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学子联合国总部打工

　　一直以来，我都没有英文名，在学校学英文的时候曾经喜新厌旧地选了好几个，终究没有一个长久的。没想到来联合国工作，名字还真成了个问题。

　　第一天入职，被头儿带着向各位同事介绍，三四个办公室走下来，已经晕了。名字不是一般的难记啊，Bruno,Pamela之类的还行，Tsehay,Pritika,Zewidta则是听了第一遍，第二遍根本想不起来。天哪，70多人的采购司，什么时候才能认清楚啊！

　　等到自我介绍完毕，被问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Do you haveanickname?（你有什么方便称呼的昵称么？）”面对人家诚恳的目光，我只能很不好意思地回答：“没有。”想想在国内，向陌生人进行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也曾为“睿”字费过不少口舌，没想到到了联合国，名字一样是个问题。为了记住我这个中国名字，“洋”同事们颇费了一番脑筋。

　　尊重多样性“万国”成员和谐相处

　　没来纽约以前，我经常想着，会不会因为长着一副亚洲面孔而在街头被人多看几眼。来了才知道，在街头眼睛忙不迭地东张西望的恰恰是自己。纽约和其它美国城市的最大不同之处也许就是，你永远不会被人一眼“看”出来是外来的，因为这里各色人等应有尽有。

　　刚到联合国时，同事们的热情问候也让我这个中国人不太习惯，尤其是吻面礼，有的吻一边，有的吻两边，有的嘴里要啧啧出声，有的不能出声，真是花样繁多。

　　尊重多样性是联合国秘书处在其工作人员中推广的核心价值之一。毕竟，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问题而诞生的联合国，在日常运作中如果没有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的尊重与理解，很难想象能够实现和谐与提高效率。

　　“朝八晚九”工作常在最后一刻变化

　　我所在的采购司物流与运输部，主要负责联合国物资与人员的运输，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招标、签订合同，为世界各地维和特派团运送人员与物资。比如中国派去海地的维和警察部队，人员要包机从中国飞赴太子港，物资通过空运或海运去驻地，都是要经过总部安排。

　　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以及维和行动的特殊性，联合国的这项工作很具挑战性，常常会在最后一刻出现变化，需要马上找出解决方案。因此，朝九晚五变成“朝八晚九”是常有的事。

　　工作之余，办公室的同事有时会提议去曼哈顿中城附近不远的酒吧happyhour，放松神经，叫上一瓶啤酒，看电视听音乐，聊上几句办公室八卦。比较投契的同事，会约着一起去看电影，看百老汇歌剧，去中央公园野餐，听免费的草地音乐会。有时还会在办公室里给同事过生日。

　　家庭事业难两全亚洲“飞人”与欧洲“奶爸”

　　两地分居是很多联合国工作人员的生活方式，我的牙医听说我新婚三个月就告别丈夫来到纽约，就安慰我说，他的很多病人都是这样。他认识的一对印度夫妇，已经五十多岁了，还是这样一个在纽约，一个在孟买。两个人都不能放弃自己的事业，就这样飞来飞去也飞了一辈子。

　　不过看看周围，倒也不都是飞来飞去的，好几个北欧来的女同事，都是拖家带口来的，丈夫不是在纽约的新家里当奶爸，就是先赋闲再找工作，这似乎在亚洲家庭里是很难发生的事。

　　回首报考经历进联合国工作纯属意外

　　现在回头看看，从2000年底在上海参加第一轮考试到2003年春天通过最后一轮电话面试，我进入联合国工作的整个过程仿佛都不太真实。

　　那时刚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开始工作。一起进公司的同事兼校友，偶然看见国家人事部网站上登出的招考联合国后备人员的公告，兴冲冲地跑来说一起去试试吧。于是，漫长的考试历程开始了：先是上海初试，然后是北京复试，第三轮才是2001年2月联合国在全球的正式考试。

　　当时，中国报考者有数千人，看了电视才知道，其中不乏专业人士，所以根本没对结果抱多大希望，倒是在北京玩得很开心，还认识了一帮“考友”。

　　没想到2001年底，我却意外地收到通知，到联合国总部参加面试。

　　黄妍睿（联合国秘书处国际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