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乡曲》伴随中大流离岁月

　　抗战时期七年内几度迁徙，当中记载下来不仅是艰难，更多的是学术坚持与抗日救亡——

　　《思乡曲》伴随中大流离岁月

　　前后7年，颠沛流离，几度迁徙，三易校址。先迁云南，复迁粤北，三迁粤东仁化、连

县。抗战八年，不少中国人记住了西南联大，殊不知在广东的国立中山大学，师生们在国难面前也经历着民族个人的深重磨难，在流离中坚持学术理想，在动荡里坚持抗日救亡，在历史上留下一所名校沉重而充满精神的一笔。

　　近日，笔者采访了中山大学校史研究专家黄义祥研究员，听他细细讲述了那段烽火岁月中国立中山大学的不平凡迁徙之路。

　　一迁

　　马思聪的琴声不仅为师生带来慰藉，而且常为前方将士募衣慰劳

　　1938年10月21日，日军攻占广州，中大校方被迫迅速作出决定:迁校。校园愈离愈远，频频回望时，师生们也许万万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离乡背井整整七年。

　　此前情况已是万分危急，日军飞机经常在广州上空狂轰滥炸，连大学校园也不放过，有史可载的中大被炸毙命师生至少有3人。

　　师长们流失的鲜血，头顶上轰鸣的敌机，废墟般的城市，惊恐的百姓……1938年10月21日那一天的离开，可以想象中大师生们心中是何等百感交集，也愈加坚定他们心中救国救民的信念。

　　中大西迁云南澄江后，一切设备自然是极之简陋，但师生们始终不忘救国救民，在校内及所在各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小提琴家马思聪教授的悠扬琴声更是成为那段岁月的见证，伴随中大度过流离岁月。

　　马思聪是1937年应聘中大的，在文学院任音乐教授，到澄江后，因中大师范学院已成立，转聘为师院的音乐教授。他以音乐为武器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歌咏运动中。在澄江，他在继续创作抗战歌曲的同时，还经常举行小提琴独奏会，他那动听的《思乡曲》在月夜常让师生们泪流满面，他的音乐会也常常为前方将士募衣或慰劳受伤将士，马思聪的声名很快传遍昆明。

　　到底是菁菁学子，尽管身处艰难岁月，却始终充满着革命激情。中大在云南澄江办学期间，学生组织的社团很多，学生们公演以爱国救亡为内容的话剧、粤剧，所得款项，用于修建剧院，被称为“抗战期间之兴奋剂”。而平时同学们则从事抗战、兵役、节约、储蓄、劳军义卖、卫生防疫等宣传活动，不曾停歇。

　　二迁

　　炮火纷飞中，特约教授陈寅恪坪石“语语透辟”讲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在云南临时办学不到两年，因时势所迫，1940年8月，中大在代理校长许崇清主持下，又迁至广东北部山区坪石办学，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有两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一是“在学术界中甚著声誉”的史学研究会在坪石举行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请来客串的“明星”是农学院教授、业余小提琴手蒲蛰龙。蒲先生欣然演奏数曲，“观众数百人无不谛听，咸称蒲先生之艺术精妙。”二是洪深教授再次受聘为名誉戏剧导师，在他指导下，中大剧团于1941年5月30日起，一连3天在学校礼堂公演《血十字》、《醉梦园》、《军用列车》、《求婚》、《优游岁月》等剧目，深受好评。大学的文化氛围并没因环境的剧变而荡然无存，它存留着不灭的火种，薪火相传。

　　现在关于那一段历史，记载下来的不尽是如何艰难，而更多的是大家的学术坚持、抗日救亡。法学院经济系著名教授王亚南、梅龚彬，常利用课堂教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王亚南还在流离中创办了《经济科学》杂志。1941年6月22日，德国希特勒进攻苏联，政治学会即于6月26日晚在法学院礼堂举行“苏德战争问题座谈会”，李达、吕复等多名教授及同学数百人参加，“讨论情形极为热烈，正确独特之见解甚多”。炮火纷飞中，特约教授陈寅恪专程赶到坪石，从1943年7月1日起为中大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学生讲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五胡问题》等，“语语透辟，阐发无遗”。

　　三迁

　　疏迁途中，卫梓松教授不受敌人利诱自杀殉难

　　1944年秋，日军为打通粤汉线，向粤北进攻，坪石告急。在中大面临第三大搬迁前夕，中共地下组织抽调了200多名中大学生参加曾生领导的东江纵队，他们立即分批奔赴抗日前线。

　　1945年1月中旬，进犯粤北的日军包围坪石之时，学校仓促通告紧急疏迁。这一次疏迁竟是如此惨烈。

　　这时的中大不得不分流成三部分:往东走仁化、梅县等地，往西走连县。而在迁离坪石时，工学院卫梓松教授来不及突围，不受敌人利诱，自杀殉难。附中教师陆兴焰、学生诸兆永在由坪石搬往仁化途中，遭日寇杀害。

　　英勇的师兄师姐们上前线去了，学校又分割成三块，国难家恨让中大师生更加激发了爱国救亡的激情，课坚持上，讲座继续开，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也从未停止，一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终于胜利了，然而磨难并未因此戛然而止，就在师生员工从各地陆续返回广州原校址的途中，竟先后发生事故夺走了55人的生命，其中包括理学院数学系教授、文理通才黄际遇，他在从北江坐船返校途经清远时坠水罹难。潮籍师生林惠仙、黄光华等7人，从汕头乘士丹利祥发轮返校，途该轮发生大火，迫得跳入海里遇难。潮籍学生陈廷佳等47人，从汕头乘江南公司祯祥轮，该轮严重超载沉没，他们全部被江水吞没。寥寥数笔已可感战争带给人们的切肤之痛。

　　广东儿童教养院

　　记录一段感人细节

　　吴菊芳慈母情怀

　　收养8000儿女

　　“母亲指着难童说，他们都是我的子女，你的姐妹！”时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的李汉魂将军长女李浈教授在《花开花落》一书里回忆说，当时广东省会北迁韶关，母亲吴菊芳不愿做阔太太，而是身穿草黄土布没有军衔领章的军服，日夜奔走于韶关街头，探望妇女儿童的生活。看到流浪街头的难童，行乞讨饭，她心里极为难受，于是她提出成立广东儿童教养院收养这些难童。

　　这一提议得到李汉魂和广东省政府的支持。吴菊芳派出抢救队化装潜回广州、花县、惠州及四邑(台山、新会、开平、恩平)，拯救在沦陷区流浪街头的难童以及因海外侨汇中断的侨属孤儿。据统计，几年来共收养教育了8000名难童。广东儿童教养院由一个总院发展到7个分院，教师、医生、护士、保育员达千人。广东的国统区和沦陷区的老百姓誉吴菊芳为“十载劬劳，八千桃李”。

　　当时，很多学生患有伤寒、霍乱、白喉、疟疾等流行性疾病，韶关缺医少药，吴菊芳多方奔走，辗转来到当时的首都重庆，向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要得10万元。立刻购得珍贵的盘尼西林、金鸡纳霜和新药迈仙(即链霉素)等贵重药品一大批，转运至韶关投入抢救，患病难童得救了。在吴菊芳出差重庆期间，其亲生的儿子李韶却因肺炎没有新药治疗以及缺乏照料而不幸夭折。她强抑悲痛含泪说:“我失去了一个儿子，但却有8000个儿女。”后来邓颖超深情评价吴菊芳:“在抗日烽火中以伟大的慈母般的爱培育下一代。”

　　1982年，李汉魂、吴菊芳由美国回乡参观访问。年过花甲的“儿女”们在广州东方宾馆的宴会厅走廊排成长长的队伍接受院长妈妈的拥抱，笑声、哭声、饮泣声响成一片。

　　战时韶关八年省会

　　粤北三次会战阻击日寇北犯

　　1938年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逐步向广州进攻，当时韶关为粤北重镇、战略后方。在广州沦陷之前，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把机关、省党部、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撤回韶关，使韶关成为战时的临时省会，省机关的办公地点便设在黄岗村。军事方面，由余汉谋任总司令的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也布守在清远、佛冈、从化、增城、翁源一带，总部设在翁源县的三华镇。其后，中共广东省委及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也迁往韶关，并设立公开电台。

　　1939年开始，爱国将领、原三十四军军长李汉魂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他在任期间励精图治，在解决群众的粮食供应、救济难民和归侨、兴修水利、禁鸦片烟等方面建树甚多。李汉魂还支持妻子吴菊芳建起广东儿童教养院，收留各沦陷区和香港难童，又将阵亡人员遗孀安排到妇女生产团。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正规军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的交锋主要为两次粤北大战:

　　1939年，日军占领广州后，企图进犯曲江。为确保粤北防区，余汉谋指挥部队阻击日军北犯，从而开始第一次粤北会战。

　　第一次粤北会战分为3个阶段:1939年12月18日—26日为防御阶段，26日—31日为反攻阶段，1940年1月1日—8日为追击阶段。26日，余汉谋下令全线反攻，其中第六十二军由佛冈向从化、牛背脊间迂回前进，重点反攻牛背脊，将北进的日军分割为两股，尔后集中兵力逐个包围歼灭。牛背脊战斗最为激烈，第一五七师歼台籍军官叶阿清等100余人，缴枪10余支。整个会战共歼敌军官236名、士兵9800名(另据日本防卫厅记载，此役日军亡293名，伤1281名)。由于日军粤北兵力受损，加之补给困难，粤北日军于1939年1月1日向广州方向撤退，第一次粤北会战结束。

　　第一次粤北会战后，日军败退广州、增城，进行整训和补充，企图反扑。于1939年5月上旬再次分批进犯良口，开始第二次粤北会战。此战分为3个阶段:5月13日—23日为防御阶段，5月24日—31日为争夺阶段，6月1日—12日为追击阶段。短短一个月期间，经过多次拉锯战，一五二师守住良口制高点石榴花山，12日，日军溃退回广州，恢复战前双方阵地原态势。此役中国军队共毙敌6000余人(日本防卫厅记载为日军亡251人，伤548人)。

　　双方成胶着之势后，日军屡屡利用广州机场，出动轰炸机空袭韶关等地城区，造成我人民极大伤害:炸毁民房3500多间，炸死无辜民众4000多人，并于1944年11月集合两万余兵力，发动第三次粤北大战，打通了粤汉铁路，于1945年初攻占韶关，国民党省政府随之向西部山区迁移，直至抗战胜利始迁回广州。

　　踏访

　　奴役劳工、奴化教育、慰安妇、大屠杀……

　　珠海三灶镇:日军兽性集中爆发

　　“那时候，轰炸广州的飞机就是从三灶起飞的，国民党军队还懵然不知。”站在村口的老榕树下，74岁的陈福炎老人遥指着当年日军修建的机场遗址说。

　　陈福炎是珠海金湾区三灶镇上表村的小学退休老师，一直多方踏访，收集当年日军的暴行罪证。

　　老人回忆说，1938年2月17日正午，日军出动4艘炮艇，从三灶岛莲塘湾登陆，到处烧杀掳掠。并加紧在田心与莲塘之间构筑飞机场及其附属的各种军用设施。被迫做苦工的各地百姓1万多人。陈伯说，一开始发给劳工的工钱是一张从水泥纸袋上剪下的纸片，日军写上“2角”，并盖上印章作为军票使用。

　　三灶岛上的机场等设施竣工后，日寇秘密杀害了3000多名民工，并将三灶岛改名为“新长崎”埠，将田心、下表、莲塘等村改为日本村名。日本空军每天都从三灶岛起飞轰炸广州、佛山、石岐和东南沿海等地。当时的国民党军队还懵然不知敌机从何而来。

　　22慰安妇供6000多禽兽淫乐

　　珠海金湾区三灶乡上表村，一栋破旧的瓦屋藏在几座楼房中间，不到两百平方米的地面上杂草丛生，蛛网横结，这里曾是日军的慰安所，见证了日军的淫乱与残暴。

　　日军在三灶登陆之后，最多达6000多人，且海陆空三军兵种齐全。为此，日军还在上表村建立了慰安所。陈伯告诉我们“这里原来是村里的私塾，叫阅报书舍，日军登陆后，人数越来越多，为了满足兽欲，便从琉球、冲绳、台湾、韩国等地抓来了多名慰安妇，供日军淫乐，到太平洋战争前，又从香港抓来了一些，最高峰人数达到22人。”

　　“进门的时候，日军还要交钱，挂号，排队。日军还给那些慰安妇编号，周一三五给陆军服务，周二四六给海军服务，周日则给军官服务。”

　　奴化教育:讲中国话的饱受污辱

　　1938年日军攻占三灶时，陈伯当时只有7岁，日军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当时他们建了两所小学，请了随军翻译来教日文。规定从二年级开始，无论上课还是课间，都一律讲日文，说中文的则会被挂上有‘使用支那语者’字样的木牌。”陈伯拿出自己复制的木牌给我们看，每个木牌大概八寸长，两指宽，带有诬蔑色彩的“支那”两字尤其引人注目。

　　“更为可恨的是，日军还在教务处楼上建了一个象征日本天皇的水泥雕塑，每天早上进校门，都要我们向樱花鞠躬，而且一定要把头和腰成九十度。”陈伯向我们比划着，并模仿当年的样子鞠了躬，当年村里像陈福炎一样上学的还有近两百人，很多人到现在都还会讲日语。

　　三灶大屠杀骇人听闻

　　陈伯告诉我们，日军在三灶的暴行数不胜数，最骇人听闻的当数三灶“万人坟”和“千人坟”了，1938年农历三月十二，日军为了报复村民们的抵抗，包围了鱼弄村，通过要村民们出来拿良民证的名目，把数百名村民都诱骗到村口的池塘边，每三人用铁丝刺穿手掌捆绑起来。第二天早上，又把这些村民押到冲垄并村口，强迫村里的青壮年挖好一个30多米长，两米多宽，1米多长的坑，挖好后就把这些村民用机关枪进行扫射，死伤者无数。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梅志清　陈枫

　　段功伟　胡键

　　通讯员　李汉荣

　　实习生　张春艳　郑俊彦　林旭娜

　　摄影:本报记者　吴粤

　　图:

　　中山大学师生组织战地服务团，赴前线慰问伤员。

　　广州沦陷后，中大北撤，辗转数地，师生风雨同舟，共渡难关。图为中大师生在临时校园共同进餐。

　　吴菊芳(右二)检阅教养院难童。

　　1940年5月，中国军队攻克从化，迫击炮发挥巨大威力。

　　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机关办公所在地黄岗村。

　　中共广东省委在韶关的办公地点红围，1945年遭日军焚毁。

　　珠海仍有老人保留当时日军奴化教育的证据。当时说中文的人就要挂上“使用支那语者”的牌子，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