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与公平的难题：欧洲被福利制度压弯了腰

　　2005年以来，欧洲似乎进入多事之秋。5月底和6月初，法国、荷兰先后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6月下旬，中期财政预算在欧盟首脑会议上再次流产，欧洲一体化进程受挫；9月，德国提前举行大选，联盟党与社民党议席均不过半，组阁一事颇费周折……在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乱局背后，有一个共同的诱因：福利制度改革。

　　国家不能承受之重

　　欧洲福利制度起源于欧洲的宗教慈善传统以及行会、工会制度。19世纪下半期，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制定了旨在降低工人斗争意志和阻碍工人运动的最早的现代社会福利立法。20世纪50至60年代，在经历了二战的巨大创痛之后，西欧、北欧的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建立起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儿童津贴、病假补助、医疗保障、住房补贴、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各项内容，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被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自2000年以来，欧元区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1%，失业率居高不下（目前失业率为8.6%），欧洲国家原先引以为豪的福利制度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负：

　　首先，老年化给欧洲福利制度带来了冲击。2005年欧洲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25％，到2025年将达到40％，2050年将达到50％。庞大的老年人口给支付养老金的政府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同时使欧洲整体竞争力下降。

　　其次，企业为提高生产效率，改善服务，会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其结果之一就是就业机会的减少，更多的低技能雇员失去工作，这也就意味着政府的失业救济负担将加重。过高的福利负担又使得政府在财政预算当中不得不减少对教育、科研的投入，陷入恶性循环。1970年时德国对教育和基础建设的投入比例还占16%，而如今联邦、州和市镇三级的投资却仅为6.2%。

　　另外，优厚的社会福利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德国失业工人可以得到原工资67％至53％不等的失业救济。加上住房、小孩抚养等补助以及免交税款，一些失业工人的社会福利待遇甚至超过低收入者的收入，致使一部分失业者宁可在家闲着，也不愿从事低收入的工作。而近年媒体报道的一系列合法却极不合理的领取社会救济的案例，更是引起全社会哗然。一个社会救济金领取者长年居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风景优美的海边，优哉游哉，而德国每个月都给他汇去衣食无忧的救济金。更有甚者，一个参保者服用伟哥以提高个人生活质量，其昂贵的药费经法院判决由保险公司承担。

　　新成员带来新负担

　　福利制度步入困境，全球化和欧盟一体化是主要外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在欧盟单一市场内部，甚至取消了非关税壁垒，从而促进了人员、劳务、资本等要素的更自由的流动。

　　由于竞争加剧，企业需要选择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生产方式。而欧洲国家的高福利意味着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为了降低成本，企业纷纷把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同时，高税率也使一些人才转而寻找缴税少的国家就业，赶走了一批高端人才。欧洲福利国家对资金和人才的吸引力下降，导致国内经济活力不足，失业问题日益严重。

　　近几年来，欧盟一体化进程加速发展，成员国由10国发展为25国。新成员的加入，给欧盟带来新的投资机遇并提供了大量富有活力的劳动力。与此同时，欧盟老成员国也付出了一定代价：首先，财政负担加重是扩大带来的最大挑战。新成员国均为低收入国家，虽然缩减与老成员国间的经济差距主要是新成员国的任务，但欧盟仍需为新入盟国家的发展提供大量的经费，这对受困于高失业率、高赤字的老成员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从2004年至2006年，欧盟将拨出约230亿欧元作为支持新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团结基金。

　　此外，农业预算的逐渐增加将迫使德国、荷兰、英国及瑞典等财政净贡献国增加其财政摊款，而农业补贴主要受惠者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等也将接受比原来更小的蛋糕。其次，欧盟扩大引发的移民潮对一些老成员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及劳动就业造成冲击。一些老成员国担心，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大量中东欧地区移民涌入西欧发达国家，对西欧国家福利体系造成过大压力。

　　德国的尴尬和英国模式的勃兴

　　曾经是欧洲火车头的德国，目前正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失业人口居高不下、社会福利支出不堪重负三大难题，到了必须进行改革的时候。2003年以来，德国陆续推出了以削减福利和增加就业的2010计划为主的多项改革措施，包括降低税率、削减失业救济金、推迟甚至暂时冻结退休者养老金的增加等。但是这些改革措施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习惯了优厚福利待遇的德国人对于政府的改革持有疑虑，在今年9月大选前遥遥领先的默克尔，仅仅因为任命了一名支持削减福利的影子内阁阁员，而在最后选举结果中险遭翻盘。

　　与德国困境形成对照的是英国。布莱尔1997年就在英国开始了福利制度的改革，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是布莱尔推行第三条道路的座右铭。他削减福利开支，用投资政策代替福利政策，通过在经济、教育、培训等领域的政府投资和个人投资，建立起一种个人负有相应责任和风险的积极福利政策。这些年来，英国成为欧洲最成功的一大经济体，保持了年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失业率仅为4%左右。事实上，在欧洲福利制度模式的选择上一直充斥着两种相左的声音：以英国和中东欧国家为代表的市场至上主义与以法德为代表的福利保守主义。无论是市场至上主义还是福利保守主义，或者其他主张，都在不断地修正着自己的观点。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市场制度和福利制度都不是万能的，各种观点的区别主要在于福利制度的力度和方式，是多一点福利制度好还是多一点市场自由好。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欧洲福利国家要继续保持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必然面临巨大挑战，要么放弃提高竞争力，要么只好对社会福利开刀。在经历了2005年上半年种种危机之后，大多数欧洲国家开始认识到，惟有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改变慷慨的福利模式，才能免于从经济停滞状态继续滑落，陷入更严重的困境。但是，改革的阻力也是空前巨大的，法国、荷兰的国民就因为认为欧盟宪法推行极端自由的经济模式，将市场化利益置于福利制度之上而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欧洲福利制度改革现在面临的两难局面是：除非他们现在就开始采取一些不太受欢迎的措施，否则明天就要面对更不得人心的结果。（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邱丹 于宏源）（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