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勒斯坦人的选举中，哈马斯这个被西方定性为“激进”的组织大获全胜，取得过半议席，结束了法塔赫长达40年的主政岁月。美国总统布什随即发表讲话，指若哈马斯不放弃武力消灭以色列的立场，美国不会跟它合作；随后又说出要对哈马斯主政的巴勒斯坦政府进行经济制裁的话来。欧盟在这个议题上，也作出了相似的表态。
和其他许多民主选举一样，巴勒斯坦这次选举公平、公开、公正。巴勒斯坦人对法
塔赫打理的政府未能为他们提供人身和生活上的保障感到失望，遂将选票投向停止自杀式炸弹袭击已一年有余的哈马斯。换句话说，哈马斯这个源自“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之所以胜选，并非全然因为它的“激进”。
巴人不是未开化民族，他们的选举意向也不像有人怀疑的那样，是在哈马斯营造的世纪大骗局下非理性地进行的。跟各国选民一样，巴勒斯坦人除了关心“战争与和平”，内部民生也是一个重要考虑。在这方面，哈马斯的主张相当温和。从一开始，它的首要任务就是重建巴勒斯坦社区及宗教，即便在其激进行动被外国传媒夸张报道的当儿，它也从未放弃社会、文化、宗教、教育、慈善等服务。对民生的关注和贡献，无疑为哈马斯赢得了选民的心。
回到“激进”的话题上来。应该说，巴勒斯坦这个族群要比任何一个穆斯林国家都有着更为清晰的民族认同感，但却至今未有国家的身份，长期以来在由美国“撑腰”的以色列锡安主义的压制下生存。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所作出的反抗，虽然未必人人认同，但至少应该得到正确的了解。
哈马斯的激进常为外界指责，仿佛它宣扬驱逐以色列是一种“野蛮”行为。然而，在巴勒斯坦人眼中，以色列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入侵者，悍然在别人的土地上建城筑墙。而西方所指责巴勒斯坦人的，竟是他们对这个入侵者不够宽容并奋起反抗。
已故后殖民主义学者萨义德曾毫不客气地指出，外国传媒只会报道巴勒斯坦人一次又一次的暴力行为，却欲隐瞒以色列对巴人所作的有过之无不及的暴行；对以巴关系的描述，是经过刻意安排后的话语表达。而在这种由西方制定的国际政治议程上，巴勒斯坦这次选举是一个异数。其结果以及欧美对结果所作出的回应，其实已经脱离学者亨廷顿所提出的文化冲突理论的解释框架———文化冲突论可以说是方兴未艾的显学，特别在“9·11”后，被认为是可以充分分析穆斯林世界跟整个西方紧张关系的学说。
这次巴勒斯坦选举，就像英伦《卫报》评论的那样，是在没有获得由华盛顿任何支持和宣传的情况下进行的，它印证了巴勒斯坦存在一个公民社会，并有其自身的动力。简言之，伊拉克选举背后那只左右大局的黑手，在巴勒斯坦选举中根本不存在。这次选举，正是以国际公认的民主方式进行，也正是人民自由抉择下的结果。这样一来，它也就暴露了欧美各国常用的手段利器“民主自由”的有限性及伪善———攻人之矛一旦变为攻己之器，一种短路shortcircuit便会在西方世界发生。
以往欧美常以自由民主挂帅，对中东国家说三道四，指它们没有给国人自决以缔造民主社会，使国人长期陷入专权暴政下。但在这次巴人选举中，矛盾明显由“冲突论”所描绘的与外部的、对着他者的互相关系，转为内部的、自我价值的身陷囹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这次巴勒斯坦选举视为欧美价值取向的内部矛盾，是对欧美乃至全球主张的“有效自由”的一次对立事件，也就是哲人拉康所说的“小他者”。
在这视野下，有趣的是，美国政府一方面向巴勒斯坦作出言论上的威吓，另一方面却又承认并对巴人的意向表示尊重。既然尊重别人，又何需对别人的选择说这说那呢？若将眼光钉死在暴力行为之上，并逼令新政府要卸下武装，会否将人民的投票的意愿大幅度移花接木，以求继续维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管治形势？
自由作为西方的意识形态，本身使主体隐没于一种“非知”之中，并为“虚假意识”所支撑。巴人选举中所突出的自由，也就是对自由意识形态的一次致命性重击，使我们能借此重新一次思考自由、民主等崇高的价值取向在我们现今世界的运作如何继续下去。(余在思 作者系香港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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