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右翼教科书编撰会瘫痪 教科书使用者寥寥无几

　　日本右翼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以下简称“编撰会”）曾经“风光一时”，其编撰的教科书由于被日本政府检定通过，而招致中韩等亚洲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的强烈批判。如今，不仅该组织编撰的教科书使用者寥寥无几，该组织本身也陷入了空前的混乱状态。“编撰会”名誉会长、正副会长等头目日前几乎全体“下课”，使得这个组织运转陷于瘫痪。

　　■两份传真辞掉“编撰会”头目

　　成立于1997年的“编撰会”，是由日本右翼政客暗中扶植、大企业广泛资助的右翼组织，意在网罗右翼学者，通过篡改历史达到美化侵略、歪曲历史的目的。短短几年时间，该组织就在日本全国成立了近50个支部，募集会员1万多人，得到许多年轻议员的公开支持，获得95家企业和16家财团捐助的巨款，每年活动经费高达4.2亿日元（117日元约合1美元），对和平史观造成了严重挑战。

　　不过，最近的一系列人事变动，让这个右翼组织“陷入了危机”。先是1月16日召开理事会后，该组织创始人、名誉会长西尾干二以及四位副会长一起宣布辞职，后来其中一名副会长藤冈信胜被劝说留任。紧接着，该组织在2月27日再次召开理事会，并对人事安排形成决定。28日，该组织发出“第165号传真”称，解除原会长八木秀次、副会长藤冈、事务局长宫崎正治等人职务，并任命了新会长。至此，这个组织原来的领导班子已不复存在。

　　不过，也许是那份传真把意思表达得太过“直白”，到了3月1日，“编撰会”撤回了原来的传真，在其网站上用醒目的黑体字登出了“有关《FAX通信第165号》完全撤销”的声明，并重新发了一份，把“解除”一词改为“辞职”。这种欲盖弥彰的举措更加暴露出该组织内部的混乱。

　　■“编撰会”前途渺茫

　　“编撰会”实际上是日本一个右翼学术团体，其主要目的是推出歪曲历史的教科书。每到新一版教科书检定和采用的时候（四年一次），该组织活动最频繁。平时，该组织经常会安排一些讲座，组织右翼学者进行交流，宣扬右翼史观。多数日本人对这个右翼团体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少数人认为该组织的理论很有趣、很新鲜，还有极少数人死心塌地支持它。据记者了解，除“编撰会”外，为其他出版社编写教科书的作者并没有成立类似的组织。

　　如今，“编撰会”头目的集体“下课”，对该组织的打击十分沉重。“编撰会”名誉会长西尾干二是日本有名的亲美保守派右翼学者，曾任电气通信大学名誉教授，也是“编撰会”的创始人，著书30余本，是老一代日本右翼的代表人物。会长八木现任教于高崎经济大学地域政策学部，属于提倡“万世一系”的保皇派，在日本法学界很有声望，著书20余本。他是“编撰会”第三代会长，也是该组织推出的公民教科书的主要执笔人。副会长藤冈主张批判“自虐史观”，提倡“自由历史观”，现任拓殖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是臭名昭著的《新历史教科书》的主要执笔人。

　　此间评论认为，这些头目被该组织“内部拿下”，将使该组织的教科书受到更多批判和抵制。进步团体就称：“自己都没说服自己，这样的教科书能有人信赖吗？”

　　此外，日本十几家反对右翼教科书的民间组织已开始呼吁放弃使用这种不负责任的教科书，同时追究东京都、滋贺县、爱媛县以及大田原市、杉并区等决定采用右翼教科书的地方教委的责任。

　　另有分析认为，在西尾等一批人完全退出后，该组织高层唯一留任的头目是原副会长种子岛。此人虽当过宝马公司的东京分社社长，但并非历史和教育领域的学者出身，因此，“编撰会”的言论力量将被大大削弱。有学者说，这不仅意味着“编撰会”歪曲历史的影响力将大减，而且如果其内部混乱持续下去，这个右翼教科书组织也很可能面临瓦解的下场。

　　■内乱源自采用率太低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编撰会”走到这一步呢？该组织对外这样解释头目们“辞职”的原因：事务局长宫崎在去年9月就已经被内定应该卸任，但没有征得本人的同意，今年1月16日理事会最终也没有统一意见，直到2月27日召开的理事会认为，应该追究他的任职资格和导致组织运营混乱的责任，才决定让他卸任。而对于“编撰会”的混乱状况，会长八木秀次也难辞其咎。另外，八木率领多名事务局成员去年12月访华，与中国学者讨论历史认识，据称“这次轻率的旅行受到内部批评”。副会长藤冈作为执行部的一员也被要求引咎辞职。

　　有日本媒体认为，正是去年的“中国之行”导致了“编撰会”内部的混乱。日本右翼杂志《正论》的最新一期发表了八木编写的特集———《同中国学者对话后了解到的历史问题“要害”》，里面介绍了去年12月，“编撰会”部分成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辩论的情况。也许八木是想告诉本国的右翼们，在和中国争论历史问题的时候，这些地方要“格外加小心”。没想到，几位中方学者的发言和双方辩论摘编的刊出，客观上起到了宣传中方主张的作用。

　　此间许多学者认为，其实“中国之行”只是一个借口，真正原因是其炮制的右翼教科书采用率太低。2001年版的《新历史教科书》最终采用率只有0.03％；2005年版最终采用率也只有大约0.4％，距离此前该组织叫嚣的“一定拿下10％”的目标甚远。日本目前共有8家出版社的初中历史教科书通过了文部科学省检定，其中东京书籍株式会社的版本采用率最高，超过20％；而由“编撰会”编撰、扶桑社出版的右翼教科书则采用率最低。

　　“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世纪”事务局长俵义文给记者写信指出，正是采用率“惨败”的结果引起了“编撰会”内部不同势力争权夺利的斗争，组织内各派纷纷推卸责任，头目们不堪重负，只好主动或被迫辞职。此外，该组织内部还出现了支出不透明的丑闻，再加上名誉会长西尾和副会长藤冈主张撤掉事务局长宫崎，但是遭到会长八木的抵制，西尾等1月宣布辞职，该组织内部的争斗因此愈演愈烈，最后导致右翼教科书组织头目集体“下课”。

　　■右翼历史观遗害不小

　　迄今为止，“编撰会”已推出了两个版本的右翼教科书，虽然使用不广泛，但是却导致其他出版社的教科书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和加害邻国的记述大幅减少，日本右翼势力也借风而起，政客高官开始在各种场合发言，否定日本战争罪行、否定甲级战犯的战争责任、否定东京审判，对社会风气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另外，持有决定教科书采用权的地方教委也开始日益轻视、排除学校校长和教师的意见，有些教委甚至被“编撰会”会员混入，严重影响了日本教科书检定制度的公正性。

　　关西大学文学部讲师上杉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进步历史观取得了胜利，但是在和右翼历史观的较量中也损失惨重。”他回忆说，“编撰会”成立的时候，持进步历史观的学者做好了充分的研究和论战准备，力图打掉歪曲历史的教科书。但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竟然在下令修改137处之后通过了检定，使扶桑社版右翼教科书得以流入教育界。尽管该书采用率只有0.03％，却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此外，虽然右翼教科书去年又遭惨败，但由于其事先的宣传确实迷惑了一部分人，其他出版社为了争取市场，纷纷采取折中的方式，将日本的战争罪行表述模糊化。

　　上杉指出，“编撰会”内部意见冲突也很大。有的派别主张明目张胆地表现令人“自豪”的历史，有的派别则主张巧妙地玩弄文字游戏，以混淆视听。2001年失败之后，后一派占了上风，2005年版的右翼教科书采取了利用图片说明、注解、附文等歪曲历史的办法，使其意图更隐蔽。但是2005年他们仍然遭到了惨败，这说明多数日本人还是反对右翼歪曲历史的，反映了日本民众重视与亚洲邻国和平共处的态度和正确的历史认识。本报驻日本特派记者　曹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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