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正在经历战略性转变

　　七八月份的北京，酷热难当。尽管如此，包括赖斯国务卿在内的美国四位内阁级官员仍纷至沓来；第四轮“六方会谈”也重新启动；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7月31日如期而至，准备展开中美首次战略对话。

　　而在美国本土，大体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一股全面关注中国的热潮更是跌宕起伏，其关注面之广、参与人员之多、争辩议题之深、国际影响之大，实属空前。

　　这种罕见的热络景象和热闹场面，用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的话说，决不能“等闲视之”。它所反映的，其实是中美关系正在经历历史性和战略性转变这样一个简单而深刻的事实。其主要标志有三：

　　首先，中美关系的主题正在从“中国问题”演变为“中国崛起问题”，内容更丰富，内涵更深刻。1972年至1989年，中美因联合抗苏而走到一起，关系虽然密切，但内容单一、基础不牢。因此一旦遭遇苏联解体等变局，中美关系便瞬间恶化。

　　自1995～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得以重新确立。但美国看中国仍是带着三重疑问：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否继续？中国的政治稳定能否持续？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否延续？一句话，对中国能否实现崛起将信将疑。

　　而从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路线，到十六大实现中国领导集体的整体和平过渡，从连续顶住亚洲金融危机、非典、洪涝肆虐，到遏制“台独”逆流、赢得外交主动，凡此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崛起在2004～2005年间突然加速，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今天，美国主流社会不再怀疑中国能否崛起，而是担心“崛起的中国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中国问题”已经演变成“中国崛起问题”。这是冷战后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重大变化。

　　其次，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和实质虽仍然坚持“软硬两手”，但已从简单的“遏制接触”深化为“融合牵制”。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美国决策层深知，以今天中美两国的利益捆绑度和中国同周边多数国家的深刻依赖度而论，遏制中国不仅得不偿失而且和者寥寥；而简单地对华接触也已不敷所需。因此必须改弦更张。

　　取而代之的，一手是“更深层的接触”，即“融合”，通过从首脑会晤到战略对话在内的一系列对华沟通机制，从深层和“内里”把握中国的崛起脉搏、引导中国崛起的方向；另一手是“更现实的遏制”，即“牵制”，不再追求也无法追求全面封堵中国的崛起，而是通过强化美日、美印等双边同盟及准同盟关系，协调美欧关系等手法，牵制中国崛起对美国利益的损害，延缓中国崛起的速度。

　　再次，中美关系的实力对比未变，但互动态势有变，中国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明显增强。过去中美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美主我从”，中国对美外交基本属“反应型”或“对抗型”。个中原因，不仅因为中美实力对比悬殊，也因为中国对美外交艺术及外交基础相对欠缺。

　　今天，中美绝对实力对比没有根本改变，但实力发展态势有明显变化，中国“软实力”的大幅提升与美国“软实力”的急剧下滑形成鲜明反差，由此引起两国综合国力的差距在缩小。

　　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得到明显提升。中国同欧、俄、印等主要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关系，同东盟、中亚、韩国等周边国家的关系等，都全面突破和推进；一系列有助中国和平与发展的多边安全组织也应运而生。如此都形成事实上的对美牵制力，使中国在对美外交上主动色彩加重。

　　正是这种交往态势的变化，才引起前述双边交流模式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多位内阁级官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连续访华，确实别有寓意。而中美首次战略对话的展开，标志美国在战略上和心理上准备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并愿意同中国一道就超越双边的重大国际问题面对面的沟通、对话、交流、合作。因此，8月1日、2日展开的中美首次战略对话，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应该具有里程碑式的积极意义。（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作者：文 袁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