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更多“吃福利”的人去工作

　　让更多“吃福利”的人去工作

　　一项改变美国社会的福利改革新法案已经实施了整整十年，也引发了整整十年的质疑和争议。然而，从克林顿到布什，美国两党对此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随着8月份的来临，

　　美国舆论焦点越来越集中在一个主题，这就是检讨实行了整整十年的美国福利改革。

　　1996年8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签署了新的《个人义务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新法规定从前单纯依赖福利生活的美国公民将不再享有这种权利，他们必须要走向社会，取代福利金的是政府在50个州分别建立起来的就职计划，用以帮助那些需要自己养活自己的穷人找到工作。这一举措打破了许多美国人原本平静普通的生活，让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重新面临社会的选择。迫于生活压力，许多人还没有来得及对未来有所计划就已经开始扮演自己新的人生角色。如今1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这项“让政府和个人互动”的法案在人们眼中仍然是一把“双刃剑”。事实上，围绕着这项法案的辩论和矛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美国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是布什第二个总统任期内的头等大事，他说他会用“全部力气”推行这一注定会遭遇诸多挑战的改革。布什在对国会议员的演讲中大声说：“在20世纪，社会保障是一个巨大的道德胜利，在新世纪，我们仍要尊重它的伟大目标。但按照目前的方式，这个体系正走向破产。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强化并拯救社会保障。”

　　两个普通女人的命运折射福利改革的成败1996年年初的时候，密苏里州堪萨斯城30岁的米歇尔·戈登过着也许可以称得上是平静的生活：单身母亲，没有工作，四个孩子最小的5岁，最大的13岁，依靠政府的福利度日。然而，1996年8月新福利法颁布之后的10年里，戈登的日子就如同翻滚过山车一样颠三倒四。10年里，她已经尝试过近10份工作，她在电话中心打工，做过护士的助手，当过门房，最近是在一家杂货店里站柜台，并且在她40岁生日当天丢掉了这份工作。之后她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找到另外一份相当辛苦的工作，在一所戒毒中心打扫卫生间和走廊，每周工作25个小时，对于年过40的戈登来说，这样的工作强度已是相当大了。

　　在同一个城市，玛丽·布拉德福在1996年时45岁，膝下有三个孩子。失去福利金后她在维多利亚贸易公司谋得了一份提供订单的工作。如今10年过去，她依然在为该公司效力，不同的是她的办公室已经从密苏里州搬到了堪萨斯州。如今她已经升迁为产品监督，而她的薪水也比1996年的时候多了一倍以上。她说自己很可能在这家公司一直干到退休为止。

　　而维多利亚贸易公司的联合创办人兰迪也曾经这么说到：“玛丽可靠得就像是太阳肯定会从东方升起，我简直不敢想象有一天公司缺了她会怎么样。”

　　显而易见，戈登和玛丽在1996年之后的生活轨迹大不相同。她们分别代表着福利制度改革10年间的成功和失败。政府改变了帮助穷人的方式，然而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说，能不能按照政府所设想的那样适应新的变化，或许谁也无法确定。

　　1994年，美国福利系统的负荷达到最高峰，为510万个家庭。从那以后，数以百万计的贫困人口不再领取福利，而选择从事低收入工作。有将近100万人因为不能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或在规定时间内享受了所有能够允许的福利而被清除出福利名单。现在只有190万个家庭还能获取现金福利，其中三分之一的家庭是有符合福利条件的儿童。

　　逼迫“吃福利”者去工作“世界末日”并没有来临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转变，这是过去10年里改变世界的几件大事之一。”美国卫生和福利部部长迈克尔·勒维特这样评价说。

　　然而，许多福利专家说，新法也带来了不少问题，许多原本领取福利的妇女将变为“有工作的穷人”。

　　米歇尔·戈登便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10年的职场奔波让她用完了自己的现金补助。失业后的她丢掉了联邦住房津贴，使她没有办法支付房屋的租金。迫使她带着孩子与母亲住在一起。现在她最大的孩子被关进了监狱，戈登孩子的3个父亲（3个孩子的父亲并不相同）都不愿提供帮助，而她只能领取每个月面值500美元的食物券。

　　现在，这个家庭只能通过修剪草坪来弥补赤字。戈登对记者表示：“事情糟透了，我们只能尝试所有可以赚钱的事情。”

　　不过事情可能并非全都如此糟糕。当克林顿1996年签署《个人义务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的时候，保守派人士振臂叫好，而自由派人士仿佛看见了“世界末日”，3名政府官员随后退出公职以示抗议。政府利用一系列强迫和利诱以刺激那些享受福利的家长从事工作。如果你工作，那么政府会帮你照顾孩子，提供就业培训和交通便利。反之，你将顶着接受制裁以及在时限过后失去福利的风险。

　　然而10年之后，自由派人士的悲观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美国没有成为批评家所说的“压榨底层人群的存钱罐”，也没有出现民主党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所说的到处都是贫困儿童无家可归的凄凉场景。

　　几个大公司雇用了上万享受福利的穷人，单是美国联邦快递就雇用了52000人。据统计，现在美国的单身妈妈有70％在从事工作，而非单身妈妈的比例却只有66％，这与以前的情况正好相反。

　　福利改革收效有限发展方向朦胧不清

　　当然，问题依然存在。大部分失去福利保障的妇女从事着低收入、简单的工作。那些背负着精神病、药品依赖和犯罪记录的人无法轻松地转变自己福利接受者的身份。“他们变成有工作的穷人！”福利专家在大声疾呼，“许多贫困家庭的生活依然步履维艰！”

　　在福利缩减的同时，人们在尽量地从社会保障网络获取帮助。2005年，美国接受药品和食品券的人数比2000年增加了50％。这让那些为福利改革击掌庆祝的保守派人士感到尴尬。

　　在堪萨斯城，当地政府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成功地将妇女从福利清单中转移到了工作场所。领取福利金的人数下降了60％，只剩下6000个家庭。然而最近几年，由于国家取消了对雇主的补助，使得就业计划的吸引力下降，而该州对就业的支持度也有所减弱，于是2000年以来领取福利的人数并没有产生什么变化。现在堪萨斯城还面临着来自华盛顿的压力，需要进一步减少享受福利的人数。堪萨斯城的低收入家庭儿童保育和家庭服务中心的伯特·赛勒说：“我们惩罚了那些不愿意工作的人，可我们也惩罚了那些准备工作的人。我们的单身妈妈们确实感到无所适从。”

　　在密苏里州，失去福利保障的人比比皆是，有些人取得了成功，剩下的就只能苦苦挣扎。卡罗尔·沃德和查尔斯·亨德森是其中的幸运儿。52岁的卡罗尔通过就业计划获得了高中等同学历证书，也参加了就业培训。现在她是一名牧师的助手，每年有1.7万美元的收入。31岁的查尔斯14岁那年生下了自己第一个孩子，在过去的15年里她干过许多不起眼的工作，如今她是一名年薪2.6万美元的社会工作者。相比之下，帕特丽夏·威廉斯的生活要艰难得多。由于打工的学校放暑假，她需要几个月的现金补助才能熬过夏天。福利办事处说她已经用掉自己法定60个月的补助金中的54个月。威廉斯说：“我只能出去找工作，我不能再指望福利系统对我进行什么帮助。”

　　挣扎在贫困中的米歇尔·戈登希望用亲身经历教育子女，并让她的孩子决定不再重走自己的道路：未婚先孕，过早地承担不应有的生活压力。10年后的今天，戈登一家已经不再领取政府的福利，戈登也决定用自己的行动为孩子树立起榜样，她说：“虽然一年不能挣到5万美元，但我依然昂着头，活在这个世上。”

　　或许戈登已经看清了自己和家庭的未来，然而美国福利制度的改革方向却依然朦胧不清，在贫富悬殊的美国社会底层，真正的贫困人群只能期待政府下一次能做得更好些。

　　美国的新医疗福利制度改革使慢性病患者必须面对庞大医疗费用开支。31岁（2003年）的艾波·斯各特是一名收银员，她和她3岁的女儿都有慢性病，医疗福利制度改革前，为女儿治病每月花费72美元，改革后这项费用变成了5000美元。

　　相关背景

　　美国福利政策的历史性转折

　　美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5年创办的，被称为是美国历史上受益面最广、最受欢迎、最成功的政府公共工程。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传统的福利政策，特别是抚育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AFDC）项目，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猛烈批评。很多评论者认为，福利政策在帮助儿童、年轻人和父母方面收效甚微。

　　尽管福利项目数量和支出得到大幅度提高，但儿童贫困程度却持续上升。这种福利制度实际是在鼓励年轻妇女生养非婚生子女，因为每生一个孩子福利款便会增加，导致美国非婚生儿童越来越多。

　　伴随着社会人口的老龄化和医疗手段的现代化，养老基金和医疗保险费用不断激增，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保障财政赤字，社会福利政策改革迫在眉睫。

　　在这种情况下，福利制度改革成为美国政府的一件大事。1996年，克林顿政府颁布了《个人义务和工作机会协调法案》，这项改革的目的是“结束人们所熟悉的社会福利”。这次改革是美国福利政策的一个转折点。

　　布什政府上台后，政府每年为各州提供数亿美元资金，用来设立和实施有关项目来降低非婚生子出生率，提高已婚家庭子女出生率。这些措施已经把福利领受者的数量降到了30年来的最低点，单身母亲就业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一位抚养两个子女的母亲，从事一份最低工资的全职工作，她每年能挣到1万美元，她还能得到4000美元的现金资助和大约2000美元的食品券。这样，他们总的收入大约1.6万美元。另外，这位母亲还能够得到长达一年的公共医疗补助，而且只要她还从事低收入工作，她的孩子就能够得到公共医疗补助。这位母亲还能够从每年170亿美元的联邦儿童照料基金中获得帮助。

　　专家分析

　　福利国家处于十字路口

　　西方福利国家处于一个相似的十字路口。严重的发展问题已导致席卷西方的福利改革运动。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同意“心照不宣地终结某些福利”。前总统克林顿1996年签署了《个人义务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由此开始的福利改革的主要方式是把人们从“吃福利”变成“去工作”。然而，这种改革没有达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

　　事实上，工作福利制的观念并不新鲜，而且依赖改变人们的行为来解决作为经济问题的福利问题，是从来没有成功的。西方的福利改革并不是成功的经济改革，因为它没有把福利与工作有效地联系起来。

　　福利改革与经济改革必须携手并进，而且经济在发展中的首要地位必须被充分认识，并体现在总体公共政策或发展战略上。

　　由于存在一些似乎无法解决的危机，一些西方人士宣称战后福利国家已经走上了绝路，另一些人士则对福利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持乐观态度，认为世界上的福利国家还会越来越多。然而，如果没有为福利国家的经济找到一条新的前进之路，这些论断都为时过早。

　　有一些学者试图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为福利国家的发展探寻“第三条道路”，即通过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的适度结合，创建一种新的福利模式；也有一些学者把经济理论的一些有关发展的概念引进到西方社会政策领域里来，倡导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福利国家”。这些观念使得有关社会资本的经济主张与有关社会支持体系的福利思想一拍即合。（原文为英文曾文经译）

　　高福利困扰 "老欧洲"

　　传统的高福利政策正在严重地困扰着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老欧洲”国家。但随着全球化的冲击和欧盟一体化的深入，高福利国家必然要调整政策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而欧洲国家福利改革的方向就是使欧盟成员国的福利水平趋近，趋于合理化。近年来，欧盟国家尤其是欧洲大国在朝着这个方向艰难前行。

　　德国

　　有人要政府给自己买戒指

　　现在德国享受社会救济的人有290万，150万个家庭。救济金每月为345欧元（德国东部是331欧元，1欧元约合9.7元人民币），政府还负责支付被救济对象的住房租金。目前，德国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是2800欧元，实际收入并不比领取社会救济的人多多少。况且，每年换季时，领取救济金的人还能再得到几百欧元的服装补贴。如果生活上仍有困难，可以申请额外资助。在社会保障局的黑板上可以看到一些人申请实物的项目：结婚戒指51欧元，洗衣机306欧元，厨房用品161欧元，煤气灶397欧元等。大多数家庭在拿到现金救济后还会再申请实物救济。

　　德国将高福利视为一种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但其负面影响现在越来越明显。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养活了一批懒人。德国民间有种说法，翻译成中文也很押韵：社会福利大家拿，不拿白不拿，拿了就白拿，白拿谁不拿。

　　法国

　　高福利成为社会发展阻力

　　在法国，高福利不仅影响到了该国的产业结构，还影响了法国人的生活方式。那些长期失业的人可以到社会家庭辅助中心申请最低收入，单身的人每月最低生活补助金为405欧元，两个人为每月608欧元。对于那些短期失业或处于转换工作时期的人来说，第一年能拿到相当于原工资90％的生活补助，第二年是80％，从第三年起才开始拿集体补助。也就是说，如果你原来的工资高，失业后的前两年肯定衣食无忧。

　　高福利改变法国人生活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法国的方方面面。汽车业、采矿业、服务业等能大量制造就业机会的产业一方面纷纷裁员，另一方面加大了在职人员的工作强度。这使得法国劳资矛盾十分突出，罢工、游行比较普遍。以往令法国人骄傲的高福利制度现在正成为制约法国发展的“阻力”，但如果有人敢改变这种制度，很多法国人马上会群起而攻之。今年年初法国爆发的大规模学潮就是例证。

　　▲2006年1月19日，德国家庭事务部长乌苏拉·冯·德·莱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德国政府新出台的福利改革方案，这项法案鼓励生育，同时鼓励年轻母亲出去工作。

　　本版除署名外均由张缘供稿

　　▲2005年4月19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施瓦辛格签署加州工人福利赔偿改革法案，受到工人们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