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以色列总理沙龙在单边撤离计划上的决心显示了他是第一次认真准备在巴以之间达成一项和平协议。虽然上个月仍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但巴以之间的局势总体上是平静的，这也许是巴以社会变得更加现实的一个迹象。
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巴勒斯坦人正在变得越来越现实，他们认识到，暴力只会产生暴力，并产生恶性循环。两轮的巴勒斯坦起义也教会了以色列人，只要他们之间还进行
争斗，获胜的一方总是外部力量，而不是他们。这些外部力量(阿拉伯国家)利用巴以冲突推迟本国的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并以阿拉伯人共同利益的名义漠视人们的呼声。
超过半数的以色列人支持沙龙的撤离计划，甚至内塔尼亚胡的辞职也不能阻挡这一进程。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似乎只有强硬派才能控制住极端派，这一点在以色列得到了相当成功的印证。当沙龙上台的时候，人们预言这将是一个暴力时代的开始。但阿拉法特的死为沙龙顺利推行其单边行动计划铺平了道路。虽然是鹰派出身，但沙龙最终认识到，武力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以色列当前所处的复杂局势。
同巴勒斯坦媾和以及由占领引发的占领区人权问题还加剧了以色列国内社会的分裂。在民主和多元的以色列，人们很难就在针对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行动中打死对方的无辜儿童是否正义达成一致，因为这是发生在反对“恐怖分子”的行动中。这样的分歧在二十年前就在以色列社会内部开始了，和平主义者和人权组织谴责以色列政府的暴力行径，而右翼犹太主义者则要求对“未开化的”巴勒斯坦人施加更严格的控制。
回顾历史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实。历史上，极端犹太主义者将定居点视为犹太国“高贵”地位的一个标志。1967年后，一些犹太拉比还引述《圣经》旧约称，是上帝将这个胜利承诺给他们，因此他们鼓励更多的人前来开辟新的土地。另一方面，以色列政府也为定居者提供了丰厚的经济补贴。虽然不少右翼犹太组织举行游行示威，反对政府的撤离计划，但大部分以色列人还是理性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巴勒斯坦人建立独立国家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
不仅在国内，以色列在国际上也受到了压力，要求尊重巴勒斯坦人的基本人权。以色列外长曾在去年公开承认，以色列在国际舆论中的孤立现象是相当严重的。欧洲的反犹太主义活动一直在增长，其中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许多反对全球化的人士认为，犹太人是造成这种压迫和资本主义现象的主要驱动和指导力量。这样的看法在欧洲比较普遍，但在美国不怎么流行。但不管怎样，以色列无视人权的举动和媒体对此铺天盖地的报道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沙龙的撤离计划就显得是一个理性的决定，并有助于以色列自身的安全。深嵌在巴勒斯坦人土地上的定居点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象征，而撤离和拆除这些定居点，可以削弱巴勒斯坦社会和阿拉伯国家对犹太人的仇视。作为回报，巴勒斯坦极端武装组织对以色列的攻击也将有望减少。
但一切还不能太乐观。根据世界银行的预计，撤离计划并不能拯救巴勒斯坦经济，虽然会产生改良效应。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早就使后者的经济摇摇欲坠，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巴勒斯坦青年选择自杀式攻击的原因之一。高失业率加剧了年轻人心中的不满，哈马斯则在失望和痛苦中应运而生，并逐步壮大。与此相反，执政的巴勒斯坦政治家多来自传统的“贵族”阶层，他们在奥斯陆和平协定后才回到巴勒斯坦。而哈马斯的领导人则大多生在加沙，长在加沙，来自社会的中低阶层，他们更能了解普通民众的想法。
无论怎样，撤离计划是朝向和平的关键步骤。考虑到社会现象的互动性，可以很自然的得出结论：这个勇敢的决定将给两个国家都带来正面的影响。但与此同时，认为这一计划是和平到来的转折点的想法也是不成熟的。巴以冲突是一个复杂的涉及多个国家的现象，不会在两三年甚至十年内得到解决。可以毫无疑问地讲，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应当教育自己的人民，和平是长久地解决问题的最后方式。
最后，以色列的单边撤离计划还将有助于中东整个邻近地区安全环境的改善，尤其是黎巴嫩和伊拉克。因为以色列从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撤离，将有助于削弱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对美国霸权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仇视。继续沿着这条路朝前走，也将有助于改善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形象。(拉赫曼·冈赫拉曼布 田辉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