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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大选被迫进入加时赛 政坛大联合渐成主流(2)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25日00:30 新京报

  “大象婚礼”郎情妾意

  与有关“交通灯联盟”与“牙买加联盟”的组阁谈判被坚决叫停相比,社民党与联盟党在互相妥协后举行“大象婚礼”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所谓“大联合”,即由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和施罗德的社民党组成执政联盟,两大党
共同执政。这种联盟在德国议会中将占据近70%的席位,可以说是一种最稳定的局面。尽管两大党在大选中争得你死我活,但实际上由于两党作为全国性的大党,均需要照顾各阶层选民的利益,其提出的施政方案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如果它们被迫联手,自然也有共同基矗此外,大联合组阁在德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一次。1966年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便形成“大联合”执政,并一直坚持到1969年。因此早在大选前,当默克尔领导的黑黄联盟党与自民党联盟支持率下滑至50%以下时,就已有很多分析家提出了再次出现“大联合”组阁的可能。

  22日,联盟党和社民党就共同组成大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举行了意向性磋商,由于默克尔和施罗德在会谈中依旧坚持表示,自己应该成为下届德国总理,此次会谈并没有达成具体协议。但值得关注的是,联盟党和社民党代表商定,下周三就可能的大联合问题举行第二轮意向性磋商。与有关“交通灯联盟”与“牙买加联盟”的组阁谈判被坚决叫停相比,“大联合”谈判能够继续再谈已然凸现了双方对于合作的乐观态度。基社盟的一名议员说,如果投票表决的话,该党会有90%以上的人反对“牙买加方案”而认同大联合政府。

  不过无论两党内部多么倾向“大联合”的组合,关于总理人选的矛盾仍然是个难以解决的矛盾。也许真的是急中生智,近日有人甚至又提出了一个解决矛盾的大胆设想:社民党与联盟党组成大联合政府,但施罗德和默克尔都退居后台,不再出任总理。“大联合”期间,由社民党和联盟党轮流坐庄,各任总理两年。1984年,以色列佩雷斯领导的工党和沙米尔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就曾达成如此协议,由两党轮流执政两年。因此,这一妥协方式也被成为“以色列”版本。

  有分析认为,在实力不分伯仲的情况下,两党分别坚持必须由施罗德或默克尔出任总理,实际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总理人选问题,而是两党均不愿承认自己在选举中失败。如果采用这种“以色列”版本,则可以很好地回避两党究竟是谁败选这个问题。大家各退一步,谁也不失面子。此外,这一版本也特别合两党内欲挑战领袖权威的地方诸侯的口味。前北威州州长施泰因布吕克(社民党)和黑森州州长科赫(基民盟)均被看作是接替施罗德和默克尔的合适人眩

  但是,在大选后举行的联盟党议会党团会议上,默克尔再次以98%的高票当选议会党团主席,表明了联盟党主要领导层对默克尔的坚定支持。而施罗德领导社民党连续执政7年,其在党内的地位和威信也是难以动遥只要施罗德自己不言退,其他人恐怕很难取而代之。

  德国媒体称,把施罗德和默克尔这两个总理候选人撂在一边,对社民党和联盟党来说无异于是一嘲政变”。然而,执政毕竟是民主制度中一个政党的最高目标,社民党和联盟党也还不是施罗德和默克尔两人的一言堂。两大政党在关键时刻会不会被迫“丢车保帅”以求达到形成稳定的政权,还要看下周双方再次组阁谈判的进展。

  红黑对垒没有赢家

  大量选民直到选举最后阶段仍犹豫不决,反映了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党的相关主张获得了主流大众的认同。

  德国战后的政坛虽然派别众多,但政治格局却素以稳定著称。

  而此次议会大选前德国的政治走向原本也比较清楚,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与自民党的传统黑黄组合被普遍看好。然而最终大选的结果却是两大主要政党均被削弱,使德国政坛陷入一个各党派混战的局面,不少分析家为此大跌眼镜。何以至此,各方评论众说纷纾

  如果单从此次大选的技术层面分析,有人将联盟党的痛失好局归咎于默克尔政治经验不足,同时她个人魅力也不够强,以致在选前的电视辩论中丢分太多;也有人认为是联盟党此前对选情估计过于乐观,把选前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举办得已经近乎于为默克尔当选总理而开的庆功会,对整个大选的宣传和组织则有所松懈,以致最后选情大跌;还有人认为,是施罗德凭借丰富的政治经验和老练的竞选技巧,最终又赢回了相当一部分选民的青睐,从而硬是将社民党从失败的边缘又拉了回来,同时将原本领先的同盟党拉下了水。

  然而,德国民意调查机构阿棱巴赫民调结果显示,在9月14日,也就是离大选仅4天时,联盟党的支持率仍保持在42%左右,社民党的支持率为32%.但重要的是,仍有30%的选民没拿定主意到底选谁。从选后的结果来看,显然是这30%当时未拿定主意的选民最后时刻的选择造成了联盟党在大选中支持率的大幅下滑。而当时,强弱分明的电视辩论已过去了10天,各大政党的主要竞选活动也均已基本结束,促成剩下这部分犹豫不决的选民作出最终选择的已不可能是施罗德或默克尔在竞选活动中的外在表现,而是对各党竞选纲领中所提出来的实实在在的政策主张的判断。

  大量选民直到选举最后阶段仍犹豫不决,反映了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党的相关主张获得了主流大众的认同。由此来看,两大党最终都没有获得足够多数的选票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如果回顾一下德国十几年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选民的这种犹豫同样不难理解。

  “德国病人”由来者渐

  向以稳定著称的德国政坛此次忽陷混乱,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德国经济和福利制度改革的无法深入开展。

  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国的德国,近十几年来一直受到高失业、低经济增长与高福利的矛盾困扰。作为一个有8000万人口且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德国目前有就业人口3900万,而失业者却达到将近500万之多。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严重的东德,失业率甚至达到耸人听闻的18%,也就是说几乎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失业者。如果除去退休的老人和未成年的儿童,这个比例将更为可怕。在如此之高的失业率下,即使受过较好教育的德国人也不得不为能否保住自己的工作捏一把汗。

  与高失业率相伴的,是德国从俾斯麦时代便开始逐步建立的高福利制度的濒临崩溃。社会福利曾是所谓“德国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德国模式的高福利制度下,不论是中产阶级还是贫困阶层的人,只需要交纳相对较少甚至象征性的一点保险费,便可以享受到完全免费的高质量医疗护理服务以及在退休后拿到优厚的

养老金。在战后德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以社会互助为基础的分摊保险制度和福利制度也的确实现了社会财富充分的再分配,保证了包括社会弱势群体在内的几乎所有德国大众都能够从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充分收益。

  然而1973年的石油危机使德国战后第一次遇到经济重创,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失业人数也随之增加。这时,高福利的弊病也开始显露,原本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福利制度的运转开始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随着失业率的不断上升,“能够被剪毛的羊”少了,德国的失业、医疗和

社会保险变得越来越入不敷出;另一方面,高福利使一些原本就从事收入相对低的工作的人在失业后很容易丧失寻找再就业机会的动力,而等着靠保险和福利生活的人则变得越来越多。这种恶性循环不断积累,更消耗了德国的大量社会资源,成为德国经济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这也就形成了1998年施罗德在与科尔竞选对决时德国所面临的处境:400万的失业大军和各种保险金收入的巨大缺口,作为欧洲头号经济大国的德国经济增长速度排名倒数第一,甚至远落后于排名倒数第二意大利的2%.

  社会犹豫民众彷徨

  害怕改革损害自身利益的民众自己也明白,实际上换一个执政党并不一定能更好地保护自身的利益。

  没有人怀疑,德国的经济和福利制度必须进行改革。施罗德在当年竞选时便高声疾呼,“德国不能再养活更多的懒汉了1大多数的德国选民当时也一致认为,科尔政府面对持续的经济增长停滞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显然已经找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于是在那年的大选中,施罗德战胜已连续执政16年但被贴上了反对改革标签的科尔,成为新一任德国总理。“突破和创新”是施罗德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绿党执政联盟上台时的施政口号,而降低过高的失业率则被当做当时新政府的最高目标。

  然而,7年过去了,德国失业人数由400万增加到了470万,而年经济增长率则下降到了仅1.1%,倒是政府赤字有增无减。施罗德并非不想改革,也不是没有尝试改革,但他没料到会有那么大的阻力。首次执政时,他曾尝试通过部分削减福利以解决失业和国家债务问题。

  结果招致党内的强烈反弹,有人指责他这个靠社会救济金长大的“穷孩子”是左派的叛徒;社民党另一巨头拉丰丹甚至因此另立新党。于是短暂的新政很快作罢,大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得以维持,但经济增长乏力与高失业的情况没有丝毫好转。2002年大选连任之后,施罗德知道改革势在必行,但仍未能迅速采取措施,这里有党内的阻力,也有在野党从中作梗的因素,更有民意的强烈反对。

  例如,为缓解

医疗保险入不敷出的问题,根据社民党提出的改革计划,德国2004年初开始终止医疗机构免收任何就诊费的规定,病人必须按季度缴纳固定的就诊费,而且自己出的药费比例上升。其实,所要交的固定诊费对于绝大多数德国人来说微乎其微,但仍然在德国民众中引起了很大不满。而此项改革最大的阻力则来自药店、医生团体和制药工业,因为他们担心免费就诊的取消将使德国民众不再像以前一样随心所欲地到医院就诊、买药,进而影响医生和制药、售药行业的收入。蒂宾根大学教授迈茨勒就此评论说:“许多利益团体都可能阻碍改革的落实,从他们的角度出发,这种阻挠是颇有成效的。不只是工会,我们只要看一看医生团体的立场,就会明白改革可能会在哪些地方受阻。在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里,有很多途径可以阻碍改革或淡化其内容,以至于最终只能落实微小的变化。”说到底,是德国人既不满意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现状,又不接受可能触及自己目前享受高福利待遇的彻底改革。

  德国百姓对待改革的态度如此患得患失,对待以改革为中心议题的大选的态度犹豫不决也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起初施罗德被迫提前举行大选,正是因为其推行的改革受到了民众的抵制而无法进行;而随着大选的进行,默克尔提出了比施罗德更加激进的经济改革计划,害怕改革损害自身利益的民众才意识到,实际上换一个执政党并不一定能更好地保护自身的利益。于是,伴随着对默克尔改革计划的争论,默克尔的支持度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十字路口面临考验

  实际上,凡涉及社会体制的改革,不论多么公平合理,也必然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进而受到一定的阻力。而大联合政府或许恰为德国摆脱这一顽症的良方。

  像福利制度之类改革,要见成效大体上需要至少几年的时间,开始阶段除了得罪人之外,并不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如果政府没有一定的稳定推行改革的能力,改革将很难进行下去。而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坛目前所倾向的联盟党与社民党的大联合政府或许正是解决德国改革停滞不前的一服良方。

  类似黑红联合的大联合政府的好处在于,在改革等重大问题上,由于两个执政党控制着议会中近70%的议席,政府的决定实际已等于议会的决定,各种改革议案在议会里获得通过的难度将大大降低。因此政府执行政策的能力将得到很大加强。

  从历史上看,德国现代史上惟一出现过的一届大联合政府,即1966年至1969年的大联合政府也是在一个经济衰退期中产生的。结果由于大联合政府成功推出了一些重大深入的改革措施,并经过两大党的一致努力使之得以贯彻实施,从而促进了德国经济发展,失业人口下降,经济景气增长,使一个从经济奇迹进入衰退期的德国重新振作起来,走向新的发展期。

  当然,大联合政府也有其缺点,最主要的在于,多数派的联合则很可能导致“民主赤字”。上世纪60年代大联合政府时,德国民众非常不满的是:站在反对党席位上的只有自民党一家,自民党只占有10%左右的席位,在议会中说什么都不管用。换句话说,如果社会上存在对政府决策的反对意见,将很难通过议会得到扭转。而以议会制为代表的民主制度也可以说是名存实亡了。而此次如果社民党与联盟党实现联合,反对党在议会中也将只占30%的席位,如何能保证少数派的意见也得到应有的尊重,将是德国政坛今后面临的考验之一。

  综上所述,德国大选所产生的政坛混乱局面,是德国政治多年来因在经济和福利制度改革问题进退维谷所积累的矛盾的集中爆发,也是德国选民面对关系德国发展前途和自身既得利益的改革所表现出的犹豫与彷徨的恰当反映。虽然经过一周来的大寻加时赛”,德国政坛已出现了倾向于形成较稳定的“大联合”局面的趋势,但各政党间的权力之争还远没有结束。不论最后由哪些政党组成执政联盟,也不论由谁出任总理上台组阁,只有形成一个稳定而强有力的政府,德国的经济和福利制度改革才有望推行下去,进而恢复一个经济大国应有的活力和自信。今天的德国,正站在一个决定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上。

  撰文 张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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