策，以及打着民主旗号的“新保守主义”狂热势力的危险。 艾黎沃斯认为，现阶段的美国对外政策，和几个月前相比，有了明显的转折，也就是欧洲外交官看到的“一个月前不可想象的事情”。除了在伊朗问题上软化态度同欧洲合作，在叙黎问题上也有体现。美国虽然坚持要求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但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批评却明显比以往减少了很多，因为美国看到了该组织在黎巴嫩有着广泛民众支持。对于所有这些变化，也有美国学者认为，是赖斯的影响使美国对外政策走向“现实主义”。 赖斯在老布什政府任职时，她的上司、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沿袭的，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现实主义”作风。但是赖斯并没有完全把保守主义势力视做异己，尽力避免团派之争，因此在外界看来，赖斯在布什的第一任期是介于新保守主义的现实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人物。 在2000年的《外交事务》杂志中，赖斯写道：“权力无论对美国还是别的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同时有很多人对于强权的不满，因而除了国际法和国际准则，还必须遵循一个非常重要的灵活方法，即支持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这对美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能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2002年，在陈述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时，赖斯说：“我们有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来打破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强权相争的局面。今天，世界的权力中心已经被共同利益、共同威胁和共同的价值观联合起来了。”她认为，“美国不可能忽略或孤立和美国有不同价值观的大国”，并指出，“如果美国和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一同追求利益，将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目的。” 但是，赖斯进一步指出：“并不能停留在多边协议和国际机构的层面，美国在全世界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因此不能附着于每一个国际协议和约定上。”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以法德为首的欧洲国家开始有了压制美国“超级霸权”的提法。对此，赖斯认为：“多极格局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战争，但是它并不能带来和平的胜利。多极主义是竞争的理论，而这最坏的结果导致了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的‘冷战’。”由此不难看出，赖斯所推崇的，依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单边主义，这和欧洲所主张的建立一种多极的世界秩序相左。通俗地说，也就是“要么听我的话，要么走人”的典型“美国方式”。 布什外交调整的重要棋子 华盛顿智囊团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政策专家丹尼尔·普雷卡特指出，美国对外政策的方法可能有调整，但是政策本身没有变化。普雷卡特认为：“布什政府内部现在已经有这样一种共识，即任由美欧裂痕扩大等于自掘坟墓。因此，现在美国对欧洲的看法要较以前更加重视。”但是，她同时指出，除了语调上的调整，政策并没有大的变化。她说：“我们所看到的是，美国在表达对外政策时更加注意与盟友的协调。”如在伊朗问题上，普雷卡特认为，和欧洲盟友合作“并不会让美国损失什么”。 也有欧洲分析人士认为，布什政府的第二任期的政策走向尚难定论，如任命约翰·博尔顿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提名鹰派人物保罗·沃尔福威茨为世界银行行长，这与美国所声称自己要向世界展示的“友好”一面截然不同，所送出的是“自相矛盾的信息”。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外交室主任李晓岗认为，在布什的第一任期，美国在国际机制上进行了一些突破，如单边行动和“先发制人”的反恐战略，因而，第二任期可以看作是对国际机制进行修补或重建。而赖斯是否代表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从理想的“新保守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李晓岗指出，事实上，在布什政府的第一任期，赖斯就主张理想和现实相结合的外交策略。成为国务卿后不久，赖斯就抛出了朝鲜是“暴政前哨”的言论，把朝核问题上升到“反暴政”的高度。这可以看成是把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添加了理想主义色彩。因而，赖斯所代表的是在理想主义外衣下现实手段的务实对外政策。 撰文/本报记者谢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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