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彪
世界发达或中等发达国家都经历过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我们身边的韩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出现过与我国当前
类似的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的过程。韩国政府没有对此采取限制性措施，而是通过制度性设计将进城农民转化为城市人口，尤其
是通过给予进城农民下一代完全平等的受教育权，使进城农民的下一代完全融入了城市，社会因此不再存在巨大而
深刻的城乡
与身份差别，而且农民进城与教育的普及促进了中产阶级的生成，韩国的“纺锤”型经济社会结构因此日益成型，这一切是对
进城农民采取排斥性政策所绝难出现的。韩国人口密度高居世界第四，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汉城、仁川、京畿地区更是集中了韩
国总人口的41%。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的城市是如何对待农民工的？《学习时报》近日刊登文章说，这些年来农民工一直作为边
缘化的特殊群体而工作和生活着，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许多农民工的生存境况令人堪忧。
因为农民工身份，他们不得不要承受廉价工资，从事超时与高危劳动等不公正待遇。因为没有城市户口，他们享受不到基本生
活保障；家人常年不能团聚，子女不能进城读书。一句话，除了仅够维持生活所需的微薄工资，他们一无所有，包括作为公民
的平等权利与作为人的应有尊严。
任何公民都有通过努力而改善生活的权利，这一权利不应受到有失公平的制度性原因的人为压制。我国宪法虽然也规
定了公民平等权利，但公民的这一宪法权利在政府的行政权力面前变得黯然失色、相形见绌。
农民的贫困其实是权利的贫困，农民工实际上是权利不平等的受害者。农民工的尴尬与血泪也是这样一条真理的明证
，即国民权利的平等是缩小国民经济地位差距、社会走向和谐的必要条件，率先实现公民权利的平等正是改革能够达致国民普
遍富裕的前提。
相关专题：民主与法制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