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大国”黯然失色，中国为何没有定价权？

　　中国日报网站消息：中国已是世界第三货物贸易大国。然而，既是大买主又是大卖主的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只是一个被动的价格接受者。

　　由于缺乏国际市场定价权，稀土，这种中国具有得天独厚优势的战略资源的价格在国内外市场上大幅度下跌，以至于成了中国经济界的心头之痛。

　　中国为何没有定价权?既有我们自身的原因，也有在华跨国公司方面的原因。

　　梅新育/文

　　“贸易大国”黯然失色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中国是重要战略资源--稀土的故乡，储量、产量、销售量和消费量均居世界第一。产量占世界的95％，以至于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的说法。然而．由于缺乏国际市场定价权，这种中国具有得天独厚优势的战略资源的价格在国内外市场上大幅度下跌，以至于成了中国经济界的心头之痛。与四年前相比，氧化铈的价格从4万～5万美元／吨一路下跌到约0．9万美元／吨，99％的氧化钕价格从10万美元／吨下降到不足5万美元／吨，99．999％氧化钇价格从20万美元／吨跌至约5万美元／吨。就总体而言，2004年，我国稀土产品出口5．49万吨，是1990年的9倍，而平均价格却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1-36万美元／吨下降到O．73万美元／吨，降幅达46％。

　　从初级产品到制成品，类似的故事发生在众多外贸商品上，令中国这个贸易大国黯然失色。

　　外贸规模迅速扩大

　　从外贸规模和贸易平衡等指标来看，中国无疑是战后对外贸易发展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1978年，中国出口、进口以及进出口总额分别只有97．5亿美元、108．9亿美元和206．4亿美元，在世界贸易格局中无足轻重；2004年，这三项指标分别达到5934亿美元、5614亿美元和11548亿美元，中国跃居世界第三货物贸易大国(进口额和出口额也分别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欧盟)。1978年-2004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54．9倍，年均增长16．74％，远远超过同期的GDP年均增幅。1994-2004年，中国贸易顺差累计2820亿美元，出口商品结构也不断提升。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昔日作为初级产品净出口国和制成品净进口国的中国已转变为初级产品净进口国和制成品净出口国。而且，初级产品进口额逐年上升，越是国内经济增长形势良好的年份，初级产品进口额增幅越大。l998年，中国初级产品进口额为230亿美元，2004年已高达117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l％；初级产品贸易逆差1998年只有23．5亿美元，2003年为380亿美元，2004年高达767亿美元，比上年高102％(参阅附表)。我国已是铜矿、锰矿砂等多种资源产品的最大进口国。

　　被动的价格接受者

　　通常情况下，大买主或大卖主对交易价格有一定影响力，就连我们到农贸市场买菜，菜贩子也会主动向你提出多买可以优惠。然而，既是大买主又是大卖主的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却只是个被动的价格接受者。这一点，在初级产品进口贸易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为了规避价格风险，掌握了定价权的大买主能够向卖主索取一个相对稳定的长期价格。而中国因为没有定价权，初级产品进口价格波动得非常强烈，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石油天然气产品。

　　以燃料油为例。中国大多数燃料油从新加坡燃料油市场采购，该市场包括传统现货市场、普氏(Platts)公开市场、纸货市场三个组成部分。我国企业进口燃料油时，通常采用装船当天及其前、后各两天的普氏公开市场收盘价的加权平均价格作为结算价格。有能力左右价格的国际大油商便经常在我国进口燃料油装船日前、后两天在普氏公开市场上联手抬高现货价格。我国企业非常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就总体而言，石油天然气产品划分为原油、成品油、烃类气体三类。1990年-2004年，我国每年进口原油的平均价格变动区间为119．9美元／吨-276．3美元／吨；成品油为llO．6美元／-~-244．2美元／吨；烃类气体(1999年-2004年)为215．9美元／吨～377．5美元／吨。进口油气产品价格波动如此强烈，无怪乎我国航空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股价总是在坐过山车了。

　　其他初级产品进口价格的波动也相当显著。2002年～2004年，大豆、原木、纸浆、羊毛、棉花、铁矿砂、锰矿砂、铜矿砂、铬矿砂、氧化铝、纸及纸板(属于制成品，但加工程度很低)等11种主要进口初级产品进口量大幅增加，而进口价格也明显上涨，其中八种产品这三年中的平均进口价格涨幅均为两位数(从13％到99％不等)，而铁矿砂、铬矿砂、氧化铝三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涨幅竞高达三位数，分别为146％、154％和lll％。2005年，我国钢铁企业被迫接受了进口铁矿石价格71．5％的涨幅，这更是震动全国。

　　没发育的期货市场

　　首先，中国商品期货市场不发达，未能成为主要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定价中心。在现代市场体系中，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风险转移和提高市场流动性三大职能。期货市场之所以能够发挥价格发现功能，是因为这一市场开放而又参与者众多，各类信息都能及时为市场参与者所接收并据此估计期货价格的变动，单个市场参与者估计资产价格的偏差通常无碍于其整体估计的准确性。正因如此，世界油价并不产生在OPEC的会议桌上，而是产生在纽约和伦敦的纸桶市场上。按数量计算，目前世界石油日供应量约8400万桶，日消费量约8300万桶，但纽约商品交易所石油期货日交易量达2亿桶，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日交易量更接近4亿桶；按金额计算，当油价为50美元／桶时，世界石油日消费金额约40多亿美元，而国际石油市场日交易金额则高达数百亿美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过去30年，世界石油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从西方垄断石油公司定价转为欧佩克定价，接着又转为由期货交易所以石油期货价格作为定价基准，皮肯斯之流石油炒家对油价的影响力超过r海湾国家的石油部长们。

　　不仅石油产品，目前几乎所有大宗商品都存在一个国际市场定价中心：铝、铜、铅、锡等金属的价格主要在伦敦金属交易所确定，棉花价格确定于利物浦，煤炭价格形成于纽约商品交易所，尿素、小麦价格形成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石脑油价格由东京交易所确定，红小豆、大豆、玉米价格确定在东京谷物交易所，羊毛价格由澳大利亚羊毛局制定。中国期货市场交易品种稀少、市场规模小(目前只有十个交易品种，与美国商品期货市场的348个交易品种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市场规则不成熟，市场开放度不高，能借助其进行套期保值的企业不多，市场参与者有限，无法发挥国际市场定价中心作用。

　　今年5月的“2005年上海论坛”吸引了众多境外人士参加。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跨国公司内部的关联交易，其转移定价的原则并非其中国子公司的利润最大化，而是整个集团的利润最大化。

　　寡头垄断VS高度分散

　　其次，过于分散的企业结构削弱了中国外经贸企业的谈判地位。当前绝大多数商品的国际市场都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而是寡头垄断的市场。无论是买还是卖，寡头垄断的一方都掌握着定价的主动权，而高度分散的一方只能被动地接受。目前国际铁矿石市场的基本格局就是高度集中的卖方对分散的买方，英国一澳大利亚力拓公司、必和必拓公司和巴西淡水河谷公司三大铁矿石巨头控制了全世界80％的铁矿石生产量和贸易量，与他们相对的是全世界数以千计的钢铁厂和进口商。中国在今年3月1日实施《铁矿石自动进口许可管理办法》之前，就有500多家钢铁厂和流通企业有资格进口铁矿石。在国际并购重新升温的情况下，国际铁矿石市场卖方的集中度还可能进一步提高；而在反垄断法实践总体上趋向放松的情况下，有关国家政府无论是对此还是对矿石价格上涨的趋势都抱着乐观其成的态度。如，必和必拓公司已于3月8日向生产基础金属和铀矿的澳大利亚最后一家大规模独立矿业公司WMC资源有限公司发出了价值92亿澳元(约合73亿美元)的收购要约，而且此次收购没有遭到任何反垄断方面的阻力。我国拥有全世界绝大多数稀土、羊绒资源，同样由于经营主体过多，低价竞销，使我国不能掌握定价权，肥水外流现象极为严重。

　　另外，我国出口贸易方式的特征是加工贸易占主流。在2004年的5934亿美元出口总额中，来料加工装配、进料加工、出料加工合计3280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5％。在加工贸易中，当一家外资品牌商、采购商面对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中国厂商时，谈判地位孰强孰弱，不言自明。

　　一窝蜂与价格战

　　第三，我国制成品出口以引进技术和一般竞争性产品为主，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即使是创新产品，也往往加工程度不高，谈判地位比较虚弱。而且，国内投资具有一窝蜂的特征，多数一般竞争性产品国内生产能力供过于求，这就进一步削弱了我国在制成品出口中的谈判地位。在这方面，我们有着太多的教训：

　　l991年～l994年，我国企业开始大规模投资生产维生素C，仅仅几年时间，我国维生素C产量便占世界一半以上。但一窝蜂的投资和随之而来的价格战重创了中国厂商。1991年，国际市场上维生素C价格为12．5美元／公斤，1995年便跌到4．25美元／公斤，2000年底为3．4美元／公斤。2001年9月底为2．8美元／公斤，折合人民币约23．24元／公斤。尽管我国企业以生产成本低著称，但根据时任石家庄制药集团董事长蔡东晨提供的数据，国内领先厂家维生素C生产成本也达22元／公斤，所以，毛利率仅为5．6％。在价格战中，国内大部分出口厂商惨遭淘汰，少数幸存者的利润也极为微薄。到1999年，我国原有的26家维生素C出口厂家只剩东北制药厂、华北制药厂、石家庄制药厂、江山制药厂四家。更重要的是，维生素C属于国家基本药物，曾与青霉素一起被国家列为医药行业不得合资的两大战略生产线，然而，这道防线并不牢固。

　　某些初级产品的一窝蜂投资也严重削弱了我国的谈判地位。在2003年下半年至2005年初的国际焦炭市场景气期间，中国出口商控制了全世界一半的焦炭贸易，2004年山西焦炭出口额同比增长141：56％。高额回报刺激山西炼焦投资急剧增长，目前，山西建成的焦炭生产能力已达1．29亿吨，在建的还有9000万吨，而该省去年焦炭总产量不过7293万吨。在焦炭投资规模、生产能力急剧扩张的时候，焦炭行情已经发生了逆转，短短几个月时间，焦炭出口船上交货价格(FOB)从450美元／吨降到了200多美元／吨，山西大部分焦炭企业已经无利可图。正是由于看到了我国焦炭行业谈判地位虚弱的底细，一些贸易伙伴对我国焦炭予取予求。欧盟2003年还指责我国焦炭倾销而逼迫我国限制对其出口焦炭，次年就因为世界性焦炭短缺而指控我国限制对其出口焦炭，还威胁要告到世贸组织。

　　从全球视野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大力推进全球化，让发展中国家数十亿人口涌向相对狭小的出口市场而互相残杀，对发达国家维护其国际市场定价权是何等重要。

　　跨国公司设下圈套

　　第四，以外资企业为主的中国外贸结构进一步削弱了中国在定价权方面的谈判地位。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伴随着外商投资企业规模及其地位的上升，按照出口、进口、进出口总额三项指标衡量，外资企业在中国大陆对外贸易中的比重都已超过了一半。2000年～2004年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从1194亿美元上升到3386亿美元，在全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从47．9％上升到57．1％；进口额从ll73亿美元上升到3246亿美元，在全国进口总额中占比从52．1％上升到57．8％；进出口额从2367亿美元上升到6632亿美元，在全国外贸总额中占比从49．9％上升到57．4％。而且，外资企业规模较大、出口商品结构较高。据商务部统计，2004年全国出口额最大的200家企业中，外资企业占77％；进出口额最大的500家企业中，外资企业占62％。而国内出口最多的lOO家外资企业中，90家属于IT类企业，其出口额合计1008．53亿美元，占前lOO家企业出口总额的94．17％，占同期全国外资企业出口总额的29．77％。

　　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外资企业的增长。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跨国公司内部的关联交易，其转移定价的原则并非其中国子公司的利润最大化，而是整个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常见的一种手法就是，在离岸金融中心设立一家仅仅存在于账面上的离岸公司，中国子公司的出口商品在账面上首先以低价卖给离岸公司，然后由离岸公司以高价卖到真正的出口市场；进口商品则在账面上由离岸公司

　　以正常价格或低价买人，然后转手以高价卖给中国子公司。这样，就将经营利润集、中到离岸公司账面上，而在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实际生产经营的子公司账面利润很低，甚至亏损。在离岸金融中心，离岸公司每年除了少量年费之外无需缴纳其他税收，通过这种操作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整个跨国公司的税收，实现利润最大化。我们虽然无法准确得知这种手法的应用有多么广泛，但可以看到，中国外资企业账上亏损面高达60％，但这些亏损严重的外资企业却在不断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个中奥秘，人人皆知。我国利用外资的成就确实引人注目，迄今已连续十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2002年更高居世界第一，但国际市场定价权也在利用外资的喜讯声中悄然流失了。

　　对症下药才会赢

　　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们曾经提出这样的命题。不错，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确实有助于全球财富的增长，但国际经贸利益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分配是高度失衡的。通过参与国际分工、走向国际市场，少数国家和地区化蛹为蝶，实现了从发展中经济体向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乃至发达经济体的飞跃，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却依然在国际市场的边缘挣扎。

　　国际市场定价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决定了国际经贸利益的分配格局，进而决定了一个国家(地区)走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的最终结果。我国对外贸易在规模增长方面确实成就辉煌，但在效益方面依然乏善可陈，巨大的代价、日益显现出的负作用正在侵蚀我国对外经贸乃至整个经济持续发展的根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些许成绩沾沾自喜而止步不前，我们需要做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要针对我们没有国际市场定价权的原因，对症下药。争夺国际市场定价权，是我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令人欣慰的是，针对上述问题，有关部门和企业已经开始采取了措施：提高铁矿石和其他战略资源进口企业资质标准，推广企业海外联合采购；出台扶持出口名牌的措施；发展期货市场；推动企业重组，提高资源企业集中度；调控过剩产业投资；等等，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我国争夺国际市场定价权，提高在国际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然而，这种努力又注定是长期而艰苦的，不仅是因为外国竞争者们会竭力维护其垄断地位，更是因为我国国内原来低效率生产、流通体系下的既得利益阶层会千方百计地维护他们的现有利益，为此不惜牺牲整个国家的利益。

　　（来源：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