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战母亲”重燃美国市民运动火炬

　　辛迪·希恩注定会成为在美国社会史上留名的“反战母亲”。她在美国政府有关安全议题的道德权威被视为不容挑战的时刻挺身而出，重新树起了美国普通民众可以质问政府行为的道德权利。———朱锋

　　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位普通的美国加州妇女辛迪·希恩成为北美几乎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她不仅自8月6日以来在布什总统位于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农场门口安营扎寨，要求和布什总统对话，最重要的是，她坚决要求美国政府从伊拉克撤军以避免更多的美国青年在伊拉克丧生。辛迪·希恩的举动在美国激起的不是有关伊拉克战争是与非的争论，而是一场新的争论，那就是美国人究竟能否以自己的方式公开而又尖锐地表达对重大国家议题的看法。

　　当世人习惯于将伊拉克战争与越南战争比较时，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事实是，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再是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的美国。那个时代的美国在民权运动与和平主义的影响下，市民的反战运动强大且活跃。著名影星简·芳达为了反战而访问当时作为美国敌人的北越，虽然这一度招致非议，却也反映了当时普通美国人在国家介入战争行为时可以充分展示的独立思考与行动的能力。

　　然而，伊拉克战争发生在“9·11”以后，发生在自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之后美国政治保守主义复兴的高潮时代。尽管伊拉克战争也曾遭到许多美国公民的非议，但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反恐和保护美国安全的声音高于一切的时代，大规模的市民反战运动已经被认为“不合时宜”。反战似乎只成为了美国人可以从价值和政策有效性层面上质疑政府决策的内容，但反战不能毁损政府的道德立场，更不能质疑政府保卫美国的决心。因此，林登·约翰逊时代曾在全美各地引起巨大反响的“救救孩子”的呼声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已经很少听见。新保守主义主导的美国政府一直都是在用美国的国家利益否定和驱散那些来自市民社会的挑战声音。

　　看一看2004年出版的塞缪尔·亨廷顿的《我们是谁》这本书，就会发现美国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在国家主义面前退却的现象。亨廷顿的这本书从本质上质疑美国文化与社会的多元主义，强调爱国高于一切的“美国认同”。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超级民族主义”之上的。

　　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考察，辛迪·希恩注定会成为在美国社会史上留名的“反战母亲”。她不仅勇敢地亮出了她的反战立场，而且在美国政府有关安全议题的道德权威被视为不容挑战的时刻挺身而出，重新树起了美国普通民众可以质问政府行为的道德权利。在她的信仰中，美国人的安全和美国人的自由权利至少同等重要，任何政府和领导人都不能简单地以国家的安全使命来否定市民对人的生命和价值问题的独立判断。辛迪重新高举起了美国在冷战后衰落了的市民运动的火炬。如果再看一看布什总统对辛迪要求对话的拒绝，那真的就是一场典型的“国家主义与市民运动”的对抗。

　　在目前的美国社会背景下，辛迪·希恩不会成为另一位反战的“简·芳达”。但她的行动仍可以给予新保守主义势力必要的冲击。如果美国国内反战的市民运动能够继续打击布什政府倡导的“超级民族主义”，或许，我们有希望看到一个“安静”一些的美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