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华裔科学家李文和案：美国媒体的败笔

　　6月2日，7年前被诬为“中国核间谍”的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诉美国能源部、司法部“侵犯个人隐私”一案，达成了最终和解——美国能源部、司法部，以及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美国广播公司五大媒体，共向李文和赔偿160万美元，开了美国主流媒体因“新闻来源保密权”而向受害人高额赔偿的先例。

　　尽管不是本案的被告，但这5家媒体却一致同意集体支付给李文和75万美元，以免5家

媒体的记者被迫走上法庭交待“新闻来源”。而对于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来说，李文和案给他们带来的教训又岂止75万美元。

　　《纽约时报》首当其冲

　　对李文和来说，1999年3月6日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灰色的日子。正是在那一天，在没有确切证据、李文和尚未被解聘之前，《纽约时报》就发表了题为《洛斯阿拉莫斯的突破：美国说中国窃取核弹机密》的耸人听闻的独家报道，掀起了巨大的“中国间谍”风潮。李文和平静的生活从此驶向了令他不可想像的方向。

　　让《纽约时报》人至今感到尴尬的是，在炒作李文和事件的过程中，《纽约时报》犯下了一系列低级错误。一是主观臆断，一开始就以认定李文和有罪的态度组织报道。《纽约时报》从一开始就以“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竭力搜寻不利于李文和的证据，而不是抱着公正态度来全面报道和发现事实真相。

　　对此，密苏里州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卢里公开批评说，“我本人对《纽约时报》关于李文和案的报道十分失望。该报在政府还没有对李文和提出控告前，就把矛头指向他，定了他的罪”。

　　二是牵强附会，有意无意地忽略对李文和有利的事实。在对李文和案的前期报道中，以詹姆斯·里森和杰夫·格斯为代表的《纽约时报》的报道人员，“充分发挥”想像力，随意猜测，“加工事实”，对事件的发展起到了很坏的作用。尽管对于李文和案人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纽约时报》却大多引用与他们观点相同的人的意见，对于不同意见基本持排斥态度，以增强自己报道的力量。

　　过分依赖匿名消息的来源是里森和格斯等人报道的特点，这也最终为他们及其匿名消息提供者带来了“麻烦”。2005年7月，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特别对《纽约时报》的匿名信息来源案做出判决，要求他们必须开口指认泄密者。而此番五大媒体的赔付，也与此有直接关系。

　　三是煽动舆论，对政府施压，扩大事态，以期“可持续”地炒作李文和案。在李文和事件中，《纽约时报》通过耸人听闻的手法，不断制造悬念，吸引眼球，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把公众的注意力锁定在李文和案及与之相关的中国问题上，这一点在当时应该说做得相当“成功”，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成功”却最终成了该报历史上最大的败笔之一。

　　党派斗争推波助澜

　　但犯错误的并不只有《纽约时报》一家，《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都或多或少地对李文和事件进行了不公正的报道。而细究起来，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一些美国主流媒体之所以会犯下如此的错误，引发了一场不必要的针对个人和中美关系的风波，其实又有着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原因。

　　就外部原因而言，《考克斯报告》的煽动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从话题设计来看，《纽约时报》的系列报道之所以引起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文章的一个固有话题是“中国威胁论”，通过所谓的“窃密案”，将人们的视线引向中国尖端技术的发展和可能针对美国的威胁。在这方面，《纽约时报》等媒体炒作李文和案与《考克斯报告》相互呼应，相互支持，共同掀起了“中国威胁论”的又一波恶浪。

　　而让李文和哭笑不得的是，他在“错误的时间”无意之中成为了美国党派斗争的牺牲品。1997~1998年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访，中美关系得到显著改善。共和党对此颇为不满。他们不满两国元首达成的“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样一个定位，不满克林顿访问中国，而不在日本和韩国停留。于是，在克林顿访华后，共和党进行了全面的反击。

　　2000年是大选年，共和党巴不得能抓到民主党政府的什么把柄来攻击对手，于是党派斗争便成了李文和案事态发展和媒体炒作升级的又一个重要助推器。在李文和事件发生后，美国一些有识之士便指出，对李文和的指控是别有用心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在《不要把攻击政府同实施政策混为一谈》一文中称，随着总统选举的临近，对于共和党来说，牵涉到安全保障的中国问题是攻击政府和戈尔副总统的绝好材料。

　　甚至于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文和事件的恶意炒作在客观上对布什险胜戈尔起到了不易察觉但又不可忽略的作用。

　　从媒体本身检查，自身管理和约束机制的不健全也是造成媒体恶炒李文和案“丑剧上演”的重要原因。除去一些媒体恶意炒作的主观意志，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美国媒体在新闻自律方面的不足之处和管理上的漏洞，在李文和事件得到了初步曝光。而2003年5月曝光的《纽约时报》杰森·布莱尔丑闻则全面暴露了美国媒体自律的不足。

　　不过，尽管《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扮演了不很光彩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主要媒体都不能够冷静、客观地报道这一事件。与《纽约时报》相比，《洛杉矶时报》在李文和事件中的报道就显得要客观和冷静一些。

　　在《纽约时报》曝光李文和案十天后，《洛杉矶时报》就刊登了该报主编罗伯特·希尔的题为《间谍丑闻是无中生有》的署名文章。文章说，“这是以《纽约时报》为首的新闻媒体和共和党政客的耻辱，他们为了增加发行量和当选而打已经磨破了的中国牌。在此过程中，他们破坏了由尼克松总统在30年前开创的明智的接触政策。”事实证明，他对《纽约时报》等媒体和一些共和党政客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在当时发表这样的文章，不但是具有真知灼见的行动，而且还是需要一些胆量的。

　　与此同时，一些理智的媒体则警告人们“不要失去中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就发表了题为《请别再次失去中国》的社论，提醒说，绝对没有必要再次“失去中国”了。恰恰相反，美国有各种理由在其国内调查核泄密事件的同时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去中国访问可以更好地了解它。不去中国就别对世界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区的事务胡说八道。

　　这一昔日的“旧案”之所以能够以美国主流媒体高额赔款的破天荒的方式告一段落，也恰恰反映了“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失落，反映了美国媒体对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认识的深化和敬意的增加，更反映出中美关系整体走向了一个7年前所难以想像的新高度。(张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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