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战争历史德日美三国模式各不相同

　　张国庆

　　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说过:“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见自己，就好像站在时间中的一点，惊奇地注视着过去和未来，对过去我们看得愈清晰，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就愈多。”一个人、一个组织乃至一个民族对待历史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或它的未来。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二战和越战这两场战争给人们以极大的精神触动，并且使我们看到了三种不同的反思方式。

　　一种方式是既道歉又反思，也就是德国方式。1970年12月7日，在缔结苏德条约3个月后，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签署了波德条约。在签字之前，勃兰特还到华沙无名烈士墓前献了花圈，并在华沙犹太区，在全世界的注视下，为1942年被希特勒残杀的50万犹太人下跪致哀，“我下跪并不是因为我有罪……面对受害犹太人石碑，我不能仅仅面无表情地献上一个花圈就完事……应该有个举动。它对德国人和犹太人都有利，能为未来打通一条道路……”这个简单动人的赎罪姿势和真诚的波德条约不仅化解了这两个相邻民族的宿怨，更使全世界人民产生了对勃兰特本人和全体德国人民的深深敬意，说“一跪泯恩仇”并不为过。

　　而对于德国这个有着深厚思想内涵的民族来说，仅仅道歉还不够，还需要全社会的深刻反思。为了避免后人重蹈覆辙，德国政府特别注意到了要“从娃娃抓起”，把战争反思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方式，也就是既不认罪也不深刻反思的做法。令德国人都感到惊讶的是，日本在对待战争罪行方面表现出了举世无双的“坚韧不拔”，无论罪行多么确凿，无论邻国有多么不满，无论民间有怎样的压力，就是舍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当，舍了政治大国形象不要，舍了地区经济共同体不建，也绝不认错，绝不妥协。所以就有了让邻国不齿的“历史教科书修订”，有了小泉政权我行我素地“拜鬼”行径，有了军事野心的不断膨胀。

　　不仅如此，由于整个民族都普遍缺乏对战争罪行的反思，我们不仅看到了日本文学界对战争反思的集体失语，更看到了一些所谓的“爱国学者”对战争的“另类”解读，而在这个过程中，被忽视的不只是历史的真实性，更是对健全人性的培育。而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所说的那样，最值得担心的是日本的下一代，因为被蓄意篡改的历史教科书将培养出同样不诚实的下一代，这将使日本青年也不敢正视错误，不敢正视历史，在道德上缺乏正义感，从而很难避免在未来不重蹈他们先辈的覆辙。

　　领导人的远见和胸怀也十分关键。我们注意到，战后的历届德国政府都在认罪和反思方面有着明确的态度，而当年勃兰特的一跪，更是深化了德国的反省，改变了与受害国的关系，也帮助德国走出耻辱，走向繁荣，成为了当今国际舞台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以致有人说:“德国总理跪下去，德国人民站起来。”但相比之下，日本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却是对战争罪行遮遮掩掩，甚或昂首“拜鬼”，无疑对整个民族的战争反思都起到了恶劣的示范作用。

　　而介于两者之间的是美国方式，也就是不认错但却反思的方式。这一点，在越战问题上表现十分明显。对于美国这个极不习惯于道歉的国家来说，让它的政府在越战这样一些问题上明确作出道歉是很难的，但有意思的是，美国这个民族却有着强烈的反思意识，而这种强烈的反思意识也促使政府作出了从越南撤军的决定。在这个过程中，越战的“苦难”内涵得以升华，一个坦诚而自信的民族在抚慰伤痛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思考着。

　　耐人寻味的是，三种不同的反思姿势带来了三种不同的结果。勃兰特的世纪一跪，不仅赢得了宽容与尊重，也使战后欧洲建立起了与东亚截然不同的信任关系，德国现在也成为了欧共体和欧盟的主要

　　而日本的态度则令人不耻和唾弃。他们在教科书、靖国神社、

　　相比之下，美国的“中间路线”就显得比较微妙。一方面，民族的战争反思在不断地给那些试图作出不负责任的决定(特别是发动一场可能带给人们深重灾难的战争的决定)和危险的倾向敲响警钟，另一方面，没有认错习惯的政府却也很难避免再次发动战争的“冲动”，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日本政府对美国发动的每场战争都那么支持，那么乐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