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消除切尔诺贝利核泄事故漏后遗症需800年(3)

　　而得出新推断的研究者们受雇于欧洲议会团体、绿色和平组织以及英国、德国、乌克兰和斯堪第纳维亚地区的医疗基金会，他们的研究采纳了50多个公开发表的科学研究成果。

　　乌克兰国家辐射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尼可莱·奥梅里安内茨说：“在乌克兰，有200万人被官方划为切尔诺贝利事故受害人，他们当中至少有50万人，也许更多，已经死去。研究表明，有34499名从事过切尔诺贝利事故后现场清洁的人已经死亡。这些人的癌症死亡率是

乌克兰其他人口的3倍。”

　　“我们已经发现，由于在这次事故之后长期暴露于辐射之下，婴儿的死亡率上升了20%到30%。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忽视了这些信息。”奥梅里安内茨说。乌克兰政府下属的辐射医疗科学中心的科学家艾弗吉尼亚·斯泰帕诺瓦说：“我们这里充斥着甲状腺癌，白血病以及基因变异。而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库里没有相关的记录，20年前，这些信息事实上也不为人知。”

　　切尔诺贝利往西310英里是乌克兰里弗内地区，这里的医生声称遇到了很不正常的癌症及变异发病率。该地区维尔内市人群辐射保护专业医院的亚力桑大·弗乌兰彻科医生说：“在我们这地区的30个医院里，我们发现曾经居住在受辐射区域的人群中，30%的人身体机能紊乱，患有心脏和血液疾病、癌症和呼吸疾病等。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新生婴儿有体内残疾。”

　　然而，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说除了儿童中甲状腺癌的多发，并没有证据表明切尔诺贝利事故对公共健康产生了大规模的影响。原子能机构去年九月的一份报告称：“没有发现同辐射暴露有关的全面的癌症发病率以及死亡率。”

　　4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又发表了一份这次事故对人们健康所产生影响的全面报告，报告的发现之一是患甲状腺癌的人和死于癌症的人格外多。据说这是迄今为止对此次事故所产生的健康影响最全面的一份评估报告。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说，调查发现，事故发生时周边地区还是青少年的一批人，后来有5000多人罹患了甲状腺癌。死于癌症的人数比正常情况下多出了约9000人。

　　此次报告公布的数字还是与研究学者们的数据相距甚远。致力全球环境保护的“绿色和平”组织当天的报告则指出，20年前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造成致癌死亡人数10倍于联合国作出的官方估计，约为9.3万人左右。“绿色和平”组织的反核活动家伊万·布罗科夫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粉饰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核事故的后果”。在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一名官员否认了布罗科夫的指控，他说这个死亡数字由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得出。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除了核污染的危害之外，被迫迁徙也对受灾人口构成巨大的心理打击。专家也认为处理好受辐射地区民众的心理问题迫在眉睫。

　　核泄漏事故发生后，前苏联立即疏散了11万多人，随后数年，又从污染严重地区搬迁了23万人。这些人虽然得到政府赔偿，但他们原来熟悉的生活完全被打乱，心理上留下了很深的创伤，他们的焦虑程度超过了正常水平，呈现出来的一些身体症状至今无法得到医学上的解释，他们自感健康的程度也低于未暴露于核污染的人群。

　　与此同时，有研究表明，与搬走的民众相比，留在家乡的民众有更好的心理健康和社交能力。

　　5 遥远的路

　　另一方面，专家认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受辐射地区民众的心理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由于他害怕，产生很多心理障碍，这样引起来的问题应该说比真正的辐射的影响要大得多。

　　切尔诺贝利最后一个反应堆已于2000年12月15日正式关闭。据专家估计，完全消除这场浩劫的影响最少需要800年！

　　为了清除核事故的影响，前苏联政府在每一个州和地区建立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受害者治疗与预防机构，对受害者提供免费医疗帮助。还在莫斯科建立了联邦抗辐射保护儿童科学实践中心，治疗受辐射的儿童。十几年来，诊治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受害者达几百万之多，其中包括20余万名儿童。同时，政府还建立了统一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受害者清单”，对受害者身体状况进行跟踪监视。截至2001年1月1日，列入俄罗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受害者清单”的人超过57万。

　　据统计，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受害者总计达900万人。前苏联政府用于清理核污染、为受害者提高医疗帮助、社会保障、津贴、建设新的村庄和住宅等方面的预算开支高达230亿卢布。至今在俄罗斯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受社会保障法保护的人口仍有210万。消除切尔诺贝利后患成了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政府的巨大财政负担。

　　你对切尔诺贝利事故有什么个人回忆?当时你和家人在哪里？

　　塔罗沃克：当时我们住在诺夫济普科，幸福快乐。每年4月底我们都流连忘返于森林中，5月是沐浴阳光的好季节。然后，关于核辐射的谣言开始满天飞。人人惊慌失措。我们试图把孩子们都带离这里。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来自奥勃宁斯克镇和库尔斯克的演讲家来来回回跑了很多趟。他们声称核辐射并不可怕，不要放在心上。但人们还是想离开，他们既不相信那些演讲家也不相信政府。1987年，我进入基辅艺术和工业学院，家人跟随我定居基辅，直到1994年我们才回到这里来，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诺夫济普科儿童艺术学校工作。

　　卡拉伏特索夫：切尔诺贝利大灾难是永远都不会被遗忘的。我们家当时刚从克霍尼奇(距离切尔诺贝利30公里)搬到德布拉奇地区(距离切尔诺贝利110公里)。女儿在斯洛特斯克参加夏令营，儿子则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当时认为女儿远离切尔诺贝利，很安全。但是后来，放射量测定器却显示女儿体内的辐射剂量比儿子的还要高。那天，天气很热，果园里百花齐放。第一个从收音机里传来的消息谨慎又让人放心。政府当时最担心的是引起民众恐慌。但传言越来越可怕。一个在克霍尼奇的朋友打电话来拜托我们照顾他的儿子。我们同意了。晚上，他像做贼似的把儿子带到我们这里来。地方党委秘书瓦伦蒂娜·斯多雷科因为把孩子送到远离切尔诺贝利的父母家去而被开除。为了树立一个好榜样，克霍尼奇第一秘书强迫他的女儿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兜圈。我不知道此举对她的健康有什么影响，但她的父亲却因此受到嘉奖，并拿到博士学位成为困境中人类心理学权威专家。

　　塞吉：1986年，我在基辅国立大学生物系学习，并在基辅市中区的太平间上夜班。事故发生当晚，我从一名值班警员口里获悉此事。后来我参加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院的考察研究，对1986年受污染地区进行辐射监测。

　　你和家人如何经历了国内或者是国际上对受影响地区的援助？

　　塔罗沃克：从1999年开始我就是一个公共切尔诺贝利协会的志愿者。在那非常时期，我提出了举办儿童艺术节“我来描绘世界，把它送给你”的想法。2000年，儿童节开始举办，主要的目的是透过艺术让切尔诺贝利灾区的儿童康复。从2005年10月开始，我们这里开始提供计算机课程。孩子们都渴望掌握计算机制图。

　　卡拉伏特索夫：我们尽量把孩子送到其他地方去，越远越好。据我们所知，一趟趟挤满儿童的火车驶离波罗的海国家。这种情况下，能够得到其他人和其他国家的援助之手是让人兴奋的。

　　塞吉：我从2004年开始从事切尔诺贝利恢复和发展项目。此前，我的家人都没有经历过任何与切尔诺贝利有关的国家或国际援助项目。

　　切尔诺贝利是否仍在影响着你和家人，甚至是你所生活的村庄、城镇的日常生活？怎样影响？

　　塔罗沃克：是的。损害健康，首先是切尔诺贝利带来的心理影响。我们的孩子在进入莫斯科大学时可以享受优惠政策，即使是我们学校也能因为切尔诺贝利事故在一定程度上受益。这让人感觉不舒服。

　　卡拉伏特索夫：切尔诺贝利使我在克霍尼奇的朋友分布到世界上的各个角落里。现在，我们采蘑菇、钓鱼、捡浆果都要特别小心。蜂蜜和牛奶往往都受到了污染。孩子们只能经常呆在家里。过去20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高死亡率，而出生率却在不断下降。

　　塞吉：事实上，在今天来说，没有影响。

　　你个人如何克服切尔诺贝利灾难带来的影响？

　　塔罗沃克：居住在受污染地区，我们必须注意自己的行为。烹调食物时，我们都尽量遵循正确的食物处理建议。对于蘑菇和浆果，我们都格外小心，控制辐射水平。

　　卡拉伏特索夫：我尽最大努力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孙女们。我训练她们使用放射量测定器，现在她们对在家里和户外测量辐射剂量很感兴趣。我还利用互联网浏览资料寻找辐射对人体的影响。

　　塞吉：我的工作包括了解切尔诺贝利给当地社区带来的有关风险和减轻不良后果。编译 尘尘 盆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