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过程

投放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小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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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梓

　　2005年被称为世界物理年。

　　100年前，26岁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几篇论文，在狭义相对论、光电效应和布朗运动三个领域将现代物理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50年前的4月18日，则是爱因斯坦的逝世纪念日。

　　此外，今年还是量子物理的奠基人玻尔诞辰120周年以及量子物理诞生80周年。

　　量子理论诞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它揭示了本非我们这个星球所拥有的能量的秘密。人类文明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发生了飞跃，在历史演进的这个时间段内，自然科学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奥本海默这样写道：“这是英雄的时代，一个常有重要消息和紧急会议的时代，是争论、批评和取得辉煌数学成果的时代，这是一个创造的时代。”

　　在这些科学巨人和伟大的理论进步面前，原子弹像是个小小的婴孩--它只是现代物理学的产物之一。

　　但是这个婴孩诞生时却是世界上啼声最大的一个，全世界都听到了来自“泰坦”的震动。那些亲眼目睹了它的光芒的科学家们，忘记了他们的科学语言，脑海里争相浮现出宗教和神话的描绘：“漫天奇光异彩，有如圣灵逞威，只有1000个太阳，才能与其争辉。”

　　原子弹的诞生还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投向日本的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提前了二战结束的时间。战后60年来，关于核俱乐部位置的争夺一直是引发世界争端的敏感问题，是和平年代潜伏的人类最大的危机。

　　原子弹是人类所生产的最特殊的一件产品，它并非要为人类服务，而是要摧毁文明。正因为它的威力，有些原子弹生产出来的目的不是使用，而仅仅是作为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陈列品。

　　关于核竞争，自从核裂变现象被揭示，那些富有远见的科学家就已经成功地预见到并试图让它不要发生。但在政治的主导下，竞争还是开始了，从此，科学家不再是科学的主人。

　　父亲们

　　1938年圣诞前夜，勤奋的科学家丽丝·梅特纳远离了她的工作岗位，来到哥德堡附近的一个海滨疗养地，准备度过她流亡生涯中的第一个圣诞节。丽丝·梅特纳是奥托·哈恩的助手，他们几乎合作了一辈子。奥托·哈恩是一位优秀的化学家，而丽丝·梅特纳在物理学领域造诣非凡，二人合作默契。梅特纳有犹太血统，尽管她有奥地利国籍作为挡箭牌，但到了1938年，奥托·哈恩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把她留在凯撒·威廉研究所，于是为她秘密安排了出走。

　　没有梅特纳小姐在身边，奥托·哈恩感觉自己遇到了无法解释的问题，1938年秋天他重复了约里奥·居里夫人的实验，用中子轰炸了铀，检测结果证明是产生了新元素钡——它的重量大约为铀的一半。

　　梅特纳收到相关资料后，她的侄子，在哥本哈根的尼尔斯·玻尔研究所工作的弗利士来看望她，他们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弗利士利用玻尔的理论“液滴模型”得出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结论：“在冲击之下，原始的铀核逐渐变形，中部变窄，最后变为两半，其过程与细菌繁殖的分裂过程非常相似……”

　　弗利士从瑞典返回哥本哈根，把他与姑母的谈话讲给玻尔听，玻尔激动地说：“当然是这样，我们做了多大的傻瓜！”

　　从这个时候起，聪明人开始意识到了，通过轰炸原子核释放中子，从而引起链式反应是可能实现的事情。此前好几年，已经有许多物理学家重复过这样的工作，用越来越复杂的工具，轰炸这小小的原子里最坚固的部分原子核，以创造新的元素。1932年，查德威克发现中子，在这以前，卢瑟福于1920年曾设想原子核中还有一种中性粒子，质量大体与质子相等，但他没能验证这一设想。1934年，恩里科·费米在罗马用中子作为炮弹轰炸了铀并发现有强烈的放射现象，他捕捉到放大了100倍的放射性，却未能解开这个现象的真正奥秘。这位向来自信的天才，将之贴上了93号新元素的标签了事。这是他一生中的遗憾之一。

　　诞生前夜的争论

　　1939年春天，核物理学家们在争相讨论原子弹的可能性。尼尔斯·玻尔，这位量子物理的奠基人，列举了15条理由来说明原子核的裂变无法具备实用价值，他当时无法预见，美国人用了3年时间和20亿美元击败了他提出的每一个不可能。而奥托·哈恩，这位将因发现核裂变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在1939年春天与朋友的辩论中脱口而出：“这是违背上帝的旨意的！”

　　二战前，科学走过了一段“理想年代”，卢瑟福所在的剑桥，尼尔斯·玻尔所在的哥本哈根，以及德国哥廷根，同为物理学的三大中心。他们彼此之间联系紧密，存在着难以分清的师承关系。在这样的气氛下，许多物理系的学生同时也研究拉丁语的诗歌，一些富有想象力的念头随时会打破物理学严谨的基石。恩里科·费米在对学生讲课时说：“你们按照我的方法，可以得到结果，但是请不要问我这个方法的根据。”

　　1933年，哥廷根陷入纳粹种族清洗的危机中，玻尔向受难的同行抛出了橄榄枝，哥本哈根比以前更加热闹了。而这一年，爱因斯坦把自己的家从柏林搬到了美国的普林斯顿。

　　等到1939年春天，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犹太裔，都到了美国。费米也无法再守住他的罗马学派，他的妻子是犹太人，他们于1938年12月趁着领取诺贝尔奖的机会出国，并到了美国定居。在战后许多人讨论为什么是美国而不是德国首先造出原子弹，这肯定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1939年访问美国时，玻尔泄漏了原子弹的秘密，他不仅向新大陆的听众介绍了哈恩的工作，还阐述了梅特纳和弗利士的解释。一位听众，后来被称作“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头脑里就有了关于原子弹的概念。”回家之后，奥本海默做了关于爆炸所需要的临界质量的计算。

　　而另外一位科学家利奥·西拉德则试图让美国政府重视这个问题，他通过过去在欧洲的关系，了解到有迹象表示德国可能已经开始动手研究原子弹了。西拉德找到了罗斯福总统的非正式顾问亚历山大·萨克斯，萨克斯对此表示支持。为了能够引起总统的重视，西拉德又找到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在给罗斯福的信上签了名。

　　1939年10月11日，萨克斯得到机会把信件呈递给罗斯福，疲惫的总统未加注意。第二天他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萨克斯彻夜未眠，终于想到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典故：在拿破仑时代，美国发明家富尔顿曾经建议这位皇帝建立一支蒸汽机动力的舰队，以便在任何天气下都能在英国登陆，拿破仑因为对这种舰队闻所未闻而将富尔顿赶了出去。如果当权者能够对科学多一些了解的话，历史将会沿着完全不同的曲线发展。罗斯福被他说服了，美国的原子弹计划开始启动。初期对这个计划热衷的科学家，大部分来自欧洲，他们对一点深信不疑，即纳粹德国已经开始着手研制原子弹。

　　玻尔：原子弹的“双重生父”

　　2005年春天，为了纪念“世界物理年”而在北京一所大学里上演的一出科学戏剧惹恼了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物理史家、翻译家戈革发表了两篇文章指斥中国版的《哥本哈根》扭曲了玻尔的形象，体现出对物理史的无知。戈革对玻尔有着特别的感情，他认为玻尔对于现代物理的重要性，不在爱因斯坦之下。遗憾的是，玻尔的名字在中国不仅没有传扬开去，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名字所具有的荣光不仅被公众，也被诸多的物理学家所淡忘。

　　如果一定要给原子弹找出一位教父的话，玻尔毫无疑问是最合适的人选。1913年，玻尔提出了著名的原子理论，对原子结构模型的研究为他赢得了1922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玻尔不仅从科学的角度为原子弹的诞生提供了最基础的理论，也从精神上照管这个核物理的婴儿：在原子弹尚未试验之前，玻尔就指出，如果原子能掌握在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手中，这种能量就会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如果它被滥用，就会导致文明的毁灭。战后他获得了美国首届和平利用原子能奖。

　　玻尔有犹太血统，丹麦被德国占领后，他被困在了哥本哈根。玻尔的学生，德国原子能研究的核心人物海森堡在1941年秋天拜访了玻尔，他们谨慎地谈到了铀的分裂、核武器等等敏感问题。海森堡在战后被认定为德国核研究的领导者，1939年费米曾经想说服海森堡也到美国去，但海森堡拒绝了。

　　战后，海森堡和支持者辩护说，他在战争中表面与当权者和解，实际上则进行了积极的抵抗，即让德国的原子弹计划无限期拖延。但在戈革看来，这样的说法可以被上百个事实驳倒。“1941年，海森堡作为一个特殊的使者访问了所有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他当时已经是凯撒·威廉物理研究院的院长。在这样的气候下，很难想象玻尔和他之间有什么开诚布公的谈话。”作为《玻尔全集》的译者，戈革认为，这次谈话加深了玻尔对“德国的原子弹研究已经开始了”的印象。

　　1943年，知道研究所再也保不住了的玻尔终于出走了，英国皇家空军把他安置在投弹仓里，像一件贵重物品那样运到英国，然后他去了美国。这时候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已经开始了一年多，尽管罗斯福总统在1939年10月就说过：“对此事要加紧办理。”但真正的大额拨款决议直到1941年12月6日才通过。

　　美国的理论物理学家费曼这时候也在曼哈顿工程区，他俏皮地说：“这里本来有许多大腕，玻尔来到洛斯-阿拉莫斯后，所有的人都成小人物了。”

　　但玻尔并没有给美国的原子弹计划带来什么新的推动力。在战后，惠勒回忆说：“玻尔来美国，不是帮我们制造原子弹，而是对使用原子弹的后果提建议来了。”

　　催产士：政治

　　除了奥本海默，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在1939年专心聆听了玻尔关于原子弹的演讲，他就是恩里克·费米。

　　费米是一个计算天才，在1945年7月，当人类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冲击波抵达他的位置时，他抛洒出手中的纸片，并通过纸片被吹飞的距离计算出原子弹产生的威力，结果和仪器检测结果非常接近。不过他偶尔也有失手的时候。1939年他举家搬迁到美国时，费米夫人由于寒冷提出要装挡风窗，费米计算后发现挡风窗对提升室内温度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于是没有装挡风窗。好几个月后，窗子还是装了，因为费米发现他上次的计算把小数点挪错了一位。

　　费米的反应堆

　　从玻尔的演讲现场回到家，费米对妻子解释其中包含的意义：“打碎一个铀原子，要用掉一个中子，然后假设这个铀原子在裂变时，释放出两个中子，这两个中子将击中另外两个铀原子，分裂它们，这两个分裂的原子将发射出4个中子，如此继续下去，开始时我们仅需很少的几个人造中子来进行轰击，但最后这种反应会自发地持续下去，直到所有的铀原子都被分裂为止。”

　　但这还是一个理论，中子太轻，极容易被周围的随便什么物质吸收，空气和水，都可以轻易在它们撞击原子核之前捕获它们。同事和朋友加入进来，其中有利奥·西拉德，他建议用碳使中子的运行速度变慢，他们一起想到了一种设计，把纯石墨(天然碳)和铀分层堆放起来，高纯度的石墨可以预防中子逃逸。1940年，美国军方赠与他们6000元购买石墨，费米和安德森在实验室里把这些石墨砌成堆。

　　当石墨被堆到天花板之后，费米开始想把房间里的空气抽掉，因为还是有不少中子从空气中逃跑了，费米于是定制了一个巨大的铁罐。他的朋友赫伯特·安德森更加富有想象力，他向一家橡胶公司定制了一个正方形的气球，为此他不得不向橡胶公司解释正方形的气球同样能够飞行。

　　1942年的冬天，一个更大的被气球笼罩的反应堆矗立在芝加哥大学的网球场上。12月2日，在费米的指挥下，一根根吸收中子的镉棒被抽了出来，反应堆的辐射强度越来越高，它在按照人的意志释放出潜在的能量。

　　这个反应堆第一次运转成功大大鼓励了官方的士气。此时，曼哈顿计划已经正式启动了，莱斯利·格罗夫斯被任命为项目主管，他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在费米的实验尚未取得成功时，格罗夫斯就把建造反应堆的计划交给了杜邦公司。

　　在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过程中，许多项目都是这样超常地进行的。

　　与德国的竞争

　　1942年秋天，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在火车上第一次见面，格罗夫斯此时已经晋升为准将，而奥本海默经过康普顿的推荐，成为一个美国历史上最大实验室的主任。在1945年后，他们一个被称为“原子弹将军”，一个被称为“原子弹之父”。在奥本海默的提议下，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成为建造新实验室的地点。

　　1943年，奥本海默整整40岁，虽然已经颇有名气，但和玻尔或者康普顿这样的前辈相比，还是差了一大截，但奥本海默用他的文学素养和口才弥补了这一不足。曼哈顿计划罗织了当时在美国最好的一批核物理学家，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雇员很快超过1万人。

　　在同时期的德国，原子弹计划由于希特勒的自信已经胎死腹中。1942年6月，海森堡向德国供应部长报告说，从理论上来说，从反应堆内部获得爆炸物质是完全可能的。但德国在占领了大半个欧洲后，希特勒相信他的闪电战可以征服世界，因此对于一切在6个月内拿不出成果的研究不感兴趣。

　　然而，美国人相信德国人已经开始了原子弹计划，这使美国感到他们必须加快速度。曼哈顿工程迅速膨胀到一个投入达20亿美元，雇员超过15万的人大工程，许多项目仅仅在理论上证明可行就匆匆上马。格罗夫斯回忆说，当时他曾和人开玩笑说，应该在国会山旁边买房子，以预备项目失败后在那里随时准备迎接国会的质询。

　　1944年8月，物理学家高德米斯和一个秘密小组来到巴黎，寻找德国研制原子弹进程的证据。到1944年11月，他们发现的证据已经足以说明，德国在原子能方面至少落后于盟国两年，德国没有能力生产出原子弹，甚至原子弹所需的原料。高德米斯对一位军官说，既然德国没有原子弹，盟国终于可以不生产原子弹了。军官回答令他很吃惊：“既然我们有这东西，我们当然应当利用它。”

　　1945年春天，曾经是美国原子弹计划的建议者西拉德再次拜访爱因斯坦，希望他在一份新的信上签字，这封信企图说服美国总统放弃使用原子弹。此前，1944年6月，玻尔曾经面见过罗斯福与丘吉尔，希望他们能在原子能问题上与苏联协商，达成世界和平的格局，而丘吉尔因此怀疑玻尔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

　　这封信还躺在总统办公室的时候，罗斯福意外地去世了，杜鲁门成为总统，他读到有爱因斯坦签名的信了吗？从他的回忆录里一点也没有反映出来。

　　反对使用原子弹的风潮也刮进了洛斯-阿拉莫斯，许多参与项目的科学家开始发起讨论和签名，但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却是在使用原子弹问题上立场坚定：“我一直把建议使用原子弹看成是我的职责。”

　　没有什么力量能使它停下来，德国投降后，洛斯-阿拉莫斯的工作节奏反而加快了。1945年春天，马歇尔将军指示格罗夫斯确定原子弹的投掷目标。目标不再是德国，而是日本。

　　惊天动地的降生

　　1945年7月16日凌晨5时30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区爆炸成功，爆炸把方圆800米内的沙粒烧成翠绿的玻璃。无数的作品以史诗般的语言记载了这一刻。

　　每个目睹者的心情都各自不同。具有诗人气质的奥本海默霎那间涌上心头的是一句印度古诗：我是死神，是世界的毁灭者。卡尔松·马克想起了几个月前的一场争论，即原子弹爆炸是否会点燃大气层，现在看上去，那些火球似乎要吞噬一切。费米根据他洒下的纸条，大概估计出爆炸所产生的冲击相当于两万吨TNT炸药。此前没有一个科学家估计到它的威力。

　　最初，科学家们订购了一个很大的钢罐，准备在钢罐内进行爆炸，以回收大部分贵重金属，同时防止爆炸物扩散引起污染。但临到试验时，这个厚度在6到14英寸之间的罐子被放弃了，因为核爆的威力即便低于某些人所估计的250吨炸药的威力，也是钢罐所不能承受的。试爆后，人们发现爆炸中心的温度达到了1亿华氏度，相当于太阳表面的一万倍，如果那个钢罐还摆在那里，它会被瞬间气化。

　　早在一年前，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等人就商议决定，第一颗试爆的原子弹应当是内爆式原子弹(他们称它为“胖子”)，以检测它复杂的内爆系统。在内爆式原子弹的内部是两个半圆球体，当球面合在一起，两个半球的铀重合在一起，就达到了发生链式反应的临界质量。在球体的外面是烈性炸药，在引爆原子弹时，先引爆外面的炸药，然后由炸药产生高温高压，刺激内部的球状钚。采用这种方法的原因是原料不够，但后来却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方法：在试验氢弹的时候，就先用炸药点燃了一颗原子弹，然后再用原子弹点燃氢弹。

　　那个想出了原子弹自分裂方式的弗利士计算出了这个临界点，实现这一过程的不是自动机械，而是靠手工完成，试验因此充满危险，弗利士差一点因此死在洛斯-阿拉莫斯。

　　爆炸的结果很快送给总统，在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意识到杜鲁门突然变得更强硬了，在会上以更坚决地语气告诉俄国人，某些要求是不可能得到的。到了7月22日他才知道谜底，然后他和杜鲁门协商，决定告诉斯大林。

　　然而，斯大林的反应比较平淡，这让丘吉尔认为，斯大林根本没有理解他们的谈话内容。然而，一位叫斯米尔诺夫的俄国历史学家却这样记下了当时的情况：“斯大林从会上回来后，就当着我的面把杜鲁门告诉他的话，告诉了莫洛托夫。莫洛托夫立即说道：他这是在为自己抬高价码。斯大林笑笑说：让他抬吧，必须与库尔恰托夫谈谈加快我们工作的事情了。”

　　库尔恰托夫是苏联核计划的负责人。在间谍机关的帮助下，斯大林在7月20日或21日就获悉这个消息。回到莫斯科后，斯大林召开核紧急会议，曾经为诸多科学家所预测的核竞争开始了。

　　结束一场战争，开启一种恐怖

　　在1939年那封有爱因斯坦签名的给罗斯福的信中，有一个技术性细节，专家们估计原子弹太重不适于使用飞机投放。但到了1940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波音B-29重型轰炸机诞生了。

　　B-29超级轰炸机是二战中最大，也是最成功的轰炸机，它创下了多个轰炸机之最：载弹量 9 吨、航程 6,000 公里、能在万米高空巡航、极速600公里/小时。在B-29轰炸机出现之前，日美两国隔着太平洋，只能进行海上消耗战。而B-29出现之后，战局大变，美国掌握了制空权。

　　1943年9月，B-29 被选为原子弹载机。此时科学家们还无法确定原子弹的外形，所以B-29弹舱内安装了可以调节的 H 形桁架和原子弹装载释放系统。1944年2月28日，B-29 在加州慕洛克机场(后来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进行了原子弹模拟投放测试。到了8月，已经有46架B-29具备了原子弹投放能力。

　　与此同时，机组人员的训练也在紧张进行。这项特别计划由保罗·蒂贝茨上校指挥，他曾在欧洲和北非开过B-17，经验丰富，直接参与了B-29的试飞。

　　小男孩发威

　　一切都准备好了。1945年7月25日，杜鲁门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如果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就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美军最初的投掷目标达17个城市之多，格罗夫斯亲自负责挑选投弹目标，广岛最终被定为首选。广岛是重要的军事要塞，而且是日本除京都外，当时未受美国空袭的最大的城市。

　　1945年8月5日早晨，有征兆表明，第二天将是个好天气。下午，提尼安岛，原子弹“小男孩”被水压梯举起安装到位。这颗炸弹的外壳由黑钢片制成，重达4400公斤，像“一个延伸长的鳍状垃圾桶”。“小男孩”被配备好雷达、计时器和气压计，然后被安装到轰炸机上，用链条固定。

　　6日零点，最终指示下达。

　　执行任务的“恩诺拉·盖伊”号共有20名包括地勤在内的机组人员。驾驶员是蒂伯茨上校，投弹手是费雷比少校，军械师是帕桑斯海军上校，电子技术军官是杰普逊海军上尉。庞大的轰炸机为银色，机翼长43米，机身上的名字闪闪夺目——Enola Gay，是以蒂伯茨上校的母亲命名的。

　　蒂伯茨提醒机组人员要使用护目镜。据天气预报称，广岛黎明有风，天气晴朗。由于要在凌晨2点45分出发，他们没睡好。2点27分，引擎发动，飞机负重6800千克，有点超重，但它顺利通过了两英里长的跑道。在塞班岛上空，帕桑斯和杰普逊爬进舱内完成炸弹的组装。上午8点50分，他们进入日本领空，高度为9500米，离广岛已经很近了。

　　广岛居民看到了两架飞机，但不以为意，街上有人在照常行走。广岛时间上午8点15分，由定时器和气压计扣动扳机，原子弹爆炸了。

　　在起飞之前，飞行员曾询问一位科学家，如何才能最快地离开投弹点，得到的答案是最大可能地急转弯，沿切线飞离目标。所以当原子弹在广岛上空1000米爆炸时，轰炸机已飞到11英里以外，但它如同被高射炮击中一般摇晃并吱吱嘎嘎作响。

　　蒂伯茨回忆说，“广岛原子弹没有形成蘑菇云。它形成的东西，我们称之为一条细绳。它往上冲，漆黑漆黑的，有光亮和颜色，里面有白光和灰色，顶部就像折起来的圣诞树。”另一名飞行员将场景比作“燃烧黑色石油的锅”。

　　爆炸过后是死一般的寂静。接下来，地狱般的景象惨不忍睹：气温高达2980℃，爆炸附近的受害者瞬间蒸发，昏迷中的幸存者像梦游一样行走，他们被撕破的皮像破布一样在肉上垂着。木屋、公园、树在猛烈的爆炸中熊熊燃烧。河里漂浮着烧焦了的尸体。一刹那间，广岛这座城市不复存在了。

　　日本投降

　　1945年8月7日，日军总参谋部副部长河边接到一份让他不理解的情报：“广岛市在一霎那间被一颗炸弹全部毁灭了。”他请来了日本著名的原子科学家西名吉尾，他曾经是玻尔的学生。西名刚进门，河边就问他：“你能不能在6个月内造出一颗原子弹来，如果情况允许，我们可以坚持这段时间。”西名告诉他，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日本没有铀，也缺乏其他的必要条件。

　　战时，美国没有花费太多的精力去获取日本在原子能发展方面的情报，因为他们认为日本的可用人才不足以完成这样的项目，此外，日本也缺少原料。他们的判断是对的，尽管日本也在进行原子能研究，但远远落后于美国。

　　8月7日下午，西名由军方派往广岛去查看那里的毁坏情况，在东京街头，发生了一件让他记忆深刻的事情。天上出现了一架B-29轰炸机，由于军方保密，市民们对这架看似掉队的飞机毫不在意，而西名和他的学生赶紧跑去找防空洞，羞愧和懊恼折磨着他的心灵。

　　远在英国的被囚禁在“金笼子”里的8名德国原子弹研究的核心人物，在8月6日晚也知道了这个惊人的消息，他们先是认为不可能，然后就原子弹的物理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试图搞懂那些他们还尚未得知的技术问题。在这群人里面，最难受的当属奥托·哈恩，当一位看守他的军官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时，他震惊于惊人的死亡人数，然后抑郁地一言不发。

　　8月9日，美军又在长崎投下一颗原子弹，长崎是日本最大船舶制造和修配中心之一。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给了日本一个印象，即美国还有更多的原子弹将要使用。第二天，日本就开始了投降谈判。

　　1945年8月11日，美国电台广播说：“日本政府提出无条件投降。”这个消息引起了洛斯-阿拉莫斯惊喜，现在可以证明，他们的工作制止了继续的流血战争。11日晚，他们举行了一场大联欢，许多人喝得醉醺醺的。

　　“恩诺拉·盖伊”号的命运

　　广岛原子弹爆炸头发造成了超过7万人死亡，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参与投弹的飞行员受到谴责，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弹轰炸的飞行员美国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后来发表了公开声明：“感谢上帝使我们拥有原子武器，而不是日本和德国。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迟早会有人设计出原子弹。科学不能被否定，它总会找到途径来证明自己的力量。关于制造原子弹是否明智的问题，终将被原子弹已被制造出来这一事实所压倒。”

　　1949年“恩诺拉·盖伊”号退役，被赠送给史密森尼学会。1953年后，它一直被露天保存在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1960年，工作人员开始拆解这个巨型飞行器，一年后它被移至学会位于马里兰州苏特兰市的保罗·盖博修复储存基地。复原工作始于1984年，前后共耗用30万个工时，相当于100个人每天24小时不间断工作连续干了125天。最后的装配工作于2003夏天完成，并于当年12月15日向公众展出。

　　航空航天博物馆馆长戴利说，由于大家的辛勤工作，未来的几代人都可以亲身感受这架飞机在二战中及人类历史上无可变更的重要性。这架翼展43米、长30米、高9米的庞然大物全身被擦得锃亮，一点也看不出它已近60岁高龄。

　　(本报记者陈黎对本文亦有贡献)

　　原子弹：人类心腹之患

　　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成功地模拟了恒星的燃烧方式。当第一颗原子弹被引爆的时候，300公里以外的人都看到了它眩目的光彩。这种光彩完全不似来自我们这个星球，它可以毁灭地球表面的一切生物。

　　原子弹以它惊人的力量赢得了人类的畏惧，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的那颗“小男孩”只是一个粗糙的产品，现在世界上的任何一颗原子弹都比它的威力要大若干倍。但是，在“小男孩”爆炸后的几天内，广岛7万人的性命被夺去了。

　　科学家们早已预料到这一切。1938年底，当奥托·哈恩发现铀在中子的轰炸下发生的变化时，他惊慌失措，一个铀原子分裂成两个，变成了钡，传说中的点石成金术也许就是这样。他曾经想要把所有的铀丢到大海里去，以避免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灾祸。而在1945年的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们为他们创造出来的这个产物而争吵，他们极不情愿地看到这个拥有无限威力的“婴儿”被投入使用。在争吵中，一种能够安抚人心的声音说，当一项伟大的科学发现出现时，谁也无法预料它的用途。当汽车被制造出来时，人们因为无法适应它的速度而造成车祸，也有人曾要求销毁这个钢铁怪物，但汽车最终成为人类最常用的代步工具。

　　原子的秘密也是如此，通过对微观世界结构与运动变化规律的研究，人类文明发生了重大飞跃。玻尔的助手，物理史家亚伯拉罕·派斯曾经这样慷慨地颂赞说：“如果没有量子物理，我们现在还生活在19世纪。”我们所拥有的现代文明，从电脑、电视、手机到核能、航天、生物技术，几乎没有哪个领域不受益于量子理论。

　　原子弹的制造，仅仅利用了隐藏在原子中极小部分的秘密，但它以其毁灭性给人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它给人们划出了一道红线，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创造的文明可以完全毁灭人类，科学家们称之为“发现了上帝的秘密”。在后冷战的今天，在这个人类看似越来越可能拥有长久和平的21世纪，原子弹仍然是人类的心腹之患。

　　1945年以后，国家之间的冲突变成了另外一个模式：坐拥原子弹的国家在相互虎视眈眈。在冷战期间，为了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美国又进行了上千次核试验，前苏联的核试验次数则在700次左右，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核爆次数和核武器保有量占据了全球的绝大比例，这种以炫耀自己的毁灭能力来证明国家实力的方式，终于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而告一段落。中国也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核俱乐部的成员。中国一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与英国的次数持平。

　　在今天，世界陷入了新一轮的核竞争之中，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等国纷纷宣布他们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而另一些国家正在尝试制造核武器。实际上，只要愿意，任何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都可以拥有核武器，今天核能发电已经遍布世界各地，造一颗原子弹在21世纪已经不算尖端科技。

　　原子弹曾以一声巨响干脆地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同时促使人们进行全新的思索，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一直沿用的解决争端的办法已不能再继续下去。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一颗拥挤的脆弱的星球上，如果试图毁灭别人，也将毁灭自己。

　　原子弹是人类制造出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将永远高悬在人类自己的头顶。

　　相关专题：原子弹爆炸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