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与中美关系

　　新华网消息：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不久前在应邀访美期间，曾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就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中美关系两大主题发表了讲演，讲演的详细摘要如下：

　　;这两年，美国政界和各大思想库的专家以及媒体，就中国的和平崛起会不会威胁美国的全球利益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为加深了解，扩大共识，增信释疑，推动中美关系向着更加积极、更加稳定的方向发展，就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与中美关系，谈十点看法：

　　第一点， 过去二十多年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的和平崛起对美国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就选择了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发展道路。中国和平崛起意味着这既是一条国家发展道路又是一个国家发展目标。所谓发展道路，就是要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谓发展目标，就是要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使中国摆脱不发达状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我们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就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改变国际秩序、国际格局；我们说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发展的难题，不给别人制造麻烦。2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中国的这条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是能够走得通的。在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中国的实力不断壮大，美国也仍然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二者实现了同步发展，互利双赢；中美关系也已从过去主要是政治上的合作变为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安全等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

　　第二点， 随着中美关系的深入发展，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

　　最近，美国一些很有影响的媒体，发表了不少对中国和平崛起客观、正面的评价或报道。美国国会关于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的呼声开始多了起来，布什总统最近有关中国问题的答问，基调相当积极。他强调，中国的崛起是“神奇的故事”；强调中国是“巨大市场”、“经济机遇”和“安全伙伴”；强调美中关系的“复杂性”，力避简单化。所有这些都表明，美国朝野和社会各界，已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正视并积极思考如何同和平崛起的中国打交道。

　　第三点， 中国领导层对于和平崛起进程中已经遇到的和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十分清醒。

　　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绝非易事。特别是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对“矛盾凸显期”，其中，带根本性的是“三大挑战”：一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二是生态环境的挑战；三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比如沿海与内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公平与效益的矛盾问题、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问题、改革与稳定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三大挑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不仅你们的担忧不能解除，中国的和平崛起也将非常困难。

　　第四点，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开始应对这“三大挑战”的“三大战略”。

　　一是超越旧式工业化道路，推进新型工业化。二是超越近代以来后兴大国传统的崛起之路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三是超越不合时宜的社会治理模式，继续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三大战略，归结起来，就是在坚持对外和平与对内和谐及其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基础上，引导13亿至15亿中国人，在同世界的互利共赢中使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对人类的贡献大一些。

　　第五点， 这“三大战略”以及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

　　这叫做“中国特色”，这就叫做中国对内对外方针的相统一。就是说，我们把对外强调的和平崛起同对内的社会变革、社会改造联系在一起，着眼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和谐社会。一是中国特色的节约型社会；二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社会；三是中国特色的学习型社会；四是中国特色的地区协调发展社会。

　　第六点， 概括起来，中国和平崛起所做的只是“中国梦”，而绝不是别的什么梦。

　　比如在能源消耗上，我们就做不起“美国梦”；在人口流动上，我们也不会做“欧洲梦”；在增强综合国力上，我们也不想做“苏联梦”。

　　第七点，中国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所追求的绝不是成为一个争霸世界的军事大国，而是要建成一个市场大国、文明大国、在国际社会起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的大国。

　　以市场大国来说，20年前，中国被称为“最大的潜在市场”，而今天，中国庞大的市场能量已开始显现，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贸易增长和GDP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以文明大国来说，中国的崛起就是要使中华民族的素质得到历史性的提高，使中华民族的文明得到伟大复兴。正如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所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给任何国家造成威胁，而是要用其富有活力的高尚的民族文化，去点燃人类文明之光！”

　　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是要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不称霸、不争霸、不当头、也不当附庸”，在国际事务中充分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大国。

　　第八点， 面对这样的中国共产党，面对中国这样的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美国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

　　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普罗迪先生最近在中国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说过，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不需要计量经济学的预测家们来预测哪一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或第二工业产品制造国，或者哪一年会成为世界第一或第二出口国。我们真正想要了解的是，中国将采用哪些价值观。美国人要搞清楚中国的和平崛起会不会威胁美国的全球利益，首先应当了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领导层的新理念。

　　关于这个问题，我要郑重提请各位高度重视以下五个关键点：一是邓小平先生在他生命的晚年，把“中国现在不称霸，即使将来强大起来了也不能称霸，要以此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作为政治交代；他还一再强调，中国要坚定不移地长期实行全面改革开放，坚持这条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

　　二是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相承，并更加强调了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中国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中国要积极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同时又要使中华文明同人类文明交相辉映。

　　三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奉行“对外和平、对内和谐”、同时谋求对台和解的核心理念，这对中国的内政外交已经、正在并将继续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四是中国要在21世纪中叶实现和平崛起，我们只能集中力量干好这件事，根本没有精力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威胁任何人。

　　五是中国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主张用改革的方式而不是暴烈的手段来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如果看不到中国领导层的这些顺应世界潮流的重要理念、核心理念，就会对中国在21世纪的根本走向发生严重的战略误判，其结果将会犯历史性错误。

　　第九点，只要换一种思维、换一种胸襟、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中美之间发展各方面交流与合作的内在机遇很多，中美关系的前景很光明。不要把中美关系看成“外力推动型”，似乎冷战时期争霸世界的“北极熊”和策动“9·11”的本·拉丹，才是中美关系的“粘合剂”，似乎一旦那个“北极熊”消失了，恐怖主义威胁基本摆平了，中美关系就又要出问题了。有人说，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搞鹰派外交、持久冷战和损人利己。这是在用老眼光和旧理论看问题。布热津斯基先生不久前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谈论中国和平崛起时说，“当理论被证明不符合现实的时候，理论就应该修正。”曾在布鲁金斯学会工作过的理查德·哈斯说：“中国只向世界输出电脑，而没有输出革命，也没有输出意识形态。”这些清醒的声音值得肯定。无论从当前还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中美关系都具有相当广阔的“同步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

　　中美关系的第一个机遇，来自全球化时代两国利益的深度捆绑和互有所求。中美双方形成了轻易拆解不开的利益共同体和利害共同体。如果美方能够本着“非政治化”的原则来处理两国经贸问题，中美经贸关系必然会赢来又一次大发展，而绝不会是又一次大倒退。

　　中美关系的第二个机遇来自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所带来的“大国合作”的新安全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我们共同的主要威胁和凶恶敌人。我们完全有条件在战略安全领域进一步展开深度合作。关键是建立战略互信。

　　中美关系的第三个机遇来自两国重视处理地区热点问题和维护国际秩序的共同努力。亚太地区是中美共同发展的舞台。中美既面临清除冷战遗产的历史任务，又面对避免热战发生的现实挑战。中美两个大国如果能从这样的大视野看问题，就有可能排除“中国在搞亚洲版门罗主义排挤美国利益”这样的思想干扰，务实地携手解决现实冲突、思考未来布局，在兼顾各自利益的基础上谋求共生、共处、共同发展与共同和平。至于在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共同推动国际秩序的改革方面，中美两国更加义不容辞和责无旁贷。我们应当以开放的胸襟共同探索新的国际经济、金融、政治、安全机制。

　　中美关系的第四大机遇来自中美两大文明的共存与交汇。全球化时代不是“文明冲突”的时代，而是文化交流的时代、文明和谐的时代。现在，中美在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已成为中国文化市场兴起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来说，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也日益成为两国和谐相处的重要基础。

　　第十点，我还想强调，机遇不是等来的，而是共同创造出来的。前不久，一位美国前政要说，中美两国如果加强合作，21世纪将是非常美好的世纪，反之，中美关系如果发生倒退，21世纪对两国和世界来说将是非常糟糕的世纪。美国在如何看待中国崛起和如何发展中美关系上，要实现“三个超越”：一是超越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冷战思维，因为用这种思维看问题，很容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发生战略误判；二是要超越以价值观划线的“文化优越论”，因为当代世界已是多种文明长期共存、不同文化相互激荡的新时代；三是要超越后起大国必然挑战现存霸权的传统理论，因为它解释不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新道路和中国的崛起是维护世界和平坚定力量的新现实。(郑必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