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反恐无度

　　-本报记者 李北方 发自伦敦

　　伦敦是“世界的中心”，格林威治天文台将地球分为东西两半；英国人以他们所在的位置为中心，划分出近东、中东和远东，这种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这个老大帝国的自我中心意识太根深蒂固了，以至于在面临挑战的时候根本不会从自

己的角度寻找原因。英国警方误杀无辜的巴西青年梅内塞斯，以及其后的百般狡辩就是一个例证。

　　一场本可避免的“误杀”

　　英国官方至今仍然没有为这个无辜者的惨死道歉。伦敦地铁警察长官伊恩·布莱尔只是表示了“最深切的遗憾”(deepest regret)。托尼·布莱尔首相直到7月26日才说，他对此感到“极度难过”(desperately sorry)。至于道歉(apologize)一说，只是媒体的解读。

　　这激起了《泰晤士报》的专栏作家蒂姆·黑姆斯的愤怒，他在文章中说，至少警方应该说些比“遗憾”更进一步的话，并且明确地承担责任。

　　出事的当天，梅内塞斯约了他的朋友艾维拉在家里见面，艾维拉后来给他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人接听。当电话铃响的时候，梅内塞斯已经死了。面对BBC的镜头，艾维拉说：“没有了他，生活将会不同。”

　　关于这起滥杀无辜的事件本身和伦敦警方其后的反应，存在很多值得置疑的地方。首先，在枪杀发生几个小时后，警方表示相信死者与爆炸案“直接相关”，甚至可能是在逃的四名嫌犯之一。但在枪响之后，警察完全可以立即确定死者的身上没有携带任何攻击性武器，而且通过死者随身携带的证件也可以表明他的身份，没有任何理由在几个小时后还做出上述判断，而且在一天之后才被迫承认死者与爆炸无关。

　　其次，警方最初关于事件过程的描述是：死者住在斯托克维尔地铁站附近，警察在他进入地铁站的时候试图拦住他，但他跳过检票机跑下地铁车厢。事实是，梅内塞斯住在伦敦南部塔尔斯山(Tulse Hill)一个受到监控的公寓里，当天上午，他从家里出来，先是上了2路公共汽车，大约15分钟后到达斯托克维尔地铁站，打算在这里换乘地铁。他在出门以后一直被跟踪，如果他是一个携带炸药的袭击者，完全可能在公共汽车上引爆，对此警察比谁都更清楚。但他们一路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却在梅内塞斯买地铁票的时候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威胁，将他追赶至地铁车厢后掏出枪打死。梅内塞斯的表兄派雷拉在接受BBC采访时说，如果怀疑他藏有炸药，为什么不在他前往公共汽车站的时候拦住他？这是没有办法说得通的。

　　再次，警察身着便装，任何一个人如果一路被三个人跟踪，都会感到恐惧，尤其是他们冲过来的时候。梅内塞斯的表兄说，他的表弟英语很好，不可能听不懂警察的指令。《泰晤士报》对现场目击者的采访表明，没有听到警察喊过任何表明身份的话。

　　警方刻意渲染梅内塞斯穿了一件不合时令的厚夹克，行为反常，并宣称他的签证已经过期，但这些都不能成为警察滥用暴力的根据。最后，对一个已经跌倒在地失去危险的人而言，冲他的脑袋连开8枪无论如何也是没有必要的。

　　即便存在如此多的漏洞，伊恩·布莱尔却没有选择承担责任，他在表示遗憾的同时甚至还态度强硬地说，类似的事件还有可能再次发生。

　　舆论剑指“格杀令”

　　梅内塞斯的意外死亡使伦敦警方的“格杀令”浮出水面，伊恩·布莱尔的前任约翰·斯蒂文在英国《世界新闻报》上承认，他在任期间引入了这个显然是受到以色列“定点清除”启发的政策，他为此辩解说：“我们生活在面临着独一无二的邪恶的时代，与不可名状的残忍进行战争。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尽管有发生悲剧性错误的可能，这个原则是正确的。”

　　“格杀令”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英国法律联合会主席斯坦利·贝斯特质问：“是谁授权这样直接处决嫌疑人？允许这么干的法律在哪？”

　　蒂姆·黑姆斯的评论更发人深省：“如果基地组织制造了这样一种气氛，警察可以向一个普通人连开五枪，而整个社会对此只是耸耸肩就算了，那么恐怖分子已经赢得了胜利。”

　　爆炸帮了布莱尔？

　　英国国内反战的声音一度给布莱尔首相造成了强大的压力，但恐怖袭击在某种程度上帮了他的忙，现在他有更充分的理由将战争进行到底。

　　英国穆斯林联合会的阿扎姆·塔米米委婉地批评英国政府：“我认为问题是……所有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政治背景。如果我们没有去伊拉克，这些事(爆炸)永远不会发生。”

　　但布莱尔并不接受这种说法，他不认为袭击与其对外政策有关，不认为与伊拉克战争有关。他说“我们不能给这些人任何找理由的机会”。

　　《泰晤士报》7月26日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两次恐怖袭击过后，虽然认为袭击与伊拉克战争有关的人比例上升，但布莱尔的支持率却攀升至2003年巴格达被攻陷以来的次高点。

　　今年3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反恐法》，但布莱尔原本授权政府实施“戒严令”的要求被议会驳回。7月26日，布莱尔与保守党领袖麦克尔·霍华德和自由民主党领袖查尔斯·肯尼迪举行了90分钟的会面，就三项新的反恐措施进行了讨论。霍华德在会面结束后表示，在非常时期，政治家们必须合作，言下之意就是保守党同意这三项举措。肯尼迪则只对第三项持反对意见。有了这两大反对党的合作，布莱尔的提议有希望在议会秋季复会后变成法律。

　　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美国在“9.11”之后所经历的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可能在英国重演。

　　以仇恨对抗仇恨

　　上周六出版的《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称，伦敦的一些穆斯林书店仍然出售宣扬仇恨和教导如何策动袭击的书籍和音像制品。如果英国政府为了防止可能的爆炸而限制这种言论，那将是对他们一直宣扬要捍卫的普世价值的一种侵犯。

　　也许并不只是巧合，针对这些出版物和书店的措施恰是三位党魁闭门讨论的议题之一，但他们没有明确说明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我们要从尽可能深的根本上对待这些问题，直到我们在每一个层面上面对这些人(恐怖分子)。不只是他们的手段，而是他们的理念。”这是布莱尔关于对付恐怖主义的最新说法，也是英国人看待问题方式的另一个典型表现。

　　在第一次恐怖袭击的策动者被证明曾经到过巴基斯坦后，英国立即将矛头对准了这个南亚国家，将责任推给对方，穆沙拉夫随后下令逮捕了近两百名武装分子。这激起了巴基斯坦人的强烈反弹，最后穆沙拉夫也忍不住批评英国，先把自己的事搞好再来批评别人。

　　《泰晤士报》收集的极端分子的口号中，有这样一条：“既然他们热爱生命，那么我们就热爱死亡。”不知道布莱尔首相是不是会真的认为，有些人天生就热爱死亡。

　　7月16日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的封面是一张漫画人头相，头脑中充满了“仇恨”(Hate)。可惜，布莱尔只是将“仇恨”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来看待，选择了也“仇恨”进行战斗，而不是思考一下仇恨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仇恨，如何化解。

　　如果英国人仍然选择在既定的道路上走下去，惟一可能是激发起更强烈的仇恨，引发更多的冲突。对于这个已经不太平的世界，这绝对不是一个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