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必伪装你的性取向

　　-对于周生建来说，成为同性恋人群的朋友并不是他工作的全部，甚至不是他工作的最主要的目的。在同性恋人群中 防止艾滋病的传播，宣传安全的性交往方式，才是他最重要的任务。

　　-公开身份，在同性恋人群中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出柜”。出柜分为两种情况——被动和主动。主动出柜需要极大的 勇气，而被动出柜的背后则蕴含着深深的恐惧与无奈。

　　-周生建在重庆组建“同志防艾”工作组之初，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自己希望去帮助的那些“同志”们都在哪里？

　　信报记者罗乐/文张秀良/图

　　上周，日本30岁的女议员尾迁加奈子在当选议员两年后，对外界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她说，她之所以公开自 己的性取向，主要是“不想让为同性恋而烦恼的孩子和自己一样”。

　　公开身份，在同性恋人群中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出柜”。基本上出柜分为两种情况——被动和主动。主动出柜需要极 大的勇气，而被动出柜的背后则蕴含着恐惧和无奈。

　　因为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所在的国家是否开放，身为同性恋者，面对社会的公共价值判断，大家首先选择的一 定是为自己有异于常人的性取向保密。他们在保密的同时，不得不在双重人格中忍受痛苦的煎熬。

　　曾经听过一个男同性恋者痛彻心肺的诉说：在他们这个群体里，找到一个能够长久保持关系的伴侣，比中

　　或许同性恋者的抱怨并不能唤起我们这个社会上大多数自诩为主流人群人们的理解和同情，因为主流人群预先确定了 同性恋者的性取向为“异常”甚至“邪恶”，于是，基于“异常”或“邪恶”而产生的各种痛苦，怎么能够称得上“痛苦”， 又怎么能够得到自认为“正常”人们的同情和理解呢？

　　在社会大众普遍的不理解和不认可中，周生建的理解和关怀，就好像夏日里突然吹来的一阵凉风一样，是所有同性恋 者最信任的朋友，是他们倾诉苦闷的最好对象，是他们生活的向导。

　　对于周生建来说，成为同性恋人群的朋友不是他的工作的全部，甚至不是他的工作最主要的目的，在同性恋人群中防 止

　　周生建现在的职务是重庆市渝中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中心主任、重庆贝利·马丁艾滋病咨询服务中心主任、重 庆彩虹工作组主任。

　　五个人的组织

　　2002年，当时还不会上网的周生建通过一本学术杂志，得知了一件让他愤愤不平的事情——身为某医院皮肤科主 任医师的张北川教授因为从事同性恋中艾滋病传播方面的研究，不被人理解，失去了工作的场所，并被剥夺了处方权。看完这 条消息，周生建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和身为重庆医科大学副教授的妻子经过商量以后，做出决定：哪怕是承受和张北川教 授同样的待遇，他也要参与这项工作。因为他认为，同性恋人群的存在是一个社会现实，同性恋人群因为特殊的性取向，而成 为艾滋病感染和传播的高危人群，这也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既然这样，就应该正视现实承认现实，给予这群人以客观的待 遇和足够的关怀。

　　其实，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周生建的职务中并没有规定他必须为同性恋人群、或者为同性恋人群之间的艾滋病传播， 甚至说主流人群中的艾滋病传播做什么具体的工作，一切都源于他作为公民的良知。

　　“男，1974年生，1.74米，60公斤，独身，河北人，品正貌端，为人真诚善良，有修养，重感情，觅一位 30岁以下，1.60米以上，漂亮的女同志组建互助家庭，地区不限。另觅一位35岁以下阳光的男同志为伴，共度今生。 ”

　　这不是普通的征婚启事，而是一个“同志”为今后的生活所做出的选择。寻找一个漂亮的女“同志”组建“互助家庭 ”，目的是用组建正常的家庭这种方式掩人耳目，以掩盖自己的性取向。而寻找一个男“同志”共度今生，则是几乎所有的男 “同志”的共同愿望。

　　周生建在重庆组建“同志防艾”工作组之初，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那些“同志”们在哪里呢？谁愿意担当志愿者呢 ？

　　2003年2月，第一个志愿者出现，他是重庆一所大学的研究生，随后另外一名女志愿者出现，这两名志愿者最终 成为重庆彩虹工作组最铁杆的志愿者。目前，重庆彩虹工作组拥有5名核心成员，以及无数的志愿者。

　　说起这些志愿者，周生建非常感动。他说，出面担任彩虹组志愿者的这些人是很值得钦佩的。和其他公益活动的志愿 者不同，担任彩虹组的志愿者，首先面临暴露自己性取向的风险，大多数旁人不仅不会尊敬你，反而会以鄙视的眼光看待你， 把志愿者当作怪物一样对待。周生建说，重庆彩虹工作组这几年的工作获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并非是他本人做出了什么 功劳，而是这些普遍有着很高修养、有着很好的身份的志愿者们牺牲自我、冒着风险、无私工作的结果。

　　不是“同志”的同志

　　刚刚大学毕业，“同志”小王面临选择工作的重大抉择，他没有打电话征询父母的意见，而是向周生建求教——在他 的心中，周生建是最值得信任的人。

　　因为科学的头脑和善良的人格，周生建以一个异性恋者的身份，成功融入了同性恋群体。

　　在周生建的心中，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除了性取向，他们的各个方面的才华与素质都不亚于 主流人群。就像左撇子和右撇子一样，你无法证明右撇子一定比左撇子优秀、聪明，同样无法证明左撇子比右撇子成功。”

　　他说，科学研究证明，人类之所以会有同性恋人群存在，首先是因为这群人的先天基因，然后，在后天的一些诱发因 素的共同作用下，一些人的性取向就和大部分人产生了差异。无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如何，也无论一个国家的科技发达程度 如何，不管是封建社会还是其他社会形态，同性恋在全体国民中所占的比例一定维持在2%—4%之间，这是一个不变的事实 。作为科学工作者，正视现实，并且解决因此而引发的问题，才是正确的方法。

　　在周生建身上，总是随身携带着一部

　　曾经有一个已婚的男“同志”小A带着满腹困惑来找周主任，他告诉周生建说，自己不仅有妻子，而且还有孩子，但 是，隐瞒了很多年自己的性取向，对他来说这种人格分裂的痛苦日渐增加。在周主任的鼓励下，他终于带着妻子，双双来到周 主任办公室。因为周主任认为，像小A这种情况，与其无法获得妻子的理解，不如让妻子接受科学的观念。经过周主任的讲解 ，妻子终于理解了小A的苦恼，并且积极支持丈夫参加彩虹工作组的工作。现在，在妻子的支持下，小A成为了彩虹工作组的 得力干将。

　　同性恋者能否通过后天努力，改变自己的性取向？这个问题曾经迷惑了很多人。在毛主席“人定胜天”理论的支持下 ，很多同性恋者的家长或者朋友希望通过专业人士的帮助，“纠正”同性恋者错位的性取向。不过，事实并不如此。根据科学 家的研究，人的性取向无法更改，不管这种变化是从同性恋改变为异性恋，还是从异性恋改变为同性恋。

　　周生建说，曾经有一个母亲打来电话，从电话中，他感觉这位母亲非常有文化，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非常有修养。 这位母亲说，自己的儿子非常优秀，毕业于北京一所著名的大学，但是是同性恋，问能否通过某种方法纠正？周生建回答说， 家长遇到这种情况，最好不要试图去纠正，因为同性恋并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状态，只有当家长充分理解这一点，尊重孩子 的选择，给予孩子与所需要的帮助，才能和同性恋者建立良好的沟通，才是对同性恋者最好的帮助。怎样辅助同性恋者寻找到 好的同性伴侣，并且在交往过程中保护好自己，这是家长最应该做的事情。

　　还有一位父亲也让周生建非常感动，这位父亲长得非常英俊，他说，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他希望能够从周主任那里 获得更多的知识，以便和儿子更好地交流。这位父亲甚至建议周主任举办一个家长聚会，让家长们互相交流一下和孩子们沟通 的方法。周生建说，要让家长承认自己孩子的性取向异于常人，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很多家长都羞于向外界暴露自己 是同性恋孩子的家长这个事实，所以至今，周生建也没有能够成功举办过一次家长聚会。由此，周主任更加敬佩那个勇于向专 家求教的家长。

　　还有很多打电话向周主任倾诉内心痛苦的家长认为，之所以孩子会有异于常人的性取向，是因为自己在孩子的成长过 程中没有注意到某些问题，是因为自己的错误造成了这种结果。为此，家长长期生活在深深的自责中。周主任说，研究证明， 人的性取向并不是后天形成的，家长教育方法的差异，绝对不能影响孩子的性取向，因此，家长不必自责，更不要相互指责。

　　他们是社会的一部分

　　两年多的时间，周生建已经成了同性恋者的良师益友，成为了他们最可以信赖的人。因此，当他在同性恋人群中开展 防治艾滋病的工作的时候，才更能够被这群饱受歧视的人所接受。这或许是他的一种策略，不过，对众多的同性恋者来说，这 不重要，他们喜欢周主任，信任周主任，这才重要。

　　每逢过春节或者其他重要节日，周主任会把一些无法回家的“同志”接到自己的家里，和他17岁的儿子以及其他家 人一起娱乐娱乐。

　　周生建说，在很多国家，不同的性取向已经能够被大众接受，很多人甚至认为这仅仅是一种人的生活方式而已，西方 的文化也决定了他们不会把别人的性取向当作很神秘很有趣的问题加以猜测。或许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做到这一点，当身边的 朋友不愿意结婚的时候，你不要打听，也不要猜测；当有人的行为方式很中性的时候，你也不要猜测不要试探，惟有这样，我 们才能够真正把同性恋人群当作社会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应该总用所谓道德的眼光去审视同性恋者，要知道，性取向和道德无 关，和个人的品质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