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父”卢梭的伪善

　　女性观察

　　王宏维

　　卢梭(1712－1778)是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其《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等著作揭露了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扼杀，鼓舞人们起来参与推翻封建王朝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有“

革命之父”之称。而女性主义从性别视角对卢梭思想的检视与批判，使这位思想家再度成为引人瞩目的历史人物。

　　“天赋人权”是卢梭的著名思想。他宣称:“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并指出之所以有人认为奴隶的子女都只能当奴隶，那是因为已经有了违反人类本性的奴隶的缘故。所以，最根本的是要铲除将人划分为高低贵贱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然而，就在卢梭如此慷慨激昂地发表有关自由、平等、公正的言辞之中，同时却包含着根深蒂固的西方男权中心主义，充斥着对女性的种种偏见。“天赋人权”中所说的“人”，其实仅仅是指男人，女人根本就不包括在内。卢梭认为，从“自然”的角度看，“女人是为了委身于男人、忍受他的不公正而造出来的。”所以，对于男女两性也就没有什么自由、平等、公正可言了，即男女不平等是“自然”的。在卢梭看来，女性最重要的事情是对丈夫的奉献和自己母性的发挥，所以她们的活动范围只应限于家庭。女人要取悦男人、劝慰男人、照顾男人，使男人生活得甜蜜且愉悦，她们才有可能得到男人的爱与尊重。这不仅是女性美德的体现，还决定了对女性进行的教育也应当依照她们与男人的这一关系来计划和开展。卢梭根据当时颇为流行的“自然状态”学说，在论证“天赋人权”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同时，认为男尊女卑也是出于自然，是上帝的安排。他认为，上帝给了男人会思考的大脑，给了女人会分泌乳汁的乳房。相反，女人的大脑与智力是低等的，这就像男人的乳房不会分泌乳汁一样，因此她们不能与男性一样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唯有在家庭中侍奉丈夫、养育后代。

　　这些充满强烈偏见的男权中心主义言说，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女性主义的坚决反对与批判，而不同的女性主义流派也从社会和个人两个不同方面进行了批判。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根据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社会结构划分，指出了卢梭思想的内在冲突，认为他所坚持的男尊女卑的偏见，根本不是出于什么“自然”的必然性，而是由男权社会的性别制度派生出来的，是依据男女生理差异为社会分工建立的一种“社会禁忌”——男人外出谋生，女人在家养育子女。这种“分工”其实并非完全是基于“自然”，而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避免混淆男女性别之间的界限、并强化这种界限，使之成为一种固定的身份。这样，就可为性别的等级划分、性别压迫与性别控制奠定基础。女性主义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继承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的一些观点，认为妇女从属于男性、受男性的压迫控制的情况并非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天赋人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先导的启蒙思想，虽然竭力倡导和推进自由、平等、人权，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在性别问题上却仍执著于男权中心主义，竭力维护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强调男性压迫和控制女性的必然性，恰恰正是资产阶级社会革命不彻底性的表现。因此，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统治，使人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但却并不等于就推翻了性别的、种族的压迫制度，性别解放和种族解放是阶级解放不能取代的。

　　另一些偏好于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则注重从卢梭个人的成长及社会阅历中展开批判。卢梭在其教育论文《爱弥尔》中非常强调母乳喂养，认为这不仅可使母亲与婴儿、妇女与家庭的关系更加紧密，还将为社会革新提供基础。哺乳和专事家务劳动的母亲，也被卢梭塑造为有富于爱心、乐于付出、勇于自我牺牲的形象，并将之提升为社会的救赎力量。然而，女性主义研究发现，卢梭之所以对专事家务、哺育孩子的母亲予以高度赞美，恰恰反映了他个人成长中曾经的缺失。卢梭自小就丧母，是由父亲和奶妈养大的，正是这点导致了他对母亲及女性乳房强烈的渴望。有分析还认为，仔细阅读卢梭《忏悔录》等著作，就可发现他对女性乳房有一种近乎变态的偏执，若实际中某女性的乳房并非如他想象的那么完美无缺，就会成为他迁怒或怪罪女性的原因。而在较晚的时候，卢梭的私人生活开始暴露出了并不为人称道的另一面，人们得知他不仅与妓女过从甚密，还曾与某女佣生下了五个私生子，并且都在孩子出生后即丢弃，由孤儿院养育，不仅没有母乳养育，自己也根本不尽父亲的点滴职责。这些秘密的公开，使那些听从了卢梭的教导，把母哺养育与追随革命等同起来的妇女们大为惊愕。无疑，这也成为女性主义集中批判的一个靶子。卢梭在理论上与个人实际行为上的悖反，不仅显示了贯穿于他个人思想中的伪善，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父权制文化的伪善。在这样的情况下，与父权制有关的理论说服力和文化统摄力自然也大大降低了。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导、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