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完全可能以和平方式崛起”

　　布热津斯基博士被认为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战略思想家之一，他曾任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外交政策顾问，在卡特政府时期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作为总统特使参加了中美建交前的谈判。布热津斯基博士长期活跃在国际战略研究领域，撰写了《大棋局》等极具影响的国际战略专著，他的战略思想一直对美国外交界和学术界产生着重要影响。现在他是华盛顿智库“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和董事、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学院教授。

　　正当全世界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布热津斯基博士近日接受了本报驻美记者专访，就联合国改革、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外政策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1 关于联合国改革 在联合国外建立更具代表性的机构

　　新民晚报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如何看待联合国当前在解决世界问题方面的作用？

　　布热津斯基(以下简称布)：联合国是目前唯一的全球性政治机制，所以提高和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是应当的、必要的。但联合国在行为能力上有严重的不足，比如安理会建立在五大常任理事国一致性原则上，各常任理事国都有否决权，这避免了五大国的直接冲突，但也阻碍了在采取行动上的有效性。概括地说，联合国在人道主义领域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有限。

　　记：有部分学者认为，近年来双边机制和地区多边机制在解决政治冲突中发挥的作用在加强，而联合国在这方面的能力削弱，您认为这一观点有道理吗？

　　布：我认为有一定道理。正如我前面指出的，联合国在人道主义事务上能够建立最大的共识和集体行为能力，如对去年海啸的反应；然而在政治领域，它的组织方式建立在各主权国家一律平等的基础上，但在现实政治中，各主权国家在实力和主权有效性上存在差别，联合国的主权国家平等假说有时会与现实政治需要发生冲突。

　　记：您如何看联合国机构改革前景？您认为会产生一个可行的方案吗？

　　布：我不认为短期内联合国能进行重要的政治改革。现行制度有利于一些国家的利益，目前还没有一致性的意愿推动政治权力重新分配。最近我建议建立新的全球性政治机构，比如一个全球安全高峰会，开始只作为各国领导人政治协商的非正式聚会，可以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南非、巴西、墨西哥14个国家参与。我认为这样的机构能使我们走出僵局，这14个国家的组成更能反映国际政治现状。我建议不是在联合国内部，而是在联合国之外建立一个更具代表性的机构，来推动现实政治的进程。

　　记：许多人认为美国的单边主义对联合国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您对此有何看法？

　　布：很显然，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令人捉摸不定，近年来还有些紧张，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使这种关系更复杂。现在这一关系有所改进，但人们还心存疑虑，特别是人们不清楚美国是否会对“9·11”后的单边主义做法进行反思。

　　2 关于中美关系 新兴大国与老大国之间冲突是可以避免的

　　记：您参与了中美建交的历史过程，见过邓小平及其后的所有领导人。您如何评价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布：我认为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负责任的双边关系。我不会把它称作伙伴关系或盟友关系，因为显然两国还存在许多分歧，有时还有潜在的竞争甚至是不信任。美国担心中国未来的作用，中国怀疑美国的战略企图，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但这是一种成熟、负责的双边关系，因为两国都认识到加强合作、扩大互动和共同参加重要的国际机制对双方都有利，所以总体上我对中美关系能继续保持这种成熟、负责的状态感到乐观，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成功的国家、越来越重要的国际行为者。中国完全可能以和平方式崛起，这使得中美两国能够保持成熟、负责的双边关系。

　　记：您认为中国的崛起会使中美之间发生冲突吗？

　　布：我相信，如果两国始终认识到互相依存和合作的好处，中国会由此更加融入国际体系，中国的崛起不会重复德国和日本的老路。我认为，新兴大国与老大国之间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不是必然的。只要中美互相尊重对方的利益，保持合作的关系，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记：您如何看中美加强对话的背景？

　　布：我认为这正反映了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一种成熟、负责的关系这一背景。中美两国都是很重要的国家，两国领导人或官员定期会晤是正常的事情。

　　记：您对台湾问题和中国统一问题如何看？

　　布：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美国明确表示，武力解决这一问题对美国会产生影响。作为一个内政问题，它将随着历史发展，随着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在结构、组织和观念上发生变化，而最后得到解决。

　　3 关于美国对外政策 民主不能从外部移植或强加

　　记：您认为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什么？

　　布：大多数研究者都同意，恐怖主义与一个地区历史上形成的对西方的仇恨有关，特别是与过去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当前美国的作用有关。恐怖主义很大程度上还与西方国家在同化穆斯林移民方面的失败有关，这些移民在西方社会生活在被孤立的宗教和文化中，这加深了他们的政治仇恨。还有一个因素是伊拉克战争，“9·11”以后的恐怖袭击都是针对参加伊拉克军事行动的国家，伊拉克战争加强了恐怖主义，并使美国转移了消灭“基地”组织的努力。

　　记：我们知道亨廷顿曾是您的同学，您对“文明冲突论”有何看法？

　　布：我认为大国在选择政策时要有意防止文明冲突的发生，不能让它从预言变为现实。文明冲突的可能确实存在，但我不认为这在历史上不可避免。然而眼下西方社会与伊斯兰社会之间确实出现了宗教、政治冲突的迹象，虽然我不认为冲突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但确实有这种危险，这是潜在的、渐有表现的危险。西方社会与伊斯兰社会必须共同处理这一问题，不要让穆斯林在对外部世界的仇恨中联合起来。

　　记：您如何看待布什政府“传播民主、自由”的战略？您认为这有助于反恐努力吗？

　　布：民主是由自身内部产生的，不是从外部进口来的。民主不是汽车、电视、流行音乐，可以出口到外国，它必须来自内部。你可以鼓励或者观察民主的进程，也可以关注有碍民主或压制民主的行为，但最终民主来自人民的意愿，取决于他们根据自身宗教和历史传统建立民主制度的愿望的强度。我同意推广民主思想，但同时我要强调，民主不是可以从外部移植或强加的。

　　驻美记者 徐逸鹏(本报华盛顿6日电)

　　采访时的布热津斯基 徐逸鹏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