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文：进“皇军”学校 学抗日本事

　　吴学文先生是近代中日关系的见证人和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参与者。曾经长期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对日关系的廖承志先生第一次见到他时就告诉他：“小伙子，你要准备搞一辈子对日关系。”事实证明，他的人生道路始终与中日关系相伴。

　　为抗日进入“皇军”学校

　　吴学文1923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他才8岁。他幼小的心灵中懂得的就是人穷被人欺负、国家落后就要挨打。

　　国民高等学校毕业后，吴学文选择了学习军事技术、长大杀敌的道路。他进入了伪满军官学校预科班，目的就是学好杀敌本领。当时，军校中已经有秘密的抗日组织，他们看到自己的民族受到日本欺压，百姓受到日本士兵欺负后，充满了对侵略者的仇恨。伪满军官学校实行的是日本法西斯式的教育方法，要求学生唱日本军歌，饭前要感谢天皇的恩赐，晚自习要反省是否忠于天皇，这些是彻头彻尾的“神国史观”教育。吴学文说，这些不可能让学生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更不能使他们变为日本人，相反更使他们尝到了亡国奴的痛苦。

　　学校有进步学生的地下秘密组织，他们交流反满抗日思想，传阅进步书籍。其中一个组织叫“恢复社”，提出的口号就是“打败日本，恢复失地”。1942年秋，日本关东军从伪满军校预科毕业生中选择了10名成绩优秀的学生，将他们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57期攻读本科，吴学文就在其中。他认为，要想抗击日本侵略者，就必须掌握日军的军事知识和战术方法。

　　1944年春于士官学校毕业后，吴学文便开始寻找抗日救国之路。回到沈阳后，他与另外两位中国同学张文善、王成美一起利用毕业休假的机会，四处打听抗日部队的消息。他们在街头买来铅字，伪造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生队长江波派遣“考察徐州战役”的命令书。

　　就这样，3位爱国青年闯过日伪军哨卡，进入了当时的中国第一战区苏鲁豫皖边区。他们遇到了第一战区副长官、张学良将军旧部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吴学文等被任命为教育处中尉研究员。

　　吴学文回忆这些往事时说：“日本千方百计地奴化我们，目的是把我们培养成镇压中国人民的工具，结果我却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掘墓人。”上世纪80年代，吴学文作为新华社记者常驻日本，在福冈举行的一次酒会上，一名日本人得知他的非凡经历后向其提问：“吴先生，日本文化中有报恩的思想，既然日本士官学校培养了您，那您如何向母校报恩呢？”吴学文回答说：“我们参加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赢得了亚洲的和平。”

　　从日本发回第一篇新华社报道

　　新中国成立后，吴学文被分配到新华社国际部当上了记者。50年代至60年代初，是中日民间外交起步的时期，吴学文因精通日语多次被派遣参加接待日本访华团和随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

　　1952年10月，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首次作为东道国组织如此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彭真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吴学文被派往接待班子任翻译，这时他第一次见到协助周总理负责对日外交的廖承志同志，当廖听说这位年轻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亲切地对他说：“小伙子，对日工作是长期的，你要准备搞一辈子对日关系。”

　　当时由于朝鲜战争战事正酣，日本作为美军基地，为建立支援美军的作战体制，加大了对进步力量的镇压，即“赤色整肃”，进步人士出国受到限制。要参加亚太和平大会的日本和平人士以到欧洲讲学等为由绕道第三国来到北京，有的人甚至是乘渔船飘洋过海到北京与会的。日本代表团的出席使大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吴学文说，当时很多中国人对日本人在感情上不能接受，但中央进行的政策上两个区分的教育使自己深受启发，即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侵略中国的责任在日本政府，日本人民没有责任；把日本政府中决定政策的元凶与一般官员区分开来。

　　1954年国庆节前夕，日本两个超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来访，廖承志、赵安博、孙平化、肖向前、吴学文等参加接待。一个是出席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大会和访苏后来北京的议员团，包括中曾根康弘、园田直、樱内义雄等，另一个是参加中国国庆节的大型代表团，包括自由党的小川平二、宇都宫德马和社会党的佐佐木更三等。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陈毅、宋庆龄、郭沫若、廖承志等会见了代表团，开启了中日高层政治交流的大门。特别是周总理两次会见代表团，详细介绍了中国对日政策及和平共处原则，阐述了发展贸易、日侨归国和有关日本战犯问题。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向日本国会议员说明了对中日关系的原则、方针、政策，使他们加深了对中国的理解。后来这些日本人都成为日本政坛的重要人物：中曾根出任日本首相，园田后来出任外相，樱内出任众院议长，佐佐木成了在野党领袖。

　　1954年10月下旬，以李德全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访日代表团，吴学文作为代表团成员前往，他将代表团受到日本国民热烈欢迎的景象写成新闻稿发到新华社总社，这是新华社发自东京的第一篇报道。

　　吴学文的对日工作经历如同中日关系的发展一样并非一帆风顺。1963年，中国再次组团准备参加在日本举行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争取裁军世界大会时，日本政府为阻止中国代表团访日，竟然无理地宣布吴学文等3人为“不受欢迎的人”。1964年日方又再次拒绝吴学文随经济代表团访日。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经过艰难谈判，终于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当时负责接待86名随访日本记者的就是吴学文。1973年，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日友协代表团访问日本，廖承志专门点将要吴学文参加代表团。负责发放签证的日本驻华公使看到吴学文的名字大为惊讶：“怎么，吴学文也去吗？”第二天，吴学文收到了日本驻华大使为代表团送行的晚宴请柬，日方对他的封杀终于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而被打破。

　　此后，吴学文在中国的对日交往中成为许多重要活动的见证人。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赴日换文，吴学文随团采访。后来的华国锋、邓颖超、胡耀邦等我国领导人访日，吴学文都是第一现场的采访者和见证人。1979年至1984年，他还被新华社派遣到东京分社常驻4年，后来出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顾问、研究员。

　　1992年10月1日，国务院为表彰吴学文为发展中国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向其颁发了特殊津贴和证书。

　　如今，82岁高龄的吴学文先生虽然离休，但他对日本问题的研究从未停止过。他现在还担任中华日本学会顾问、中日关系史学会名誉会长、中日友协理事和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顾问。其著作《日本外交轨迹》、《日本金融政策与金融大国》、《当代中日关系》等是研究日本问题的必备教材。现在他正在奋笔编著《廖承志与日本》等书稿。

　　言谈中充满朝气的吴学文先生寄语广大青年：“只有稳定发展国家才能富强。青年人要团结，学好本领，才能更好地建设国家。”这也是吴学文先生的人生感言。

　　吴学文，1923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现为中华日本学会顾问、中日关系史学会名誉会长、中日友协理事和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顾问。

　　作者：本报记者 苏海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