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亚政治格局逐渐改变致美难以为所欲为

　　中亚地缘政治素来为世人所关注。苏联解体后，一些“遥远的”政治势力也开始觊觎这一地区。“9·11”之后，美国利用反恐的机会，在中亚设立军事基地，继而又策动旨在扶持亲美政权的所谓“颜色革命”，致使中亚地缘政治格局更加复杂化。

　　中亚不是巴尔干式“火药桶”

　　多种文明交汇的中亚地区，既是贯通欧亚大陆的交通枢纽，又是世界石油供应线的重要地带，地缘政治颇为独特。英国地缘政治家麦金德在上世纪初发表高论，说“谁统治了中亚，谁就控制了世界岛(欧亚大陆)；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当年的苏联领导人深谙此道，把中亚各国牢牢控制手中；如今的美国步其后尘，向中亚节节进逼。

　　中亚地缘政治复杂化的原因多样。各国积贫积弱，获得政治独立后都曾试图振兴经济，且特别期待外援。可惜十多年来，中亚国家(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的转型遇到不少困难。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乘机抬头，新生独立国家却无力合作加以应对，俄罗斯在中亚的作用力又在减弱。在此情况下，外部势力乘虚而入，尤其是美国横加干预。

　　尽管如此，中亚毕竟不等同于以“火药桶”著称的巴尔干半岛，并不存在一触即发的战乱形势。这是因为，除吉尔吉斯斯坦出现混乱外，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乌兹别克斯坦管理比较有序，土库曼斯坦无反对派立锥之地，塔吉克斯坦内战之后人心思定。加之，在中亚国家占压倒优势的是逊尼派穆斯林，不存在政教合一的气候和土壤。中亚的周边大国，乃至美国，都坚决反对原教旨主义。此外，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中亚格局逐渐变化，美国难以在中亚为所欲为

　　对于大国在中亚的影响要作具体分析。中亚各国原是苏联的组成部分，“一号盟友”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有其内在传统性，它们彼此情结深厚。除独联体外，俄罗斯与中亚一些国家还借助安全条约组织、经济联盟乃至上海合作组织形式，维系彼此之间的特殊关系。

　　中国希望在睦邻友好、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中亚各国全面发展关系，包括能源领域的合作。中亚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深感兴趣，认为对自己有借鉴作用。

　　美国则是另一种状况。中亚历来是美国影响力最薄弱的地区，美国渴望渗入而苦于不能入门。苏联解体提供了一次良机，反恐则是又一次良机。美国抓住中亚一些国家的需要，利用俄罗斯的低调态度，在中亚扩展军事网络，从而将欧洲和亚太两个战略大区沟通起来，大大弥补了美国在中亚地缘政治上的缺陷。

　　关于美国向中亚渗透，这要从所谓“颜色革命”谈起。吉尔吉斯斯坦动乱和政权更迭，既不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激化，也不是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较量的结果，“革命”从何说起！政权更迭只不过变换了掌门人，何况现任与前任领导人曾在一个政权下工作。冠以“颜色革命”，无非是企图标榜，新政权是向美国靠拢的。

　　美国的中亚政策基础是推进所谓“民主化”，宣扬“西方民主对中亚是更具吸引力的模式”，这其实是一厢情愿。伊斯兰教是一种基础深厚的传统力量，美国对中亚国家可以做到“分化”，但很难使之“西化”。个别国家政权更迭，不等于美国的意识形态已在中亚扎根。

　　美国不会满足于其在中亚的得分。它惯用的策反手段，诸如为反对派提供经援、强化意识形态渗透、利用非政府组织充当街头政治先锋等，还将被继续采用。不过，美国为此不仅要付出昂贵的经济代价，还要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那就是霸权主义越来越引起世人的恶感。

　　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显著，其前途取决于各国行动

　　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是以地缘政治模式为依据的，诞生4年来成绩不菲，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它在“9·11”发生之前率先提出反恐使命。“上海精神”令人称道，“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体现了一种新安全观，“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体现了一种新发展观。

　　上海合作组织当年未出面阻挠美国在中亚设立军事基地，有一定的原因和道理。打击恐怖主义是国际反恐联盟的共同需要，美国设立军事基地得到当事国同意。然而美国“醉翁之意不在酒”，正因如此，今年7月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提出“有必要确定临时使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上述基础设施及在这些国家驻军的最后期限。”其态度之明确，表明了各成员国对美国超出反恐需要的图谋所持的严正立场。

　　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从国情出发，对美国军事基地采取了不同做法。吉尔吉斯斯坦当局同意美国继续保留军事基地，着眼于算经济账。乌兹别克斯坦原先与美国关系较好，但因为美国借口其发生骚乱事件而无端干涉其内政，则决定要美军撤出在该国的军事基地。总体看，上海合作组织的上述宣言提高了中亚各国与美国交涉的谈判地位。

　　任何一个国际组织都不是万能的，但上海合作组织自成立以来，成员国扩大了，职能在增加，其成长是有目共睹的。当然，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地位和作用要有一个合理的定位。上海合作组织的前途，最终取决于各国能否把共识化为行动、把蓝图变成现实。

　俞邃　(作者是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