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原子弹共生的60年:世界仍无法摆脱核威胁

　　记者◎朱步冲

　　1945年8月6日，在“依诺拉·盖依号” B-29轰炸机将原子弹“小男孩”投掷在广岛后，洛斯阿拉漠斯的科学家们经历了“短短几个小时的喜悦”，然后一种负罪感就开始弥漫在实验室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内疚感越发强烈，9月底，在接受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和杜鲁门总统的会见时，罗伯特·奥本海默直言不讳地表示:“洛斯阿拉漠斯的科学家们面临

道德上的困境，制造出的炸弹越先进，这种违心的感觉就愈加强烈。”他甚至对杜鲁门总统说，“我觉得我们的手上都沾着鲜血。”然而粗暴直接的杜鲁门的回答仅仅是，“不要紧，我们会洗掉的”。几天后，奥本海默就辞去了洛斯阿拉漠斯研究主任的职务，前往加利福尼亚技术研究所供职。

　　抛开这些抽象的人道主义焦虑，原子弹将给现实国际政治带来的冲击也逐渐被这些打开潘多拉之盒的精英所察觉，理查德·费曼就提醒华盛顿:“大规模生产‘小男孩’的成本跟生产B-29轰炸机差不多，在实现全球范围的控制之前，就不会有安全，垄断，也没法防御，我们的任何保密措施都不可能妨碍其他人发展原子武器。”就在这个时候，拉夫连季·贝利亚已经任命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帕威尔·苏道普拉托夫担任新成立的S部负责人，翻译和研究有关美国原子弹方案的情报，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原子能用于军事目的》。在莫斯科正西400公里的小镇萨罗夫，两位实验物理学家哈里通和祖克尔曼认为这里非常适合进行频繁的爆炸实验。就这样，从12月开始，萨罗夫就在地图上消失了，在克里姆林宫里，它的代号一变再变:伏尔加办公室，KB，第558号设施……而它的使命就是——成为苏联的洛斯阿拉漠斯。1949年8月29日，在哈萨克斯坦荒原上的一道闪光宣布，苏联已经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也打响了核军备竞赛的发令枪。几周后，沉寂了5年之久的洛斯阿拉漠斯重新热闹起来，爱国热忱取代了5年前的忧心忡忡:“原子弹有多坏？我们应该弄懂它，就好比我们研究癌症，却并不指望得上它，我们不能把脑袋藏到沙土里，而必须了解它可怕的程度。”技术主管诺里斯·布雷伯如是说。1950年，原子能委员会首次获准扩大生产能力，橡树岭和汉福德气体扩散工厂在规模上扩大了一倍，从而使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消耗了美国总电力的6.7%和镍生产量的11%，一种比原子弹威力更大的武器被列入了研发日程。1954年7月，被称为“小虾”的第一颗以氘化锂为燃料的“干式氢弹”在比基尼岛进行实验.在这次代号为布拉沃城堡的爆炸中，产生了1500万吨TNT炸药的当量，比预计大得多，巨大的火球直径达4英里，珊瑚汽化后形成的白色物质像雨点一样落到了位于30英里外的观测舰队中。正在比基尼岛以东82海里作业的日本渔船“幸运龙号”成为这次实验的牺牲品，23名船员都受到了尘埃的严重辐射，成了广岛长崎之外另一批核武器爆炸的受害者。

　　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的全面核打击，以确保美国在类似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冲突中获得迅速胜利与安全的想法在50年代的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内极受欢迎。柯蒂斯·莱梅与霍伊特范登堡将军在1952年向杜鲁门总统保证，他们已经确定了5000～6000个苏联目标，在几小时之内，就可以投掷大约750枚核弹。在美国五角大楼的雷达显示屏幕上，“无数条代表B-52轰炸机联队的粗线条逐渐向苏联的中心地带聚集，上面由小星号标志着目标所在地，最后留给人的印象是，两小时内苏联就会变成硝烟弥漫、辐射横行的废墟，未来几代人只能从事农业”。

　　古巴导弹危机与“瓶中之蝎”

　　然而在10年后，这种自吹自擂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就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宣告破产。在形势最紧张的10月20日，共有90架B-52战略轰炸机携带着百万吨级的氢弹在大西洋上空待命。100枚"阿特拉斯"、50枚"大力神"和12枚"民兵"洲际弹道导弹在发射台上听候指令，9万名海军陆战队准备随时登陆古巴。尽管美国在弹头总数上有17∶1的优势，但肯尼迪总统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都知道，如果按照莱梅将军的建议，发动一次核攻击摧毁苏联与古巴，苏联仍会有幸存下来的几十件核武器可以对美国进行回击，从而使肯尼迪最终选择了封锁策略。当两艘运载苏联中程导弹的轮船“加加林号”和“科米莱斯号”于10月27日上午10点行驶到距美国设立的海上隔离障碍只有几海里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把心提到了喉咙上:“总统缓慢地把一只手伸到脸上，蒙住了嘴。另一只手的拳头放开又捏拢。”罗伯特·肯尼迪在回忆录中写道。终于，在27分钟后，情报显示，这些苏联船只开始调转了航向。根据新近解密的资料显示，在这令人窒息的13天中，出现了许多事故，每一起都可能诱发核大战:21日，蒙大拿州马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拥有的10枚“民兵”导弹的发射控制系统出现反复故障，军官们不得不解除了电子联络锁，准备采用“短路打火”方式发射导弹，从而使“除了在场4名军官的判断与忠心，没有任何其他因素制约他们作出怎样的决定”。

　　危机之后，麦克纳马拉为首的白宫策士们终于承认，核战争一旦爆发，就没有赢家，“我们不能在赢得正常含义上打赢一场核战争或一场战略核战争”。这正好应验了奥本海默关于“瓶中之蝎可以互相消灭，都绝不能保证自身安全”的绝妙比喻。1968年6月12日，美国、苏联、英国等59个国家在伦敦、华盛顿和莫斯科签署了《反核扩散条约》，第一次对核武器的使用与扩散问题作出了限制。

　　恐怖的另一副面孔

　　“自广岛以来，在地面上进行了约525次核爆炸，没有一次是战争行为。但我们很难赞美这样的局面。”《时代》周刊在纪念广岛核弹爆炸60周年的封面文章中如是说。的确，冷战的结束并没有使理查德·费曼的预言变得过时，核威胁不过是换了一副面孔:今天，公开的核俱乐部大约有8位成员，另外有20个国家可能拥有制造它的技术与原材料。根据2001年《红星报》的统计，在苏联从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究的13万高级工程师和专家中，仍然留在独联体境内的不足1/3。全球共有438个核反应堆，651个研究反应堆，以及250个燃料循环工厂。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统计，目前大约只有10%的核走私案件能够被察觉，去年被侦破，由巴基斯坦科学家阿卜杜勒·卡迪尔·汗组织的地下核黑市不过是冰山一角。不仅是在管理混乱的苏联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美国核控制委员会也在2001年指出，在过去15年中，有超过1700件含危险水平的放射性物质在美国丢失，其中60%从此销声匿迹。根据估算，大约5～8公斤的钚就能够制造一枚粗糙的核弹，它的威力虽然不足以按照全面核战争时代的标准，然而在恐怖主义者眼中，它所带来的震慑绝对要优于“9·11”事件。中央情报局称，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曾与车臣独立运动分子接触，计划以3000万美元和鸦片来换取核弹头，然后改造成“手提箱式炸弹”。这个真相未知的计划倒颇有几分著名美国军事科幻小说家汤姆·葛兰西的味道。在他的作品《恐惧的综合》中，中东恐怖分子在得到一枚以色列遗落的核弹后，将其运到美国，并把它安置在了举办橄榄球超级杯周末的玫瑰碗体育场。

　　作为针对新形势的回应，美国正在研制小型中子弹与“核钻地弹”等武器来满足“反恐战争”的需要，不过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防部副部长约翰·多伊奇认为，这些研制工作削弱了美国劝说其他国家远离核竞赛的信服力。就好像“一个老烟枪在劝说别人戒烟或劝别人不要吸烟”。总之，核武器作为毁灭人类威胁的日子虽然已经过去，然而世界不会很快摆脱它，因为它们仍然有许多令人兴奋而战栗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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