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大洋中心运筹

　　在大西洋地区，人们的意识形态和处事原泾渭分明，凡事都有一条界限贯穿始终，遵循者就是正确，偏离者即为错误。而在太平洋地区，“中心”和“周边”的概念更为人所接受，围绕轴心周而复始，此所谓“秩序”；失去核心散落四方则称其为“混乱”。

　　曾几何时，美国重燃对太平洋的热情，将重建秩序视为己任。无论美国人对此满怀热忱或是心存怀疑，眼见自己的政策准则在亚太盛行一时，他们没有理由不去憧憬，这些“

嫁接物”最终能成功扎根。

　　过去曾有这样一种希冀，通过美元和欧元实现等值交换，为大西洋两岸画上等号。然而此等政治雄心却被迫受到欧盟市场制度的磕绊，欧洲人只能眼睁睁看着美元继续担纲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石。

　　如今在亚太，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正在经历一段重整期。从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中，人们不难看出一丝欧盟的影子，更准确地说，是当年“欧洲共同体”后期货币政策的缩影。

　　所谓货币，其字面意思即体现出经济领域内的流通和概念。如浮动汇率的奠基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在稳定的情况下缓步增加货币供应量，有助于国家货币体系应对战争爆发、石油跌宕等外因的影响。

　　即使美国人能从低息贷款中受益颇多，但由于中国掌握着巨大的美元储备，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货币供应量也会飞速上升。大量廉价的中国商品是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商所青睐的，因此各种计算和预测都以人民币为单位进行，也就是说，实际上，不少美国人都是在以成本低廉的中国经济为参照来进行日常计算的。

　　如果说货币是一种不同于其他任何商品的特殊商品，它仍然保有商品的许多特征。因此，美国政府觉得无法接受的是，它用以测算自己经济前景的商品，其价值竟然要由另一个国家的政府来决定！华盛顿认为，这无异于是将自己的经济发展和一个政府控制的国家经济紧紧地挂靠在了一起。

　　以此为出发点，美国认为完全有理由对中国心生警惕———即便不是出于贸易保护主义，那么至少也是出于爱国主义。于是，美国国会成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自然转变为美中经济与安全“监督会”，他们要随时注意中国这个“战略竞争者”的动向。在美国的世界观里，它永远都不会冒险陷入一个以亚洲为中心的漩涡。当美国发现人民币货币存在“问题”时，它顺理成章地找到各种理由施压，要求中国调整汇率———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必须下降。

　　与此同时，英国央行8月宣布了两年来的首次利率下调，使英镑略有贬值；而美国联邦储备局则继续维持加息步调，将美元价值略微上提。从长远角度看，这些行为并没有促成货币贬值，也没有引起通货膨胀，而是在减少不同市场的差异，相互协调。世界上不可能有完美的货币天堂，各国只能依靠自己来尽力完善货币体系。

　　由此可见，中国的货币政策并不成问题，因为所有货币在某种程度上都有赖于国家政策的调配。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这也使得中国商品在海外的低廉价格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中国企业当然有自己的选择权，但他们不会为了加入竞争者所谓的“主流”而向西方市场彻底放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公司对美泰、优尼科、罗孚这些海外收购案屡遭挫败，在重量级收购问题上，他们肯定不会有联想收购IBM那样的运气。

　　中国的汇率调整不同于欧盟、也不同于俄罗斯在上世纪80年代的调率举措。中国经济具有其特殊性，这使得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在汇率调整问题上三思而行。

　　但从长远来看，中美之间的合作仍然必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饱受争议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上任不到几天，就和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大使进行会面，将目标一致对准了急欲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日、德、英巴“四国联盟”。

　　作为两个地区大国，美国和中国毕竟拥有众多共同利益，促使双方携手并进。展望未来，中国似乎更趋于临机应变，而美国则只能“以变化应万变”。（作者系葡萄牙驻北约代表。俞懿晗、顾晓鸣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