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再袭东南沿海地区

　　谁也没有想到，在拥有9亿农民和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国竟出现了“民工荒”。春节之后，“民工荒”再次袭击东南沿海一些制造业发达的地区。从表面上看，民工的离开是由于收入低、打工环境差，但事实上，我国不少企业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所获得的竞争优势，迫使企业一再压低工人工资，然而这种“饮鸩止渴”的方法不仅造成劳动力大量流失，也使得“中国制造”一次次遭遇“壁垒”。

　　沿海四省缺口38万劳动力

　　春节过后的杭州市衙前镇，操着各地方言的老板们开着奔驰、宝马等车辆沿途摆摊，与外来工讨价还价，游说他们到自己的工厂去“实地考察”。衙前镇有“中国化纤名镇”之称，因此衙前也就成了纺织工的聚集地，这吸引了周边绍兴、诸暨等地的众多企业。

　　这种为了招到工人，老板不惜“兴师动众”的场面在浙江并不少见。春节之后，“民工荒”再度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旋律”。根据杭州市三个职介中心的统计，平均每个民工可以选择8个岗位，每个男工可以选择6个岗位，而每个女工甚至可以选择15个岗位。

　　不仅是浙江，春节之后的广东、江苏和福建等地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民工荒”。统计部门的调查显示，我国制造业的龙头———广东省今年民工短缺数量预计超过100万人，有报道说，当地一些企业甚至因为找不到工人而被迫停产。

　　事实上，在刚刚过去的2004年，“民工荒”一直困扰着我国众多的制造业发达省份。

　　在号称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而且廉价的全球第一人口大国，这个消息似乎是天方夜谭。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有约1.2亿名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分布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未来还会有多达3亿左右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寻找工作。然而，由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确出现了矛盾，尽管矛盾只是暂时的。

　　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一份名为《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劳动力市场呈现出缺工现象》的统计报告显示：2004年第二季度，在上述四省的12个城市，70.4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但用工单位的招工名额为108.7万人，缺口达38.3万人。

　　广东省统计局的一项调查也显示，有超过70％的企业表示目前招工“很困难”或“比以前困难”，短缺对象主要是普通工，而对中高级技工和管理者的需求则较少。这份调查称，2005年广东民工短缺现象预计呈上升趋势，珠三角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难以及时招到足够的“工资要求较低的民工”。

　　农民工工资水平太低

　　“局部地方发生‘民工荒’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太低。”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援引一份有关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收入的调查资料说。这份调查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平均月工资只有600元左右，这与10多年前打工收益相差不大。而在同期，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却超过9％。

　　“这好比驾驶拖拉机追赶火车”，在杭州打工的江西女工胡腮英说。8年前，她刚到这里打工时的月薪是450元，而现在是550元，只涨了100元。现在，胡腮英在杭州郊区的一家塑料厂打工，她需要把整张塑料片做成塑料盒，小的盒子，一天要做几十万个。

　　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就业，是因为做工收益要远高于种田。目前，工资性收入已成为我国农民增收的第一动力来源，在有些地方，外出务工收入已占农民年收入的2/3。虽然2004年我国扶持农业的政策提升了农业的吸收力，但一些企业的恶劣务工环境和低下的报酬是使农民工望而却步的主要原因。

　　胡腮英自己年收入不足8000元，远不够补贴家用，丈夫开小货车的生意又时好时坏，夫妻俩起早摸黑忙了一年，只存下2000多元钱。丈夫曾和她商量不干了，但自认为已是“半个杭州人”的胡腮英却有些舍不得离开。

　　“中国制造”亮起红灯“

　　抱怨劳力短缺者，为什么不提高民工待遇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姚先国说，“因为长期以来，低成本一直是许多企业赢得市场的制胜法宝，压低工人工资是最简单、也是最奏效的方法。如果没有廉价劳动力，许多企业将会毫无竞争优势可言，它们不仅将失去利润丰厚的外贸订单，甚至还有可能被市场无情地淘汰。”

　　分析人士说，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确实让我国在近20年的时间里受益匪浅，并带动国内加工制造业迅速膨胀。去年，我国出口5933.6亿美元，增长35.4％，全年实现贸易顺差高达319.8亿美元。但这种过度依赖于低价所获得的竞争优势频频遭遇国外贸易壁垒。为了抵制我国廉价的商品，西班牙去年甚至发生了焚烧温州鞋的事件。

　　事实上，我国商品的这种低成本优势也面临着挑战。去年，我国因出现“民工荒”、“电荒”、基础资源涨价等问题，正给人留下了“中国开始不再‘廉价’”的印象。而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廉价劳动力并非我国独有，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正在紧紧追随。

　　受“民工荒”的影响，目前珠三角地区有近四成的企业考虑给员工加薪，有报道说，长三角的苏锡杭等地企业也相继提高了民工工资，幅度大致在10％到30％之间。

　　“这意味着，企业在提高民工工资、改善民工待遇的同时，必须缩小甚至停止目前低水平、平面式的扩张，减少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姚先国教授说，“严重的劳动力资源约束给经济亮起红灯的同时，也应成为我国改变固有发展模式的一次机遇。”

　　新华网

　　《江南时报》 (2005年03月29日 第二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