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纳粹集中营：美丽心灵是战胜邪魔的武器

延伸的铁轨曾经是死亡的代名词，因为路的尽头是奥斯威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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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加·德恩18岁死于索比堡集中营，她在集中营写的日记去年在德国公开展出。

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上发表讲话，对纳粹德国的罪行深刻检讨。

德国伯根贝尔森集中营纪念碑前，苍老的手小心地插上一束鲜花。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空旷的草地上，当风吹过的时候，人们可以闻到紫罗兰的花香。要不是铁丝网的阻拦，这样的美丽可以一直延伸。只是咫尺之间，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阅读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惨痛的记忆之外，另一些东西打动了我们的心灵。即使是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人类的爱情、亲情、友谊和理想仍然保留在一些人的心里，帮助他们抵抗种种压迫和磨难。

　　西班牙于1896年在古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集中营。然而让人类真正认识到人性残忍和暴虐的则是发生在二战集中营里的历史。从1933年到1945年，纳粹德国在各地一共修建了1200多座集中营，用来关押数百万的犹太人、战俘和政治犯，其中包括大量妇女和儿童。他们中大多数人死在了集中营里，只有一小部分的人能够幸运地活下来。单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死亡人数就达到了110多万。

　　集中营的岁月无疑是残酷而惨痛的。但是在那些惨痛经历的背后，人类永恒的爱情、亲情、友谊和理想并没有消失。正是这些美好的情感让我们得以在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之外看到希望。生活在黑暗年代的人们，虽然生命的步伐似乎匆匆，但是他们感人的故事始终在历史沉重的帷幕上闪烁着光芒。就像紫罗兰的花香，轻轻弥漫着，仿佛在说着：请相信，永恒之美。

　　爱情

　　被转移的人太多了。我的心很受伤，痛苦在明天也将继续。我们每天隔着铁丝网遥望外面的自由。我希望自己能坚持下去，哦，亲爱的，如果没有你，我的快乐和意志力将消亡，我也将死去。

　　———埃尔加·德恩，18岁死于索比堡集中营

　　“亲爱的：哦，你现在要是在我身边该多好啊。没关系，让我来告诉你眼前的景象。西边的天空泛起了金黄。白桦树把小巧的枝桠和叶子伸向天空。顶端的部分微红，下面的则略暗。另一个角度看上去，它们是绿色的。绿的纯净而娇嫩。

　　哦，你也同样希望我在你身边吧。这里的人们仍然在聊天。我有点累了。这一天过得真慢。一切像是无尽的悠长，却又很快逝去。哦，天啊，我爱的人。明天再见。”

　　1943年6月1日，北国荷兰的初夏简直像新秋的样子。淡淡的天色，寂寂的田野。18岁的埃尔加·德恩来到菲特赫集中营已经61天了。她决定动笔写下这篇日记，以便让远方的男友基斯·范登伯格能有机会了解自己现在的环境和心情。

　　1925年，埃尔加出生在德国的斯特丁。1933年5月，德恩一家搬到蒂尔堡。父亲威利在一家纺织厂管理机器设备。埃尔加和基斯在同一个高中上学，他们的感情似乎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白天到附近的中学上课，空余时间和男朋友基斯相依相偎，这样的生活简单而幸福。

　　然而，突如其来的战争改变了一切。1940年5月10日，德国侵入荷兰，14日，荷兰投降。身为犹太人的德恩一家没能幸免于这场浩劫。由于父亲威利是当时负责审批旅游和搬迁事务犹太人议会的主席，德恩一家并没有被列入1942年8月2日和28日的两次驱逐名单。不过到了1943年1月，德恩一家还是被迫把房子腾给了警察局分派来的检察员。

　　4月正是郁金香花开香飘的时节。埃尔加的生活却没有了任何色彩。那一天，4月1日，德恩开始了在菲赫特集中营34B号营房。也正是从那一天起，自由和爱情就成了围墙和铁丝网外面遥不可及的奢望。所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荷兰南部的菲赫特集中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拷打政治犯的“安全营”，另一部分就是德恩一家所处的“中转营”。所谓中转营，意味着这里的犹太犯人将分两步骤被送到德国：从菲赫特集中营运到韦斯特波克集中营，再从韦斯特波克集中营运送到德国或者波兰的灭绝营。

　　显然，德恩在6月1日写下第1封日记的时候也还并不清楚等待自己的命运。两个月以来，她对时间的概念有些陌生。起床、出操、劳动、吃饭，日复一日，没有尽头。然而，生活、爱情、自由，所有这些都像田野尽头滚动的风车一样每时每刻搅动着她的心。生的希望隐隐还在，梦里的影子和夜晚的星星常常让她浮想联翩。生的欲望和痛苦始终纠葛。

　　恶劣的生活环境和狱友的纷纷惨死使她愕然，“我们失去了祖国，失去了家园，被迫适应这里的生活。我们在这里所遭受的，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们无法想象。”

　　6月5日，埃尔加听说营里所有的孩子都将被送到韦斯特波克集中营。果然，第二天所有3岁以下的孩子都跟随他们的父母登上了转运列车。6月7日，4岁到6岁孩子也跟随父母踏上了远去的列车。她终于知道了韦斯特波克集中营的秘密：所有人将从韦斯特波克集中营分别送往波兰的奥斯威辛和索比堡两座灭绝营。

　　绝望、恐惧、空虚、无助，这样复杂的情感和痛苦让埃尔加难以接受。

　　德恩想过在转运途中逃跑，也曾寄希望于在附近的飞利浦灯泡制造厂劳动，以避免被遣送到韦斯特波克集中营。然而种种想法最终都没能实现。

　　7月2日，德恩一家被告知将被运往死亡中转营———韦斯特波克集中营。“今天早晨，一个垂死小孩的经历让我感到了巨大的恐惧。还有人会继续被运走，而这一次轮到了我们。”这是埃尔加写下的最后一篇日记。

　　在韦斯特波克集中营的生活似乎没有想象中的可怕。这是个奇怪的地方：有为孤儿开设的学校，有理发师，甚至有管弦乐队和一间饭馆。如果有足够的钱犯人还可以购物。人们以为自己将被运送到的波兰集中营也会一样舒适。其实，生还的希望只是为了让囚犯在转运到奥斯威辛的途中老老实实，不出乱子。

　　13日，星期二。星期二对于关押在韦斯特波克集中营的囚犯是个特殊的日子。每周二都会有一批犯人被选运到灭绝营。整个集中营都陷入了恐慌，每个人都害怕被选中。没被选中的人略感安慰，暗自庆幸躲过一劫。然而下个周二很快又要来临。德恩一家就是在这样一个星期二被选中，随后踏上了直通索比堡灭绝营的列车。

　　火车走着，像没人理会一般。有没有尽头不知道，载着多少支离破碎的梦想和期待也不知道。火车穿过荷兰的夏天，穿过漫长的傍晚，穿过陌生的田野和城市。埃尔加的心情久久不愿沉落。渐进的绝望比死亡本身还要寒冷。

　　16日，德恩与父母和弟弟在波兰的索比堡灭绝营惨遭杀害。

　　“或许你会失望，因为这本日记里没有包括具体的经历。但是你一定会很高兴能在字里行间发现我的影子：矛盾、疑虑、绝望、害羞、空虚。”幸运的基斯得到了埃尔加的遗物———棕色的坤包，里面装着一本在物理笔记本上写下的21页的日记、5封情书、一支钢笔、一块毛巾，以及一绺发丝。

　　以后的日子里，基斯结婚、生子、成为了有名的艺术家，然而德恩的遗物一直是他最珍贵的财富。

　　1991年，基斯去世。2004年10月16日，基斯的儿子康拉德把埃尔加的遗物捐赠给了蒂尔堡地方档案馆。10月30日，德恩的日记在蒂尔堡公开展出。

　　是谁把德恩的遗物带出了集中营并交给了基斯？他们两个是怎样保持联系的？这对年轻人曾对未来有怎样的打算？是否还有德恩家的远房亲戚健在？谜底或许都不重要了，在那样惨绝人寰的年代，有这样真挚的感情尘封下来就已经足够了。

　　亲情

　　母子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站在岸边，向远方眺望。他们的身影在这片曾经意味着死亡的土地上显得异常坚定。

　　这或许代表了一种生的态度，一种生命的坚持。

　　施维得湖的水面依旧平静。偶尔有微风吹过，把漂浮在水面上的一枝枝玫瑰吹向远方。肃穆的人群中，一位老妇人恋恋不舍地将手中的玫瑰抛向湖中。玫瑰随着波浪越漂越远，老人也似乎陷入了灰蒙蒙的回忆之中。

　　多年来，皮耶雷特·普瓦洛一直在法国抵抗运动组织负责情报通讯工作。1944年8月15日，她像往常一样走在巴黎的路上，准备到市东的组织基地去。然而她并没有发觉一直在身后跟踪她的纳粹党卫军。她被捕的时候已经有了2个月的身孕。在南锡的监狱中，她想把自己的情况告诉看守，希望能得到相应的帮助。但难友们劝她要严守秘密，因为毫无同情心的看守很可能会变本加厉的对她施以刑罚。10月，她被押送到了德国北部拉文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的32号营房。

　　在集中营里，她遇到了同样来自法国的难友。于是她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她。令她感动的是，不仅仅是法国难友，捷克、前苏联、波兰和德国等其他国家的难友都尽全力地来帮助她。普瓦洛身体很健康，怀孕的状况一直很好。没过多久，她已经能够感到小家伙在肚子里动来动去了。孩子的存在给了她更大的鼓励，她相信，战争结束后，她一定能够带着孩子回到家乡。

　　集中营里的妇女每天都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普瓦洛的工作是在集中营旁边的西门子工厂里进行焊接。结束完12小时的工作后，她和狱友们一起回到拥挤的营房。这份工作给她带来了不少好处，既免去了她可能被送去拉运石块的重体力活，也减少了她被看守毒打的机会。

　　日子一天天过去，虽然集中营的日子异常艰辛，但是孩子给了她生的希望。幸运的是，靠着宽大的囚服和难友的掩护，普瓦洛的秘密始终没有被纳粹发现。

　　1945年3月11日下午，普瓦洛蜷缩在营房角落痛苦万分。孩子就要出生了。她的狱友把毛巾塞在她的嘴里，以免她的叫喊声被人听到。好在当时党卫军并没有在周围巡逻，指挥官也刚巧外面训话。在两位狱友的帮助下，整个生产过程非常顺利。深夜时分，一声微弱的啼哭打破了紧张的气氛。是个男婴。狱友们用洗净的毛巾把婴儿紧紧包好。不一会儿，普瓦洛靠着墙角坐起，把孩子紧紧的抱在怀中。

　　“Monpetitchiffon(法语：我的小破布包儿)。”泪流满面的她看着孩子的小脸轻声呼唤。她给这个男孩儿起名叫居伊。她身边的捷克狱友略懂一点法语。“Lumpi(破布包儿)。”她笑了，从此这就成了居伊的昵称。为了不引起狱卒的怀疑，第二天一早，普瓦洛拖着虚弱的身体强撑着照常去上班。由于没有奶水，集中营里其他刚生过孩子的难友就替她给孩子喂奶。另外，大家还经常省下食物接济普瓦洛母子。

　　一个月后，被称为第三帝国的法西斯德国崩溃了。瑞典伯爵、红十字会会长贝纳多特·福尔克与德国纳粹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决定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营救7500名妇女到瑞典。大家都想方设法让普瓦洛成为名单上的一员，这样她就有机会带着居伊回到法国了。普瓦洛真的被选中了。可是纳粹禁止妇女携带儿童离开集中营。怎么才能让这两位母子一起离开呢？大家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

　　1945年4月24日，大雨。普瓦洛和其他准备撤离的女囚排着队，向停在营门口的汽车走去。普瓦洛经过了警卫队，一只脚已经迈上了汽车。这时，身后的一位法国狱友喊道：“皮耶雷特，你忘了带上你的破布包儿。”说着，她把一个裹的紧紧的布包儿从警卫的头顶扔了过来。普瓦洛早就准备好了，她一把接住飞来的布包儿，迅速钻进了汽车。

　　车上，她轻轻的打开布包儿，看到了儿子居伊似乎在微笑着的小脸。她赶紧哄着照料孩子，以免孩子的哭声引起纳粹们的注意。她的朋友们也快速地围到了她的身边。没多久，全车妇女都知道了普瓦洛的秘密，大家拥在她们母子身边，为她们围起了一座保护墙。

　　一路上，普瓦洛胆战心惊，生怕纳粹拦下汽车进行检查。好在由于下雨，党卫军只是匆匆张望一眼便放行了。直到抵达丹麦，普瓦洛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她们将在这里转乘轮船，驶向目的地瑞典。之后，他们辗转从瑞典回到了法国的家乡———摩塞尔河边的小镇奔尼。

　　宽容的普瓦洛女士对德国人并不仇视，因为很多德国人在危难的时候都帮助过她，比如西门子的工人，集中营里的一位护士。她甚至让儿子居伊作为交换生，到德国留学。现年60岁的居伊·普瓦洛先生是南锡一所公务员学校的校长，他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人性和对抗暴政的勇气。

　　2005年4月17日，是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纪念日。从1939年到1945年，这里先后囚禁过13万名妇女和儿童，其中大部分由于饥饿和过度劳累而死亡。88岁的皮耶雷特·普瓦洛女士和儿子居伊在那天也来到了拉文斯布吕克。在这里，500余名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幸存者向湖中抛撒了玫瑰花，以此来祭奠在营中遇害的狱友。

　　友谊

　　没有朋友的话，你很难能活下来。如果有一个朋友，你活下来的机会就会增大。

　　———伯尼·罗斯纳，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

　　集中营里的生活充满了死亡、疾病、饥饿、苦役和折磨。在那些漫长的黑暗岁月里，友谊成为了一些人活下去的动力。

　　马克斯·德瑞莫和赫尔曼·夏因是一对认识多年的老友了。他们在孩提时代就已经互相认识。和其他的犹太奇迹故事一样，他们的故事也包含了很多细小的奇迹。正是这些细小的奇迹让他们看到希望，并且最终帮助这两个犹太人逃离了厄运。

　　这两个人的集中营故事始于1939年。那一年，15岁的夏因和17岁的德瑞莫被以“波兰犹太人”的名义抓了起来，从柏林被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们成为彼此的家人，相互扶持，一起度过了在萨克森豪森以及奥斯威辛的艰难岁月。

　　在萨克森豪森，夏因和德瑞莫一起承受着无休止的苦役、折磨，以及随时随地都可能被处死的恐惧。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只能分到一个像砖头那么硬的小面包。多亏了两个人之间的友谊，他们才能够在那些冷酷的日子里，感受到一些温暖。

　　在战前的一个犹太青年舞会上，德瑞莫认识了一个叫做赫塔的姑娘。除了夏因，赫塔是另一个支撑着德瑞莫活下去的动力。夏因开玩笑地说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赫塔，因为在那些绝望的日子里，德瑞莫常常向他提起赫塔。如果没有夏因这个倾诉对象，德瑞莫在集中营的生活会孤单很多。

　　因为不堪忍受折磨，夏因和德瑞莫参加了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反抗组织。在一次起义中，他们成功地制服了看守，但起义最终还是被镇压了。虽然指挥官决定不就地处决参与此事的犹太人，但他决定把其中的500人赶到奥斯威辛。

　　从萨克森豪森到奥斯威辛，他们一共花了六天的时间。在令人窒息的车厢中，没有水，没有新鲜的食物，很多人渴死或累死了。火车到站的时候，德瑞莫也已经奄奄一息。

　　他们被赶下了火车。那时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外面飘着鹅毛大雪，刺骨的寒风吹来，德瑞莫根本没有力气迈出一步。他痛苦地说到：“不，让我死了算了。我真的再也撑不下去了。把我留在这里好了。”夏因知道，如果这样做，纳粹士兵一定会直接杀了德瑞莫。因为一路上那些跟不上队伍的人都被枪杀了。夏因当然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一路搀扶着德瑞莫，实在不行的时候就硬拖着他往前走。他不停地和德瑞莫说话，为他鼓劲：“我们可以撑过去的。你不能现在放弃。想想你的赫塔。”虽然经过长途劳顿，夏因自己也已经非常虚弱，但他还是拼尽自己全部的力气来保护他的兄弟。

　　在奥斯威辛，他们遇上了臭名昭著的纳粹医生约瑟夫·门格尔。

　　一开始，他们被分到了不同的队伍。因为不想和自己的兄弟分开，德瑞莫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溜到了夏因所在的队里。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个举动竟然帮他逃脱了进毒气室的厄运。

　　集中营门口用德文写着“劳动使人自由”这几个字。在这里，夏因被派去修理集中营的屋顶，而德瑞莫则进了一家工厂。

　　正是在集中营的屋顶上，夏因第一次看到了他的意中人。那天，15岁的玛丽安正在集中营外面捡垃圾。夏因看到她的身影，觉得那像一个美丽的幻影。于是，他鼓起勇气和她攀谈。回来以后，夏因兴奋地向德瑞莫描述了他和玛丽安相遇时的情景。

　　虽然夏因和德瑞莫并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活着离开集中营，但是除了两个人的友谊，两个人心中对爱情的共同梦想，帮助他们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

　　德瑞莫在工厂认识了一位波兰工人约瑟夫·韦罗纳。这位好心的波兰人向德瑞莫伸出了援手，表示愿意帮助他逃脱。

　　德瑞莫当然没有忘记他的兄弟，他问韦罗纳能不能把夏因也带上。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开始了逃亡之旅。他们事先在集中营外面挖了一个近两米深的洞。逃出集中营后，为了躲避党卫军的追捕，他们在洞里躲了36个小时。之后，两个人又走了将近30公里的路才来到韦罗纳的家。那真是一段漫长的路程。等到他们终于站在了韦罗纳家的门口，两个人累得连庆祝的力气都没有了。

　　直到这时，德瑞莫才有机会给他在柏林的爱人赫塔写信。但是纳粹士兵从赫塔的手提包里发现了这封信。他们根据信上的地址找到了德瑞莫和夏因的藏身之处。纳粹士兵来到韦罗纳家搜查的时候，他们躲在了谷仓里。奇迹般的是，纳粹士兵和警犬都没有发现他们。可是，经过这次搜捕，韦罗纳家已经不再安全了。这时夏因记起了玛丽安曾经把她家的地址告诉过他。于是他们俩找到了玛丽安。

　　玛丽安把他俩藏在了一栋别墅里。“我们像是在天堂。那里食物充足。我们获得了解放。”德瑞莫说。

　　战后，这两个年轻人一起回到了柏林。他们都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和大部分家人。幸运的是，德瑞莫找到了赫塔。这天，他来到赫塔家楼下，站在赫塔的窗外吹口哨。这是他们互诉衷肠的秘密信号。当赫塔看到德瑞莫的时候，她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一直以为党卫军在发现那封信后已经把他杀了，可是现在德瑞莫竟然站在了她的面前。她又惊又喜，紧紧地和德瑞莫拥抱在了一起。后来，夏因也回到波兰，把玛丽安接到了柏林。

　　1946年2月17日，这两对新人一起在柏林举办了婚礼。之后，两家人一起移民到了美国，过上了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只是，德瑞莫和夏因前臂上印着的集中营编号还提醒着他们过去的经历。虽然这些无法抹去的数字显得有些刺眼，可是他们并不刻意隐瞒，就像他们永远也忘记不了过去的经历一样。在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之后，他们知道，照亮那些黑暗岁月的是两个人的友谊和他们各自的爱情。

　　理想

　　一个死气沉沉的人，永远、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享受生活。只有不断和人们交流的人才可以改变这一切，因为这其实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彼得·津斯，16岁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

　　如果不是因为以色列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伊兰·拉蒙，彼得·津斯的故事也许将永远不为世人所知。

　　在拉蒙开始“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飞行之前，美国宇航局只允许他携带9件个人物品。拉蒙的母亲是一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为了纪念母亲，纪念那段惨痛的历史，拉蒙和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联系，希望能够带上一件有纪念意义的物品。最终，纪念馆选择了一幅铅笔画———《月球景观》。

　　这幅画的作者便是彼得·津斯，一个十六岁时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才华横溢的少年。

　　随着“哥伦比亚”号的灰飞烟灭，这幅画也永远地消失在了空中，但是津斯的故事却渐渐流传了开来。

　　1928年初秋，彼得·津斯出生在布拉格一个普通市民家庭，父亲是一个犹太人。两岁时，津斯可爱的小妹妹伊娃出生了。像所有幸福的家庭一样，兄妹俩度过了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但是幸福的生活很快就被打断了。

　　1939年，纳粹德军占领了布拉格，犹太人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糟。他们开始买不到水果，买不到肉，坐电车的时候也只能坐在电车后面。

　　津斯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了这段生活。在日记的开篇，他写道：“天气有些雾蒙蒙的。他们刚刚做了规定，要求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大卫星。在去学校的路上，我一共数到了69个治安宪兵。”他的最后一篇日记写于1942年8月9日。

　　那一天的日记上只有这么几个字：上午待在家里。一个月之后，津斯被迫离开了家，再也没能回来。

　　这是当时德国法律的规定，只要父母有一方是犹太人，他们的孩子在14岁的时候就必须送往集中营。刚刚过完14岁生日的津斯就这样被带到了泰雷津集中营。

　　泰雷津位于布拉格的西北角，是纳粹移送犹太人到奥斯威辛的一个中转站。因此，它又被称为“地狱的休息室”。二战期间，这里一共收容了约15万名犹太人，其中包括1.5万名孩子。

　　在泰雷津，孩子们挤在简陋的房子里，每个人只能分到一个70厘米长、30厘米宽的铺位。津斯和同伴们每天六点就得起床，吃完早饭、点完名之后，接着被派到菜园去劳动。两年之后，当小伊娃也被送到泰雷津来时，她看到的是一个身材削瘦，脸色苍白的哥哥。

　　恶劣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困住津斯的理想。这个充满热情的男孩，有着不屈不挠的个性。妹妹伊娃说，哥哥从小就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记者、作家或者是科学家。

　　“他最突出的性格便是他那强烈的好奇心。他对自然科学、地理、古代和现代语言，甚至是遥远国度的风土人情都充满了兴趣。”60多年过去，伊娃在谈起自己亲爱的哥哥时，神情骄傲又带着几分悲伤。

　　在集中营里，津斯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阅读各种书籍。每天，在结束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津斯和同伴们就悄悄避开党卫军的监视，躲在阁楼上学习地理、数学、历史等知识。一直以来，津斯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他仍在梦想着以后能成为一名科学家，仍在继续写着各种心爱的科幻小说和冒险故事，然后在同伴中私下传递。也正是在泰雷津，这个着迷于科学和宇宙的少年，发挥自己的想象，画下了《月球景观》这幅画。这幅画以太空为背景，描绘的是从月球观看地球的景象。虽然津斯的身躯日日挣扎于辛苦的劳作，可是他的心却飞向了太空。

　　在津斯的带动下，集中营里的伙伴们出版了一本秘密杂志“Vedem”(捷克语：领导)。从1942年到1944年，这份杂志一共出版了800多页，包括诗歌、散文、画作、故事、访谈以及笑话各种形式的作品。津斯负责撰写其中一个专栏“漫步泰雷津”。在纳粹的眼皮底下，津斯采访了火葬场的工人、厨师、医生以及监狱的管理人员等各色人物，记录下了集中营方方面面的生活。由于缺乏纸张和印刷途径，每期杂志只有手抄的一本。于是，每个星期五的晚上，他们都围坐在一起，在微弱的灯光下，轻声诵读这份杂志。

　　1944年9月28日，津斯被送上了去往奥斯威辛的火车。这份秘密杂志在他们被送往奥斯威辛后，也随之停办了。在那里，津斯被送进了毒气室。死的时候，他只有16岁。

　　津斯在集中营里的密友库尔特说：“如果津斯能活下来的话，他也许会成为一名宇航员。”在登上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之前，拉蒙说：“我觉得我的旅程是在实现津斯58年前的梦想———这个梦想证明了集中营的围墙并不能拦住他的理想。这个被关在集中营围墙之内的男孩有着一颗伟大的灵魂。”

　　在他去世61年后，津斯的日记———《我哥哥的日记》经由他的妹妹伊娃整理出版。人们以这种方式向这位才华洋溢的少年表示敬意。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孩子的证言。它告诉我们，即使你生在大屠杀的那段岁月里，只要心怀理想，生活还是可以继续。

　　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说：不能铭记历史的人，必会重蹈历史。在二战结束60周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铭记那段黑暗的历史，需要思索如何避免重蹈覆辙。这也正是我们回顾历史的原因。

　　人类永恒的美好情感像空气和水一样成为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失去它们，世界将变得难以想象。

　　虽然人类在不同的阶段经历了种种黑暗，但是一切就像电影《美丽人生》告诉我们的那样，噩梦终究会过去，只有美丽的人生才是永恒的。

　　撰文/江玮 赵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