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终战诏书歪曲历史 成为右翼言论出发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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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中说：日本投降实际是天皇与美国的交易，虽放弃抵抗却保留了原有政权。

　　1945年8月30日，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统帅名义进驻日本，开始了日本

史无前例的被外国占领时期。占领初期，麦克阿瑟为确保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促使日本最终建立一个和平的责任的政府，曾制定并实施了包括解除武装、惩办战犯等一整套“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改革。《日本国宪法》的制定，就是与各项改革同步进行的。其中，天皇制问题与战争、军备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关于天皇制的问题，当时美国国内主张予以废除并审判裕仁的舆论颇为强烈，33%的人主张处决裕仁，37%的人主张审判裕仁，只有7%的人认为不必管他或留作傀儡。但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占领当局却有自己的考虑。

　　首先，他们担心一旦废除天皇制，审判裕仁将会引起日本人对美国占领军的仇恨，“导致消极甚至半积极的抵抗”，从而为实施体现美国意图的占领政策带来困难。在战前担任过美国驻日大使长达10年之久的美国国务院特别顾问格鲁就说：“天皇是唯一能使日本稳定的力量，如果不支持天皇，我们就会背上沉重的包袱，无限期地管理面临崩溃的七千万人口的社会。”麦克阿瑟则认为排除天皇的占领，至少也需要100万军队，而且还得无限期地维持下去。

　　其次，美国当局还担心，废除天皇制的做法将在客观上鼓励日本进步势力的发展。日本共产党和一些进步人士要求废除天皇制，建立共和制。一旦占领结束，有可能发生“共产革命”，这对美国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最后，美国当局希望以保留天皇制为条件，逼迫日本接受“放弃战争和军备”的重要条款。

　　但是保留天皇制，不免除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是不行的。为此，美军代表菲勒斯准将召见战败时身为海军大臣的米内光政时说：以苏联为核心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主张应该把裕仁当作战犯予以处罚。作为对策，最好的做法是日本方面出来证明天皇没有任何罪责。为此，我认为即将开始的审判是最好的机会。尤其是在审判之际，要让东条负担全部责任。即要让东条说出如下事情来：“在开战前夕的御前会议上，纵使陛下反对对美战争，我也横下一条心，要将战争强行进行下去。”对此米内大将回答：本人完全同意。我认为让东条(原首相)与岛田(原海军大臣)承担全部责任是脱陛下罪责的最好办法(引自丰田隈雄：《战争裁判余录》)。

　　就这样，围绕免除裕仁责任的设想，日美之间达成了共识。对于苏联非常强烈地主张将天皇作为战犯予以处罚的理由，菲勒斯准将以美国冷战思维方式说：这是企图实现全世界共产主义化。也就是说，通过将苏联视为敌人，天皇与麦克阿瑟成了有相同利害关系的盟友，就这样日美化敌为友，达成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共识。这种立场，后来成为日美关系中一贯的重要政治支柱。日本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中说得好，日本投降实际是天皇与美国的交易，虽放弃抵抗却保留了原有政权。

　　为了对付社会主义的苏联，美国迅速将对日政策由惩罚改为扶植，不但重新释放和武装战犯，而且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日本的战时政治体制和统治机构。1949年5月，美国政府正式命令麦克阿瑟中止日本的战争赔偿计划，使日本得以恢复生产，尽快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实际同盟者”。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驻日美军开赴朝鲜战场，麦克阿瑟下令在日本组建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预备队”，大量的旧军官和旧警察加入了这支准军事力量。由于战后国际局势迅速向冷战方向发展，东京审判远远没有纽伦堡国际法庭对德国法西斯审判那么全面和彻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被判绞刑的只有7人，其量刑之轻让人惊诧。不久，盟军陆续释放了除28名甲级战犯以外的全部战犯嫌疑人。仅几年后，盟军还将被判处有期徒刑的18名甲级战犯予以提前释放。其中罪刑严重的战犯七三一部队的缔造者陆军中将石井四郎，不但没有接受审判，反而安享晚年并获得立碑纪念的荣誉，主要原因就在于七三一部队向盟军提供了研究成果。美军负责人说：石井部队的资料是出资数百万美元和长期进行研究的成果。这种资料是附着于活体试验的，受到良心的责备，我们在试验室是无法取得的。于是，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决定，由于日军细菌战情报的重要性，美国政府决定不揭发日本细菌战集团中的任何一个人员为战犯。

　　结果，那些被盟军释放的高级战犯又重新在政界、财界和舆论界活跃起来。正是这些军国主义残余分子，开启了战后的日本国内狭隘民族主义势力崛起的先声。担任过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的甲级战犯岸信介，1957年顺利当上了日本首相。甲级战犯重光葵，1952年任改进党总裁，以后出任外务大臣和副首相等要职，日本学者称他们为“战犯政治家”。

　　日本政界又有家族承袭传统，如上世纪90年代的首相细川护熙，便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近卫首相的外孙，现在的东京都知事、极端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又是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当时有石原、板垣、土肥原“三原左右关东军”之称)之子，他们怎么可能清算自己政权和前辈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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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6月22日《纽约时报》：现在对美国来说，最好是出现一个强大而且重新实现军事化的日本，而不管日本人在靖国神社问题或是战犯问题上说些什么。

　　今年5月4日，大江健三郎对日本军国主义倾向表示担忧。这种倾向体现在日本试图修改宪法及首相小泉纯一郎经常参拜存有争议的靖国神社上。大江说这种倾向现已扩大，而且越来越强烈，但我们抵制这种倾向的时间却是有限的。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知识界“九条会”的领导人，该组织致力于确保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不被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是日本右翼要求修改宪法的主要症结所在。第九条明文规定：日本放弃保持军队的权利，永远放弃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大江健三郎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2001年1月，小泉纯一郎不顾国内70%的舆论反对，强行向伊拉克派遣了“自卫队”。而过去，“自卫队”向海外派兵一向被历届自民党内阁视为违宪行为。但是这个规矩却被身为自民党与公民党联合政权的小泉内阁给践踏了，它意味着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宣布“放弃”的“交战权”被行使。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自2001年4月上台以来，已经连续4次参拜靖国神社。尽管今年4月23日中日两国领导人在雅加达会晤时，胡锦涛主席就中日关系发展提出5点主张，希望日方能以严肃慎重的态度处理好历史问题，小泉也表示日方愿根据胡主席提出的5点主张精神，积极推进日中友好合作关系。然而不到一个月，就在5月16日，小泉声称他还要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并认为这是日本内政，外国不应干涉。6月22日，小泉又在国会说他没有义务屈从于中国和韩国的压力。不久前，靖国神社还亮起了小泉捐供的一盏“守灵灯”，他以灯明志，坚持自己的信念。小泉这样做的目的何在？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局的一位官员指出：小泉是在兜售“自己是可以向中国说‘不’的政治家”。

　　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编辑罗伯特·沃德撰文指出，中日双方对立的理由，表面是历史问题，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政治和经济实力正从日本向中国转移，日中之间正在进行力量关系的重新调整。

　　战后，日本事实上成为美国冷战政策的最大和最直接的受益者。周边无强国，又几乎不存在强烈要求惩罚日本的国家，这一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使日本获得了迅速发展经济的良机。按国际惯例，战败国要向战胜国赔款。可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却宣布“以德报怨，不念旧恶”，放弃数千亿美元的战争赔款。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说：“假使中国要日本拿出500亿美元的赔款，按当时日本的经济能力来说，也需要50年才能支付清，那肯定会阻碍日本经济的成长发展，结果也不会有今天的日本，这一点是不应该忘记的。”

　　可是，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政府的这种善意和宽大，并没有获得大部分日本民众的理解和感激，反而成为日本右翼势力抹杀战争罪行的口实。为了扶植日本，美国不仅取消拆除850个军工厂作为赔偿的协定，而且还向日本提供了20多亿美元的援助。由于日本宪法明文规定日本要放弃战争，使得日本可以集中全部精力发展经济，它可以利用日美同盟关系，借美国在东南亚、东北亚的舰队，保护它过往的商船和油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也使日本大发横财。上世纪70年代的廉价石油也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1968年，日本经济以惊人的发展速度跃居亚洲第一，超过当时的联邦德国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现在的日本已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超级经济大国。但小泉纯一郎及其右翼政客却并不满足做经济大国。他们不忘日本天皇裕仁《终战诏书》中“图谋帝国臣民之安宁，偕万邦共荣共乐乃皇祖皇宗之遗范，此乃朕之拳拳所之者”的遗训，不仅追求修改和平宪法做“正常国家”，而且要做军事政治大国，追求在国际和亚洲地区的“话事权”。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日本实现政治大国梦想的一个可以直观量化的目标。小泉内阁“绕过中国”，搞“强行突破”，结果失利，便又迁怒于中国。他们忘了日本争取“入常”的关键，在于日本自身是否反省历史，争取受害邻国的宽恕和谅解。

　　这些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超出了日本的想像。2002年2月17日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是一位日本少女在流泪，旁边的说明文字是：“现在是北京而不是东京，塑造亚洲未来！”同期发表的特稿《日本红日冉冉西沉》，说日本现在失业率战后最高。过去，日本讥笑菲律宾、印尼、泰国出口女佣，现在失业的日本技术人员排队到中国找工作。日本1000家大公司中，有420家将基地搬到中国。日本银行坏账达1350亿美元，相当于台湾、香港所有的外汇储备。日本《21世纪》月刊，2002年3月号发表文章说，中国经济规模在2020年就可以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日本东京的一位东亚问题专家说，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处于主导地位，但在20世纪日本处于主导地位，到21世纪，两国将首次平起平坐。中国是地缘政治大国、经济弱国，日本是经济大国、国际政治侏儒。

　　日本不甘心外交中的二等公民地位，将中国视为其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障碍，设法对中国进行遏制。不仅如此，日本右翼政客还认为日本国民现在缺少使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那种舍生忘死的爱国热情。新教科书编撰会在新历史教科书的最后章节中说：“战后日本人致力于复兴经济、建构了在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地位，但是人们总觉得什么地方缺少自信”，“实际上日本如今已经没有可以作为理想、模范的外国对手了，到了必须靠自己的双脚扎扎实实地站起来的时代。可是令人遗撼的是：败北于战争的伤疤仍未愈合”。执政的自民党在教育基本法研讨会上，坚持要把“培养爱国心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和焦点”，成为政治军事大国所必需的稀缺精神资源。于是，小泉及其右翼政客决意身体力行，用自己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示范，来激发日本民众的“爱国热情”，酝酿半数国民支持修改宪法第九条的理想土壤，实现使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政治梦想。

　　问泉那得“浑”如许，为有源头“浊”水来。2005年6月22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的《寻求无罪判决的日本战争纪念堂》一文中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靖国神社问题和甲级战犯的判决问题上一直保持沉默，作为曾打败过日本，占领过日本，目前仍在日本有5万驻军的国家，美国是唯一一个让日本在这类问题上可能会听取意见的国家。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不大可能完全无动于衷，因为靖国神社对发动偷袭珍珠港行动的人进行了神化。美国官员对日本将靖国神社比做阿林顿国家公墓感到不满。但美国官员往往为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进行辩解，或是故意保持沉默。冷战也许已经结束，但中国的崛起使美国感到不安，就像20世纪40年代共产主义的兴起一样。因此，现在对美国来说最好是出现一个强大而且重新实现军事化的日本，而不管日本人在靖国神社问题或是战犯的问题上说些什么。

　　日本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美国的霸权思维互融，形成了当前冲击日本对外关系的一股浊流。中日关系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的日本政治人物如何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改善中日关系的关键在于日本政府能否从日中友好的大局出发，认真履行自己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上作出的承诺，只有这样才能从政治上化浊为清，推动两国关系走向光明的前景。

　　(张怀武/作者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常委、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