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不同事件中的脆弱显示其大国实力局限性

　　美国在不同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正在经历大国生命周期中盛极而衰的历史转折点

　　任何一个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承担的国际义务必须与它的国力相称，过度扩张、承担过多的国际义务往往导致衰败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冷战的终结，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多次宣称它应当“当仁不让”地肩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确实，无论人们对美国持何种态度，都不得不正视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至今仍独步全球的国际影响力。

　　面对大自然灾难的脆弱性

　　然而，正如“硬币也有另一面”。今夏一场“卡特里娜”飓风，使人们在“9·11”之后进一步关注美国实力的“另一面”，即美国强大的背后也有脆弱之处：在这个以发达、富裕著称的国度里，大量的穷人因无法及时从新奥尔良撤离而惨遭灭顶之灾（截至目前，遇难者总数已超过千人）；美国政府迟缓而混乱的救援行动更招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的严厉抨击。继联邦应急管理局局长布朗黯然去职之后，布什总统也不得不表示对此“承担责任”。

　　可以说，在这场飓风重灾面前，美国的社会体系结构远比人们想象的要脆弱得多。具体来说，灾情发生后新奥尔良城出现的各类社会失控局面（发生大量劫掠与犯罪行为、新奥尔良会展中心内数千灾民长时间孤立无援以及一半警务人员脱岗等）表明，美国自身在完善防灾求助体系、提高社会秩序控制能力等方面，尚有许多事情要做。

　　在“小国”面前的脆弱性

　　如果将目光从美国国内移到国际，就会发现美国的脆弱性远不止表现在自然灾害面前；即使其最引以为傲的军事力量，也无法像其号称的那样所向披靡。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为主的联军以“闪电战”的方式摧毁了萨达姆政权，但“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的成败最终系于它能否在那里建立起稳定的秩序。

　　当布什总统于2003年5月1日宣布美国及其盟国“在伊拉克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时，他显然是言之过早了。以扎卡维领导的“统一圣战”组织为代表的各路反美武装至少得到了部分伊拉克民众的支持和掩护，否则无法解释在美军频频发动规模不等的武装清剿后，巴格达街头依然不时传出爆炸声。伊拉克国内复杂的宗教派别斗争以及“基地”组织的渗透，使得曾在大规模战争中称雄的美国军事力量找不到着力点，而只能消耗于一种城市游击战式的“非对称”作战中。今天，即使是美国国内的一些人也开始认真思考：如何才能避免上世纪美国在越南深陷泥潭的悲剧在伊拉克重演。

　　在非传统安全威胁面前的脆弱性

　　事实上，在美国军事力量“攻无不克”的泡沫再次被击碎之前，其“固若金汤”的国内安全神话也破灭于“9·11”恐怖袭击中。随着世贸双塔的轰然倒下，美国国内安全的脆弱性清楚无误地暴露于世人面前。

　　此前，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本土很少经历战火的波及，这也是美国能迅速崛起并跃升为超级大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当人类历史进入新千年时，美国也迎来了它意料之外的新对手。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策划的恐怖袭击显然超越了一切战争常规的约束，以一种近乎“原始战争方式”的劫机撞楼击中了美国国家安全防卫系统的“阿喀琉斯之踵”。

　　面对这样一个对手，美国连续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并在全球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行动，试图根除这一当今对美国安全最大的现实威胁。但迄今为止，本·拉登依然逍遥法外，马德里、伦敦、印尼巴厘岛等地的人们却相继进入了恐怖袭击受害者的名单。面对徘徊在大西洋两岸和世界其它地区的恐怖主义幽灵，“无敌”的大国依然在苦觅良策，此时显现在世人面前更多的是无奈与脆弱。

　　美国脆弱性的根源

　　如何理解美国在这些不同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脆弱性？首先，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美国正在经历大国生命周期中盛极而衰的历史转折点。衡量这种转折点的到来需要其它指标：制度的调节适应能力、经济活力、文化感召力以及军事威慑力等。在这些方面，美国尚未明显露出颓势。

　　其次，这种脆弱性的确暴露出了美国大国实力的局限性。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人类力量仍相对弱小，即使强大的美国也不例外，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一个客观现实。另外，随着科技水平的突飞猛进，人类社会的体系结构也变得愈加复杂，但系统的“健壮性”并未成正比例发展。科学技术本身在给人们生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越来越加深了人类对它的依赖。而一旦这种基于现代科技的复杂体系结构遭遇哪怕一次轻微的扰动（如一个软件漏洞、一次停电事故等），就有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前期发生在美国的大停电事故以及前苏联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可以说，越是发达、先进的大国，在这些方面潜在的脆弱性就越是不可低估，处心积虑的恐怖分子就越是有机可乘。

　　第三，作为一个大国，美国的问题还在于它并未做好与其实力相称的应对各种危机的准备，而在风灾中暴露出的一些复杂而深刻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等———也足以促使以布什总统为代表的美国领导人反思在领导世界之前应当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国家。

　　过度扩张往往导致衰败

　　当前的伊拉克局势再一次表明，武力也许可以占领土地，却无法征服思想。“9·11”恐怖袭击则意味着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正在进入一个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新时代。在以往的国际斗争史上，世界各国在处理传统的国防问题、领土纠纷等政治安全问题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但包括恐怖袭击在内的非传统安全方面的问题却是一个较新的课题。面对以恐怖组织为代表的“次国家行为体”，原有的国家之间的行为逻辑失去了解释力，传统的战争模式也很难奏效，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并未受到根本性压制，大国实力的有效性仍有待于接受非传统安全的检验。

　　最后，认识到大国的脆弱性主要表现为大国实力的局限性，使人们想到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的告诫：任何一个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承担的国际义务必须与它的国力相称，过度扩张、承担过多的国际义务往往导致衰败。

　　就美国而言，在其自身一系列社会问题亟待解决的前提下，就以领导世界为己任、强制性地推行某种单边主义的、张扬性的非均衡外交政策，不仅动摇了原有联盟的基础，面临陷入又一个越战泥潭的可能，而且更使自己越来越成为恐怖袭击的直接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政治形势使美国自身固有的脆弱性暴露无遗，而美国政府的一些现行政策则可能导致这种脆弱性以及美国安全潜在的风险变成现实的灾难。

　　（王青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战略研究所博士生，楚树龙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战略研究所教授。）

　　《环球时报》 (2005年10月07日 第十一版)

　　作者：王青　楚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