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的英国模式取得经济成果

　　美国《新闻周刊》9月5日一期刊登斯特赖克·麦圭尔的一篇文章，题为《英国社会模式》。文章说，十年来英国是欧洲最成功的一大经济体，增长强劲，低通胀，低失业。这些成就得益于“英国模式”。“英国模式”是在借鉴众多国家，如丹麦、瑞典及美国的经验后形成的。布莱尔自1997年以来所进行的社会改良中，最重要的变革是将斯堪的纳维亚对工作的重视看作摆脱贫困的途径。目前，中、东欧一些国家在许多方面已在跟着英国脚印走。另外，芬兰、西班牙、葡萄牙，甚至还有意大利也不排除采取“英国模式”的可能性。但它在欧

洲第一与第三大经济体德法两国仍将难以推行。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英国模式的诞生

　　英国模式是在一年前的去年夏天诞生在伦敦斯塔尔山一个旧式的后花园里，当时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尼克·皮尔斯请了一周的假，思考关于社会问题的一系列文章。自托尼·布莱尔1997年就任首相以来，英国的福利国家发生了重大演变，然而，这些变化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尽管它们有应用于其他地方的潜力。皮尔斯想，如果有一个吸引人的口号，可能会有所帮助。那应该是对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力本说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平等与保障相结合的产物的一种概括。他在题为《变化中的世界上的社会公正：形成中的英国模式》一书中阐述了他的解决之道。

　　皮尔斯的这本著作今年6月出版，如果不是因为全欧洲正处于越来越急迫的对新的经济解决办法的探寻之中，很可能现在仍躺在研究政策的学者的书架上积灰蒙尘。德国人迫切地寻求改善他们的前景，近来千方百计找寻重组经济的新方式。该国的竞选中充满了关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丹麦模式和瑞典模式的议论。法国人正在研究丹麦的作为一种解放劳动力市场同时又保护劳动者个人收入的手段的“弯曲保障”。意大利人则在考虑他们是否可借鉴西班牙模式而走出经济泥潭。

　　欧洲国家苦苦寻求摆脱困境之道

　　如果这不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么，所有这些关于模式的议论可能都会显得可笑。德国的迪·蔡特称这是一场“意识形态战争”。其实，这在更大程度上是一场经济危机。一个充满生机的欧洲应是什么样？如何摆脱当前困境而走向比较光明的未来？有一点是明确无误：欧洲已完全摈弃了以美国为典型的所谓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没有全国性的医疗保健？没有对失业者的安全网？经济受从高技术到房地产的各种投机性泡沫的困扰、债台高筑而货币要靠亚洲政府支撑？从左到右的各种政治派别的欧洲人对此都无法容忍。那么，有何其他办法？德国人可能会把“改革”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相结合，从而避免采取激进的措施。然而，他们自身的莱茵兰资本主义的“社团主义”传统——国家成份很重，而且受到严格掌控———使他们有心无力。施罗德总理在准备他的削减福利和就业措施的“2010计划”时与瑞士的改革派首相约兰·佩尔松进行了商榷，实行了一些温和的变革，这一点不能抹杀。但是，看看这对他的事业带来了什么后果。与此同时，法国降低了税率，在每周工作35小时的问题上采取了(适度的)妥协，甚至还抄袭英国的福利—工作计划，如特别就业中心。然而，这同样也不是解决办法，巴黎看来不愿采取更果敢的举措。请看多米尼克·加卢佐·德维尔潘总理最近对疲软的经济采取的对策：法国人应减慢车速，以节省燃料。

　　英国的经济成就

　　当欧洲政府苦苦寻求灵感时，英国看来成了赢家。十年来，它是欧洲最成功的一大经济体，增长强劲，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仅为4%左右，而德国的失业率高达12%，法国也达10%。布莱尔把开支巨大的社会保险软垫安进撒切尔夫人留给他的已减少了设备的机械，他的办法至今仍是其他欧洲国家极感兴趣的话题。然而，英国也不是地球上的天堂。英国人只能希望他们的医疗保健能像英国那样好，或者希望他们的火车能像德国的一样快。布莱尔在英国要做的事情还未做完。确实，受到伊拉克和反恐战争的困扰，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皮尔斯所写的探索仍在进行。欧洲改革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卡廷卡·巴雷什说：“欧洲国家越来越多地关注其他国家，以了解什么办法行之有效，什么办法无效。《欧—美商业：新欧洲企业模式的崛起》一书作者唐纳德·卡尔夫说：“没有理由认为欧洲经济的稳定增长必然会造成美国式的下层阶级。”他说：“欧洲搞欧洲式的资本主义并不困难。”

　　问题在于欧洲国家的需要不尽相同，因此，按照定义，没有一种模式能适用于所有国家。以英国为例，迫使布莱尔另辟蹊径的根源是撒切尔夫人时期多年来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不足。为了取得真经，自1997年以来，布莱尔的战略与政策班子的侦察兵足迹遍布欧洲。与此同时，与工党有联系的伦敦思想库的研究者也加入了辩论，并与欧洲同行会谈。这种自然的思想交流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不固定的自由讨论，受到了在布莱尔和佩尔松的支持下发起、由布莱尔的亲密顾问———欧盟贸易委员彼得·曼德尔森领导的大西洋两岸政策网这一国际思想库的推动。

　　这场集体的探索取得了成效，特别是在访问了斯堪的纳维亚之后。目前，欧洲的北部成了民众理想中的高税收、低效益的“社会主义天堂”。是的，税率很高———收入税最高达60%，但企业税较低。然而，斯堪的纳维亚的福利制度严格地说是以促使人们重新工作为宗旨。瑞典文化和教育大臣莱夫·帕格罗茨基说：“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只有像美国那样才算成功。像瑞典人这样的生灵不应该会飞，但事实上我们比谁都飞得快。”他指出，他的国家的生产率极高，而通货膨胀率仅为0.3%。布莱尔的计划就是借鉴了瑞典和(挪威)的特别就业中心计划的基本经验。皮尔斯说，在布莱尔自1997年以来所进行的社会改良中，最重要的变革是将斯堪的纳维亚对工作的重视看作摆脱贫困的途径。”

　　博采各国有效经验

　　在进行了全球扫描之后，布莱尔政府采纳了远近各国的其他理念。从丹麦、瑞典和法国，伦敦学会了如何通过重点发展幼童的托管，使母亲们得以继续工作。以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为基础，再借鉴美国，英国发展了新一代的税收优惠，通过最大限度地扩大工作者与失业者之间的经济差距而鼓励人们参加工作。政府担心撒切尔夫人遗留下来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容易雇用，也容易解雇)会导致美国那样严重的收入不均，它避而不取莱茵兰资本主义传统的矫正措施。相反，它规定了最低小时工资，目前为4.85英镑，(德国尚无此类规定)。它还仿照瑞典，加大教育投资(自1997年以来增长50%)，并且汲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经验，允许父母带薪休假。

　　在最疏懈的观察者的雷达监督之下，布莱尔的英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飞到了目前的所在地。正如布雷什所指出，英国的预算从大量的盈余(200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4%)变成了可观的赤字(2004年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如同美国一样———它也经历了类似的财政状况的转变，政府的开支促进了增长，改善了就业状况。但它也几乎导致国库空虚。英国公共部门的就业人数———欧洲最高水平———自1997年以来猛增100万。所有这一切使英国看起来像是一条经济变色龙，时而像美国，时而像欧洲。英国近1／3的工人都是工会会员，而法国工会会员仅占10%(不过法国和德国的工会在确定工资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2%用于福利，这个比例低于德国、法国和北欧国家(27%—29%)，但高于美国(15%)。

　　结果：正如公共政策研究所的迈克·狄克逊和霍华德·里德最近发表在open Democray Web网站的文章中所言，关于英国是“中大西洋新自由主义前哨”的“漫画”与事实不符。这会否降低盎格鲁社会模式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它借鉴了众多国家的经验，似乎值得认真研究。波兰及中欧和东欧的其他一些国家在许多方面已在跟着英国的脚印走。斯堪的纳维亚、芬兰、西班牙、葡萄牙、甚至还有陷于困境的意大利，也不排除采取英国模式的可能性。但它在德国和法国———欧洲第一与第三大经济———仍将难以推行。夏季开始时，布莱尔着手在全欧推行其经济设想。但问题是，英国对欧盟的冷淡态度(它尚未加入欧元区)使它孤立于欧盟的法德“核心”。第二，英国也许过于特别。费边社秘书长森德·凯特沃拉在《展望》月刊撰文说：“如果认为市场灵活性与社会公正不能并存是不言而喻的道理，那么英国的模式不屑一顾。”其次还有布莱尔自身的问题。伊拉克与欧洲各国首都可能是相距遥远，但布莱尔与美国总统布什并肩携手的立场引起了他现在力求争取的那些国家中知识界与政治界中很多人的敌意。当然，这场辩论最终可能会退居次要地位。伦敦的炸弹爆炸事件意味着，布莱尔将不得不放弃在英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的半年内在欧洲推进经济改革的计划，而转向安全议程。皮尔斯对此怎样想？他双手掩面。依他之见，最重要的莫过于找到一个坚实的经济立足点———而且宜早不宜迟。(完)(来源：参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