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巴西等国如何跨越人均GDP1500美元(图)

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个贫民区（法新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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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我国修正后的2004年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为1490美元。很多国家在这个阶段时，经济发展都遇到了瓶颈。它们是如何跨越的？其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韩国：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农民收入

　　本报驻韩国特派记者 徐宝康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在“出口立国”的战略指导下，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汉江奇迹”，1980年人均GDP达到1592美元。韩国盛昌公司社长朴性淳回忆说，当时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并不高。一般家庭能看上黑白电视就不错了，电冰箱还是紧俏货，医保什么的，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这时，韩国经济却突然陷入困境。1980年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的弊端开始显现，资源分配不均\通货膨胀，不动产投机等在高速增长时期被掩盖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1979年10月，朴正熙总统被暗杀。1980年5月，光州举行武装起义，社会动荡让韩国经济雪上加霜。

　　韩国开发研究院前院长具本湖说，韩国经济的发展历史证明，当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时，随着国家产业化速度的加快，经济发展的确遇到了一个瓶颈，这同时预示着经济变革即将到来。

　　1981年，全斗焕总统上台后，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变革，提出了“安定化、开放化和自律化”的“三化”方针。“安定化”措施包括：改变拼资源、高能耗的“扩大至上”经济政策，开始注重效益，限制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力求资源配置合理化。“开放化”的措施是，大力引进国外资本和技术，以增强本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在“自律化”方面，韩国把昔日政府主导的模式转变为市场主导模式；减少对大企业的特别优惠，限制垄断，扶植和保护中小企业；把“大政府”改为“小政府”，其职能主要是为经济发展服务。

　　新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缩小贫富差别和提高农民收入。上世纪70年代，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韩国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差距。随着产业化的迅速实现，农业被远远抛在后面。为实现社会的均衡发展，韩国在农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新村运动”，政府在政策和财政上反哺农业，农业得以迅速发展。

　　由于韩国及时转变和调整了发展战略，使得韩国经济成功跨越了这一道坎。据韩国开发院统计，从1983年至1988年，韩国经济再次进入高速增长期，年均增长率达10%以上。人均GDP也从1980年的1592美元，跃升到1988年的4040美元。这8年来农民的户均收入每年平均增长都在15%左右。

　　具本湖前院长深有体会地说，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是一个标志线，意味着韩国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行列迈进。要逾越这道坎，关键是能否实施经济增长模式的变革，让国民生活有质的提高。

　　巴西：调整不及时，两极分化成痼疾

　　本报驻巴西特派记者张川杜报道：

　　这一阶段被誉为“巴西奇迹”。但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巴西国民经济出现了一些越来越明显的结构性的失衡。上世纪80年代，巴西经济开始滑坡，增长率低下，有的年份甚至是负增长。巴西人把上世纪80年代称为“失去的十年”。直到现在，巴西经济还是起伏不定，始终复苏乏力。

　　巴西圣保罗大学的席瓦尔教授说，巴西经济当时出现滑坡的最大原因是政府过于依赖巨额外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际金融市场资金充裕，很容易借到钱。巴西政府却把贷款大都用来兴建耗资巨大、收益期长的工程项目。1982年，巴西外债总额达701亿美元，国际储备却只有40亿美元，庞大的外债让巴西不堪重负，其国际地位受到了很大削弱，被人戏称为“永远的潜力大国”。

　　与此同时，政府对社会公平的忽视导致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巴西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土改不彻底，使得绝大部分土地被少数大地主控制。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拥入城市，但大城市并没有能力接纳这么多没什么技术的农民，很多人都沦为城市贫民。昨天是圣诞节，记者还在住所附近的一个路口，碰到一家五口人举着一个写着自己悲惨遭遇的牌子，向路人乞讨。很多大城市郊区的山包上都建有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贫民区，它们与市区的高楼大厦形成了强烈反差。两极分化的一个后果就是治安状况恶化，在巴西的城市里，抢劫案件屡见不鲜，这也是外资不敢进入巴西的一个重要原因。

　　巴西政府采取过土地改革、提高工人最低工资、增加穷人的福利待遇、对落后地区给予财政补贴等一系列政策，但是收效甚微。席瓦尔教授说，政府应该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当机立断采取经济调控和税收两大武器，来避免两极分化。等到现在再回过头来补救，难度就要大得多。

　　日本：从“工业开发优先”转向“重视人的生活”

　　本报驻日本特派记者曹鹏程报道：彩电、汽车、艺术品、摩天大楼……，上世纪70年代创办精致糕点公司的角田先生谈起过去的日本时不禁感叹：那个时候，日本人“太有钱了”。

　　根据日本经济研究所记载：1963年是日本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前一年，当时日本人均GDP仅为573美元，1966年开始首次突破1000美元，1974年突破3000美元，其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加到3000美元所用的时间大大短于西方发达国家。

　　角田先生回忆，当时人们收入增长非常快，购物欲望很旺盛。事实上，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消费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1970年26.3%的家庭有彩电，1975年急剧上升至90.3%；1965年注册登记的汽车共为187.8万辆，1975年达到677.7万辆。

　　这一时期日本产业结构出现了很大变化，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了一半，第二产业比重显著上升，第三产业比重保持在较高水平，发展模式由以重工业、化学工业为主导转变为由耐用消费品生产为主导。另外，日本战后实行了土地改革、解散财阀、普及工会等措施，增长出来的大量财富得以比较平均地分配，经济增长也消灭了剩余劳动力现象，劳动力从供大于求转变为供不应求，导致日本的工资差距缩小，“中产阶级”迅速壮大。

　　但高速工业化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经济与社会问题：首先是人口分布出现严重不均衡，大批农村青年进入城市，而有些地方则因为人口数量剧减，经济发展停滞甚至衰退；另外，住房、排污、交通等公共设施极不完备；因为企业片面追求利润的行为还给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著名的日本四日市哮喘病、疼痛病、熊本水俣病都出现在这一时期。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从1961年开始，日本相继出台了两个“综合开发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解决公害环境问题，谋求人与自然界的长期和谐；均衡开发利用全部国土，制定因地制宜的国土利用计划等。

　　1973年以后，日本进入稳定发展期，劳动密集产业结构转向知识密集型结构。以公害为核心，包括地价、交通、环境在内的问题不断引起群众运动高潮，社会矛盾由此激化。1977年，日本公布了“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将社会开发重点，由原来的“工业开发优先”转向“重视人的生活”，力图创建和谐社会。

　　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朱建荣先生向记者表示，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是一个“坎”，这时原有的经济结构已经不适合新的形势，各种社会矛盾容易激化。东洋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吉田敬一也表示：日本在经济转型阶段做得较好，但是从中央集权向地方自治转变做得不够好，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得也不够。另外，一出现萧条就上马大型基础工程的做法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暂时的景气使国家背上巨额债务，这些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

　　德国：不光靠勤劳苦干，更要靠技术创新

　　本报驻德国特约记者青木报道：“人均GDP1500美元是一道不容忽视的坎。”德国东亚问题经济学家尤希尔教授告诉记者，这道坎意味着一个不稳定的阶段，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尤希尔教授说，在这个阶段，很多先前具有的竞争优势慢慢丧失。比如，原来依靠低廉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吸引了外资流入，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但之后，外国资本很可能会向其他劳动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转移。其次，随着消费需求升级，民众对生活要求随之提高，例如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健、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和社会设施等要求更多样化。同时，随着收入的提高，差距的拉大，社会各阶层将发生裂变，新兴的中产阶层及底层会产生矛盾。

　　西德早在1960年人均GDP就达到了1531美元。尤希尔教授说，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之前，西德GDP高增长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排放基础上的，由此带来煤、电、油、运全面紧张和资源制约的加剧。这让人们注意到，不能因为追求高增长而损伤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机理，就像一个人年轻时如果不注意身体，老了可能会后患无穷。所以，在当时“绿党”等环保力量支持下，西德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创造了“绿色奇迹”，用了25年时间使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至4000美元，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量也大为减少。

　　作为当时欧洲的“后起之秀”，当时西德也靠廉价产品起家。但随着其他更廉价的产品进入欧美发达国家，西德原来的竞争力也随之下降。在十字路口，西德选择了“创新”这把利剑。“工业生产领域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勤劳苦干的工人，而是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尤希尔教授说。之后，德国不仅成了全球制造业中心，也是科技创新中心。“德国制造”更是发达的德国工业的代名词，尤其在机械、汽车和家电等领域内德国货处处走俏。同时，对外直接投资、国内消费等经济均衡发展的“硬指标”也明显增加。

　　尤希尔教授还特别指出“社会和谐成本”对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德国有几大“高招”：一是改善低收入者和困难群体的状况；二是通过多种途径积极扩大就业；三是完善收入分配政策，使中产阶级达到75%，富人穷人各占10%左右；四是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国民教育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强化税收调节功能。▲

　　《环球时报》(2005年12月26日第十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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