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160多宗纠纷协议执行率100％

　　翁源贵联村“阿添古”宁愿自己穷一点也要乡亲少花钱

　　处理160多宗纠纷协议执行率100％

　　本报记者　贺信　通讯员　李晓　刘洪群　策划　曾庆春

　　引子

　　并不是每一个“公家的人”都能做到“出手阔绰”，刘河添就很少请人吃饭:“就算翁源这样的粤北山区，朋友几个好好吃顿饭也要几百元钱吧——几百元钱够我做10多个调解了。”

　　翁源贵联村刘河添，村民叫他“阿添古”，他自己花钱是为让乡亲们少花钱。他说所谓调解，无非是“调和感情”和“解决问题”——“调和感情”意味着自己要多花钱，而“解决问题”就是要让乡亲们少花钱。

　　农村干部的“执政为民”——

　　调解矛盾减少“农民负担”

　　刘河添是在自己的运输车上接到选举结果通知的。贵联镇撤镇并村，常常搭顺风车的乡亲们觉得“阿添古”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2003年1月1日，“翁源县龙仙镇贵联村调委会副主任”刘河添正式走马上任。

　　两年多来，“阿添古”在这个岗位上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事情。他处理的160多宗纠纷，协议执行率达到100％。“控制激烈场面、特别是控制经济消耗”，这是刘河添摸索出的调解规律。

　　为证明自己的观点，刘河添从抽屉中翻出了一起经典案例。村民张永新晚上驾车时东张西望，一头撞到停在道路中间的拖拉机上。张永新起诉索赔4000元，但刘河添分析说——车主没有设置警示标记固然担责，张永新精力不集中也不能免责——双方责任应当四六分成。“拿不到那么多钱，还要承担700多元诉讼费，到底是赔是赚？”刘河添说服张永新撤了诉，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张永新不仅得到1350元的补偿，还拿回诉讼费500多元。

　　前不久有提议说取消人民调解员制度，理由是调解员的工作和很多职能部门都是重合的。刘河添说这种说法“根本不了解基层”。他的账是这样算的:矛盾纠纷如果解决不了，群众就要上访。去一趟镇政府，来回车费要四五十元，中午吃饭又要四五十元——而且去一次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反复几次就成了沉重负担。

　　根据刘河添的经验，“经济消耗越大，矛盾越容易激化”。也正是因为这样，刘河添认为自己的工作不仅仅是帮助群众解决矛盾纠纷，而且是通过调解减少“农民负担”。“这就是我们农村干部的执政为民。”刘河添说。

　　“零纪录”背后的成本支出——

　　为了公平公正不计个人得失

　　调解是为帮助乡亲们减轻负担，可是做调解的刘河添自己是要花钱的。刘河添算了另外一笔账:

　　每个月的收入共计550元，其中包括财政工资250元和村里补贴300元——这是“入”的方面。出的方面，摩托车汽油费要60元，“现在油价升了，交通上的费用还得涨”；沟通联络，手机要打掉120多元；把矛盾双方拉到一起，抽支烟、喝杯茶，还得花钱，而且是不少的钱——“去村里转转，我要带五六包烟”，刘河添说，“没有烟总觉得不好意思，一个帮人点烟的小动作就能拉近双方之间的距离，后面的事情就好办。”

　　更为麻烦的是，很多调解都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办成的。今年2月，村里两兄弟分家时闹了矛盾。刘河添和妇女主任上门做工作，从晚上8时多谈到午夜12时都没谈出个名堂。事情到了3月14日仍然没有结果。当天晚上，刘河添写好上送给司法所的汇报材料，一支接一支抽着烟。“事情的起因是耕地与房屋分配不均”，刘河添说，“事情虽小，矛盾却大，一旦交出材料就打破了贵联村几年来的上送‘零纪录’。”刘河添回忆起以往大小事情的调解情景，心中惘然。第二天，刘河添准备做最后一次调解。这一次又是从晚上7时半谈到夜里12时半，家庭生活的酸甜苦辣平复了兄弟俩的心情，事情解决终于迎来了曙光。

　　类似于这样的调解，究竟要花多少钱、多少时间？刘河添想了想还是算不清楚，他说“如果自己太计较个人的损失，做调解的时候一定不能做到全心全意，不能做到公正公平”，“只要给乡亲们留下一次不好的印象，下次的调解就肯定做不成了”。

　　基层调解员的力量源泉——

　　乡亲们看我一眼就是回报

　　刘河添当调解员，收入少、开销大，经济能力和正在当老板的同学相比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然而“阿添古”可是真正发过财的人。早在1996年的时候，刘河添就做过当时联山管理区的副主任。那时刘河添“同样负责调解，工资只有70多元”。由于“小孩有病”，刘河添“实在没有办法养家糊口”，他只好选择了自动离职，到连平给老板打工跑运输。

　　3年后，刘河添自己做了小老板——“在家里开拖拉机，一年能挣一万七千多！”这“一万七”可是刘河添人生大半辈子中收入的最高峰，即使是在现在，当地人均年收入也只有2300元。此后，刘河添又开着自己的东风车在广州继续发财，月收入2500元，直到回到家乡再次做起“村官”。

　　谈起现在的境遇，刘河添又是摆手、又是摇头，“我去看过那些当老板的同学，人家办公室的椅子都是可以转的！”而刘河添自己工作的“调解庭”，连个吊扇都没有。

　　中断刘河添发财梦的力量，是父老乡亲在改选时投给他的“感情”和尊重。去年5月，刘河添因为胃病住院治疗，病房里竟然找不到落脚的地方。22个自然村的乡亲们，赶了十几里山路去医院看望“阿添古”，队伍一直排到了走廊上。卷着裤腿、踩着烂泥的农村人，把白花花的医生包围在人群中，叮嘱大夫“开这个药”、“吊那个针”，“一定要把阿添古治好，没钱我们自己出！”

　　“我没有可以转动的老板椅，没有威风八面的大东风，可是我有乡亲们来看我”，躺在病床上的阿添古忍不住哭了，“乡亲们看我一眼就是回报，看我一眼就是财富！”

　　链接

　　“阿添古”调解样本

　　尊重民风民俗“银牌替代金骨”

　　2003年，贵联村永兴村民小组张观德与吉星村民小组张泽平发生建坟纠纷。双方都是农村“大族”，各自组织200多人准备操刀械斗。2002年张泽平没有征得张观德的同意，就在张观德家坟地后面3米内建起一座新坟。张观德妻子一气之下竟将张泽平所建新坟挖起，将骨灰搁置在墓穴旁边。张泽平家直至2003年扫墓时才发现坟地被挖、骨灰瓶失踪。

　　刘河添迅速组织人员上山寻找，但仅仅发现了骨灰瓶的碎片。第一次调解，张泽平坚持索回祖先骨殖。第二次调解，张泽平坚持赔不了骨灰就补偿8000元。而张观德则认为骨灰丢失与自家没有直接关系拒绝了对方的要求。

　　刘河添向德高望重的老人请教。乡亲们指点迷津说:按照古老风俗，在银子上刻上死者名字放在瓶中，也能表示对于先人的追思和尊重。刘河添按此风俗习惯进行第三次调解，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张观德一次性补偿1200元给张泽平用于打造银牌以及其他费用，张泽平保证不再在张观德家坟后面另起新坟。

　　基层人民调解庭

　　不比兄弟多拳头硬　村官学法依法办事

　　翁源县龙仙镇全镇34个村都设立了人民调解庭。两年多来，各村人民调解庭调处矛盾纠纷295起，占全镇矛盾纠纷调解数的66％。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张德江握着刘河添的手说，“你的工作很有意义，乡里乡亲有什么纠纷，我们干部及时出来调解，基层矛盾少了，社会才能稳定”。

　　化解基层矛盾

　　越级上访下降

　　贵联村等10个村自从2003年建立村级人民调解庭以来，实现了“纠纷不出组，大宗不出村”的目标。贵联村共调解各类纠纷160多宗，涉及金额40多万元，成功率达100％。一个村的调解委员会，把大量矛盾消解在萌芽状态，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村民学法守法

　　干部依法执政

　　村级人民调解庭建设，增强了村民的法律意识。村民们摒弃了过去有了纠纷“看谁兄弟多，比谁拳头硬”的以强压弱的不良风气。村官们也学法、懂法，依法为群众办事。刘河添在自己手抄的《民法通则》上写到“依法、学法、用法、宣法，一生都离不开法”。

　　培养好民风

　　促经济发展

　　村级人民调解工作营造了村民互帮互助、共建美好家园的纯朴民风。近年来，龙仙镇的人民调解庭调处成功率达95％，避免“民转刑”案件7宗。村风正、民风好，邻里和睦、干群密切，既有利于村官们集中精力抓发展，又为招商引资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图:

　　和村民们亲密无间的关系、良好的群众基础，是刘河添解决纠纷成功的基石之一。　刘洪群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