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问题再次影响东亚关系 日本成为动荡主角

2005年3月，因为历史问题，日本再一次成为东亚动荡的主角。 向春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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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东亚区域关系避不开的“结”。2005年3月，因为历史问题，日本再一次成为东亚动荡的主角。无论是教科书、领土争端，还是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声音里，都透着对日本深深的疑虑。这种担心，不仅仅在于现在的日本已经咄咄逼人，更在于一个把成为“正常国家”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实力基础上的日本，是否真的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正常国家？

　　              日本右翼如此篡改历史

　　 东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次，还是历史。日本抛出的“教科书”引爆了东亚又一个热点。这次引起中、韩等国舆论强烈反响的教科书问题，源自由去年延续至今纠缠在一起的两个事件。

　　其一，教科书选用：2004年8月，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决定，将于2005年4月开校的东京都立白鸥高等学校附属中学校的历史课程，选用日本扶桑社(出版社名)2002年版《新历史教科书》。

　　其二，教科书审定：日本2006年版初中新教科书的审查结果将在2005年4月公布。此前，有媒体披露了扶桑社送审新版教科书的部分内容，日本周边国家对该书的观点和内容纷纷提出严厉批评。目前，日本国内外对这本教科书能否最终通过审查均表示了强烈关注。

　　日本的“审定教科书”制度

　　教科书反映的是一个历史认识问题，它影响着未来的日本将以何种眼光来看待世界，决定日本的对外政策。更何况，日本的历史观今天已成为东亚国际关系的“心结”。亚洲邻国半个多世纪始终对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心存警惕，正是缘于历史。但可惜的是，日本口上虽反复“道歉”、“谢罪”，但行动上却一直默许甚至纵容国内极右势力抹杀历史的行为。这也是教科书屡屡成为东亚区域议题的原因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教科书已成为东亚检验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试金石。

　　近年来屡屡引发抗议的，是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该书2002年版开宗明义地讲道：“学习历史，并不是为了解过去的事实。而是基于过去的事实，了解过去的人是怎样想的。不要认为历史是固定的、不变的，也不要用现在的道德来衡量历史。”

　　这的确就是日本右翼的历史观———从不悔过，推崇结果将证明过程合理的历史观。而新近引发广泛关注的2006版“新教科书”，从已经披露的内容来看，更延续了其“皇国史观”，而且愈发变本加厉，在内容和措辞上，与2002年版相比，出现了更多令人不安的内容(见附表)。

事项	送审版日本历史教科书表述	现行中国历史教科书表述
甲午战争起因	“清不想失掉最后的朝贡国朝鲜，开始将日本作为敌人。日本进行了日清和日俄两场战争，就是由于东亚的这种国际关系。”	“日本海军在朝鲜东山口外丰岛海面袭击清军运兵船，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
二十一条	“中国方面期待列强的介入，向国内外泄露了极为机密的谈判内容，而且在5大条款中，将并非正式要求的事项也列入，制造了‘二十一条要求’的名称。”	“日本得知袁世凯想当皇帝，急需取得日本支持，于1915年，由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暗示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
“九一八”起因	“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的逼近，中国人的反日运动激化，不断发生妨碍列车运行和迫害日本学童的事件。此外，对日本来说，北面有苏联的威胁，南面有国民党的力量不断逼近。”	“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骤。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于1931年9月18日夜，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的一段路轨，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
卢沟桥事变	“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了有人向日本军队开枪的事件。第二天，中国方面继续开枪，进入了战斗状态。事件本身不过是一个小摩擦，虽然人们希望就地解决，但是与日本方面的冲突事件不断发生，解决变得困难起来。”	“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的卢沟桥进攻，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从此爆发。”
南京大屠杀	在一张名为“因巷战而遭到破坏的上海市区”的照片上用小字注解：“那时，日本军队导致民众中也出现了很多死伤者，这就是南京事件”。另在注释中写道：“在后来的东京审判中，认定这时日本军杀害多数中国民众（南京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在资料上也出现了疑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现在仍在争论。”	“日军占领南京后，对南京人民进行了血腥大屠杀，犯下了滔天罪行。”“据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日军占领南京后6周之内，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达30万人以上。”
日本的战争罪行	“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对日本军队所犯罪行只字未提。	德意日法西斯“灭绝人性，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中国，日本侵略者推行‘三光’政策，屠杀大批无辜居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在日本，初等和中等教育所需教科书，一般每四年“审定”一次，由民间出版社向文部省提出申请。审定合格后方可作为正规教科书出版，供学校选用———公立学校由主管该校的地方教育委员会决定教材版本，私立学校可自行选择。目前，日本共有8个不同版本的初中历史教科书，这些教材在思想内容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对于扶桑社2002版历史教科书引发的争议，日本文部省曾表示：政府的审定，主要是看教科书的记述是否与事实有出入，至于编撰者的思想，具体到历史教科书所反映的“历史观”，日本政府则“无法限制”。有舆论认为，文部省的这番说明，实际上是在推卸责任，纵容右翼势力。事实上，从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历史来看，日本文部省恰恰是不折不扣的帮凶。因此，人们也更关注日本政府对待2006版“新教科书”的态度。

    3次教科书攻击”

　　教科书问题，可溯源于战后盟军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整肃，由于这次整肃并不彻底，从二战结束时起日本就存在一股否认侵略历史、推行“皇国史”观的极右势力。半个世纪以来，这股势力发起了3次“教科书攻击”行动。

　　1955年，日本民主党发动“第一次教科书攻击”，对日本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最大的一次篡改。这次篡改否定了“南京大屠杀”，把日本的“侵略”改成“进出”，淡化了日本加诸世界的伤害。为了还历史本来面目，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1970年编纂了新的历史教科书，并通过法律诉讼告倒文部省，使“南京大屠杀”等史实重新出现在日本教科书中。

　　1980年代初，出现了“第二次教科书攻击”，日本文部省再度强化了教科书审定标准。于是，“侵略”重新成为“进出”，“南京大屠杀”被说成是“在混乱中发生”……这次“攻击”由于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关注，特别是邻国的强烈反对，日本被迫在教科书审定标准中增加了“处理我国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近现代史的历史事件时，要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角度予以必要的考虑”的标准。教科书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

　　19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保守思潮泛起。一些日本右翼学者借机于1997年组成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挑起了延续至今的“第三次教科书攻击”。

　　2001年4月3日，“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被文部省宣布为“合格”，通过了审定。虽然这部2002年版历史教科书，在审定过程中因被认为存在“严重问题”而作了137处修改，但其宣扬“皇国史观”的基调未变。用此书编撰者之一西尾干二的话说，修改不过是删繁就简，并未伤筋动骨。当年8月，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决定，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将为东京的两所特护学校采用。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有一个智障儿子在其中一所学校就读，对自己的儿子即将接受的“历史教育”，大江当时愤怒地表示：“他们（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哪里是在为有障碍的儿童着想？这是欺凌弱者的一种非常毒辣的机会主义行径。”

    右翼寻求“突破”

　　尽管日本右翼篡改历史不遗余力，但让他们意外的是，截至2004年7月，在日本全国544个选择区中，这本教材采用率不到0.1％，更没有被一所公立学校采用。然而，2004年8月26日，负责决定教科书选用的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决定在东京都立白鸥高等学校附属中学校采用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这是第一个选用扶桑社2002版历史教科书的公立学校。

　　这当然令右翼喜出望外。“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对东京都教育委员会“表现出的高水准的认识致以敬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京都教育委员会教育长横山洋吉却表示：该教科书的内容是将重点放在加深对本国历史的热爱上面。当时，针对白鸥高校采用教科书的决定，有媒体担心在日本现在的总保守化的环境下，这可能导致日本国内其他地区的公立学校采用右翼历史教科书。因此，东京都教育委员会教材选用的争论曾被看成是日本全国性教科书选用的“前哨战”。但结果表明，右翼势力在东京都教育委员会获胜。

　　右翼势力在公立学校的“突破”，连同出现的在审教科书内容泄露事件，构成了右翼势力自1900年代后期发动的“第三次教科书攻击”的最新战场。它所反映的日本历史观可能出现的逆转，才是引发亚洲国家警惕的根源。

    日本政府该如何面对？

　　对于这次教科书事件，有媒体认为，日本右翼此刻挑起事端，不但是在逼迫日本政府，也是希望以此向亚洲邻国表明，他们不会在历史问题上“屈服”。事实上，教科书事件也暗合了当前日本的某种政治情绪。

　　近年来，日本社会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沉渣泛起，使得国际社会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对日本提出的要求被看成是“干涉内政”，日本民众中坚持谢罪立场、勇于面对历史的力量也略显颓势，根源在于日本政界、财界有权势的某些人物，对右翼势力或明或暗的支持甚至怂恿。

　　2005年1月29日，62岁的日本文部大臣中山成彬在宫崎县举行的就职庆典上致词时说：“（日本）有很多自虐性的教科书，……很多教科书主张日本做尽坏事。”韩国媒体报道说，中山似乎知道自己的言论会引发风波，但他仍表示：“我不会再失言。但事实上我想失言。”

　　5次当选众议院议员的中山成彬曾担任执政自民党内部的“思考日本的未来和历史教育的聚会”的代表，该组织主张应删除历史教科书中有关强行带走慰安妇等措辞。中山大臣“想失言”的迫切心情，与小泉首相对来自民众和邻国的抗议充耳不闻，一再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不可能不对极右势力某种暗示和鼓励。

　　政府言行不一，态度暧昧，民间又缺乏制约日本政坛日益右倾化的决定性力量，说明当今的日本还不是一个能够让邻居安心入睡的国家。在这种背景下，一本教科书的审定，一个官员的“口误”，都可能成为牵动国家和民众神经的重大事件。历史不仅是历史，历史在这种氛围下更成了严峻的现实。如何看待历史，决定着国家关系的现实，并可能昭示着国家发展的未来。现在，似乎到了该日本政府表明态度的时候了：是以对历史与国家真正负责的态度，直面日本的侵略历史，真诚向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谢罪，并以史为鉴，开辟未来，还是纵容乃至赞同“皇国史观”，美化侵略历史？“新教科书事件”是块试金石。 王小飞 

外交战开启“日韩友谊年”

 3月中下旬的汉城，正是乍暖还寒时候。

　　一个星期以来，日本驻韩使馆的大门始终紧闭着。门外是群情激奋的民众以及层层叠叠的标语。“独岛是韩国领土”、“日本必须认罪”的口号此起彼伏。一位50多岁的妇女在高呼“日本必须道歉”口号后，当场砍下自己的小指，高举着喊道：“一定要把这带血的手指交给日本首相小泉，这就是我们的意志！”……这个星期，这样的场景已不是第一次了，然而这还不是最激烈的，刚烈的韩国人甚至选择了自焚。

　　同期，韩日议员联盟的5名韩国议员选择了前往日本，向日本政府和议会就日本对独岛的领土主张和新版历史教科书问题当面提出抗议……23日，韩国总统卢武铉发表《有关韩日关系告全国国民书》将韩国这波“反日潮”推到了波峰。

　　在这份告国民书中，卢武铉总统称，日本将独岛（日本称“竹岛”）纳入其版图“是企图将过去的侵略行为予以正当化，并否认大韩民国光复的行为”，所以韩国政府将“动员一切可行的手段，展开断然的外交对应”；而面临“艰巨的外交战争”和“经济可能更趋困窘的忧虑”，韩国更是“已具备了足以承担的力量”……

　　“日韩友谊年”就这样开了头。

    祸起独岛纠纷

　　今年是日韩建交40周年，两国为此还把今年确定为“日韩友谊年”。正在众多纪念活动按计划展开的当口，日本岛根县议会却突然提出一项地方性条例，要将每年2月22日定为“竹岛日”。2月22日，正是100年前日本强行将独岛纳入日本版图的日子。

　　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韩国方面的强烈抗议。韩国驻日大使面见日本外务次官，声明“独岛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国际法上说都是韩国的领土”，并希望日本放弃制定“竹岛日”条例。然而当日本外务省向岛根县议长发去传真希望岛根县妥善处理此事时，岛根县议长并不领情，反而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强硬手段最终解决独岛问题”。

　　对于飞临独岛附近海面的日本飞机，韩国空军毫不犹豫出动战斗机予以拦截。与此同时，韩国还向国内民众开放了“独岛旅游”，韩国游客一踏上独岛就高喊“我们的领土”；而日本右翼团体也不甘示弱，乘船到独岛附近示威，声称日本对该岛拥有主权。

　　就在这样的剑拔弩张之中，3月16日，日本岛根县议会还是通过了“竹岛日”条例案。同日，与岛根县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韩国庆尚北道宣布同岛根县断交。大批韩国民众包围了日本驻韩使馆示威，由此引发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对于来自日本国内的挑衅，韩国总统卢武铉表示不惜发起“外交战”。

    历史观隐含其中

　　这次日韩独岛主权之争，表面上只是日本一个地方议会引发的偶然事件。日本岛根县之所以在今年提出所谓“竹岛日条例案”，是为纪念1905年日本政府将该岛屿划归岛根县管辖100周年。但“得利者”则是日本政府，通过地方议会的举动，既可以避免与韩国政府形成直接对抗，减少自己的责任，同时又能达到对韩国实际控制的独岛宣示主权的目的，可谓一举两得。

　　但是对于韩国而言，独岛代表着殖民岁月刻骨铭心的记忆，独岛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为加强对朝鲜半岛的控制而据为己有的。因此，日本坚持对这一岛屿的主权就是对那段令所有韩国人都痛心的侵略和殖民历史的否认。

　　因此，在韩国看来，日本对独岛的领土要求和日本政要屡屡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新版教科书美化侵略等等事件是一脉相承的，其核心问题就在于日本政府对历史的态度。韩国总统卢武铉将其概括为“侵略历史正当化”和“继续推行霸权主义的企图”，而这些都“关系到韩国和整个东北亚的未来”。

　　韩国方面已明确表示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认为“不能正确认识和反省历史的日本缺乏正义”，根本没有资格。事实上，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主要障碍恰恰就是周边国家。这当中日本对侵略历史的暧昧态度正是日本招致坚决反对的最主要原因。由于在冷战格局下美国对日本改造的不彻底，日本的天皇制和主要政府机构都得以延续；再加上日本文化中缺乏正义感与罪感意识，其受害者意识总是强于加害者意识；日本的新进政客又需要出头的机会，所有这些原因使日本不但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越来越不顾及周边国家的感情，而且有恃无恐，在对外关系中变得越来越强硬。

    现实利益提供回旋余地

　　不过，除去历史问题外，日韩两国仍然还有诸多共同利益，因此目前日韩两国围绕领土的争端还不至于从根本上动摇日韩关系。换句话说，日韩领土争端或许在短期内仍然得不到解决，对双方的民族感情也肯定会有一些消极影响，但这一争端还远未超过日韩两国所拥有的共同利益。日韩同为美国的盟国，有着大致相同的政治和安全利益，在经济与文化关系方面也有着广泛的互利因素。

　　就在韩国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的同时，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也强调应该合理应对此事。而韩国另一位官员也说：“政府解决独岛问题的原则，是在不影响韩日关系的基础上，维护领土主权”。即便在韩国总统卢武铉措辞强硬的《告国民书》中，他也依然呼吁韩国国民冷静应对，不应该采取过激行动。

　　事实上，在日本岛根县议会通过“竹岛日”条例后，韩国政府提出的对日关系新原则的主要内容就是既坚决维护独岛主权，又要防止事态失控，以“维护日韩两国关系的大局”。对此，日本首相小泉也发表谈话，希望两国冷静对待，共同维护友好大局，同时在会见“韩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成员时也表示希望两国首脑会晤能如期举行，以“通过增进友谊共同消除对立和分歧”。这一建议已得到韩国方面的响应。

　　尽管如此，历史问题毕竟一直是横亘在日韩之间的一道障碍，日韩之间的争端使东北亚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地区合作中的变数也大大增加了。;   梁云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日本酝酿对华新“冷战”？

　中日之间的龃龉让一些人突然忙碌了起来。一位服务于国家级智库、专门研究日本文学的朋友说，他最近越来越忙了，“因为突然多了很多计划外课题”。他的口气透着无奈，毕竟那不是他的兴趣所在。而一位日本记者也半开玩笑似的调侃说，小泉首相应当给他发加班费，因为日本政府最近一系列的对华举措，激起中国连续反弹，这让日本负责中国报道的编辑、记者也感到疲于应付。

　　从去年到今年，春晓气田、潜艇事件、李登辉访日、日本政府接管钓鱼岛灯塔、日美安全磋商联合声明把台海问题列为“共同战略目标”，直到最近的日本教科书事件，围绕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日之间的政治氛围愈发清冷了。其中，中国政府反应最强烈的还是日美安全磋商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强调美日军事同盟是冷战产物，这一声明超出“双边范畴”，干涉了中国内政。

    中方洞悉日方底牌

　　不过，日本方面似乎从中国的应对中感到些许“温差”。据共同社报道，日本一些分析人士注意到，中国对“2＋2”声明的反弹大体停留在“舆论反制”层面，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诉诸外交抗议。他们据此认为，“在激越表态的背后，（中国）实际上已冷静地接受了现实。”

　　事实上，中国不可能不了解日本内心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想法。只不过，这毕竟是日本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表明把台海纳入其战略考虑。虽然声明发表后，日本把主导责任推给美国，并一再解释“并没有把中国当作威胁”，表现了某种程度上的退缩，但中国不可能参不透日本的“演技”，因为台湾岛内有些人早已忍不住在捂嘴“偷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对猜测中存在，却从未凸现真身的美、日、台协防网已经心中有数。

　　所以，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肇星外长在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时，将中日关系与朝核问题、欧盟对华军售问题一起作为中国在近期亟待突破的重要课题，足见对其定位之重视。一方面，与“舆论反制”工作相并行，反分裂国家法已经正式出台。它的意义，自然不仅仅是一部“国内法”，这部法律与中国正在上升的经济、军事实力相辅相成，不仅对台独势力，而且对处于日美安保中的日本，将起到某种牵制作用可谓不言而喻。

    小泉政府有恃无恐

　　对于日本最近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强硬举措，中国国内历来有一种颇有听众的声音——小泉重构国内经济的改革出师不利，并触动了国内某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激化了内部矛盾致使其支持率一再走低，目前已再次跌破40％大关，小泉将矛头指向中朝两国，是企图以国际热点来转移国内视线，从而平衡国内对其内政的不满。

　　事实上，小泉当初虽然主要靠标榜“构造改革”上台，但必须注意到，小泉内阁作为日本“泡沫经济”以来仅有的“长期政权”，是因为他的确满足了日本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总保守化”的社会需求。无论是就小泉的出身、教育背景及思想倾向而言，还是日本“总保守化”的走向和出路而言，小泉政府都表现出强烈的“国际志向”，力图改变日本在国际社会唯唯诺诺的形象——当然对美国依旧是以唯其马首是瞻。所以，小泉上台伊始，就启动了日朝建交谈判，追随美国向国际热点地区派兵，并加紧了使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运作，对中国也一改往日应对模式而渐趋强硬。

　　回过头来看，短短四五年光景，“有事法制”的体系化，海外派兵的合法、长期化，修改“和平宪法”也已是箭在弦上，安南提出对接受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建议……日本已在成为“普通国家”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几步，这可以说是以往的日本领导人连想都不敢想的“成就”。

　　何况，日本经济上也并非一无是处：困扰日本十余年的天文数字的不良债券基本清理完成；日本从2003年起摆脱负增长和零增长的困扰。虽然其经济的好转，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中国特需”的贡献，但日本与中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补结构，似乎也成了小泉的一颗“定心丸”，使其更加有恃无恐，不顾“政冷经热”，而在政治的赌盘上一再加注。

　　有迹象表明，自视甚高的小泉并不满足于目前靠“中国特需”带动的经济起跑，希望能带领日本走出“战后”，成为政治、军事大国。同时，利用美国的支持启动“美军特需”、“自卫队特需”，最终的目的则是拉动内需。不要忘记，日本当年正是通过“朝鲜特需”发家的。基于此，启动被搁置数年的日美TMD计划；配合美军军力调整，加强西南部防卫；以“经济制裁”等强硬政策出牌朝鲜；在武器出口问题上的“松绑”等等，均可看成是基于上述国家战略的“试水”行动。

　　另外，在目前日本的政治架构中，自民党统治表面岌岌可危，但却无人能取代小泉。小泉的支持率虽跌破40％，但毕竟比其执政前那几任短命内阁强得太多（1989年的竹下内阁和2000年的森内阁均曾跌至12％－13％的水平），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更何况，其剩下的支持者基本上都是“铁杆”，绝少跟风人士，这也构成了小泉的自信。

    整体向右转

　　日前，一些日本资深学者、传媒人士不仅对未来中日关系走向，而且也对日本的舆论环境表现出深深的忧虑。日本广播协会（N HK）迫于政治压力删改有关批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征用慰安妇一事，表明日本舆论空间正在进一步收紧。与此相应的是，旨在钳制媒体权利的《人权拥护法案》也重新进入立法程序。

　　一些传媒人士，尤其是在各大报章负责中国报道的“中国通”们，普遍感到了一种压抑。他们觉得，目前日本的舆论环境与战前20－30年代的状况多有相似。某些资深人士甚至在担心，曾经的外务省“中国帮”遭整肃事件，有一天会在传媒界上演。事实上，已经有多种迹象表明了这种担心并非多余。

　　随手翻阅日本近一年来的报章杂志，会吃惊于中国报道的连篇累牍，遑论其立场的左右，但鲜有不做“中国特刊”、“中国专题”的媒体。但究其内容，则以“负面报道”居多，大体集中在中国民族主义、军力增长、台海问题、能源争夺等几个领域。原因说出来很简单，而且是商业性的，因为卖得好。首先，会刺激反华人士购买欲；其次，对中国没那么厌烦，甚至有些亲华的人，则想看一看那些讨厌的家伙在说些什么。一本刊物仅仅因为“中国”，就轻易获得双倍利润，不亦说乎？于是争相效颦，大做特做。

　　于是，在日本民众眼中，中国成为威胁也就不足为奇了。   刘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