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锁劳：多种因素在左右着黎巴嫩

　　黎巴嫩国土面积在中东地区名列倒数第三位；人口在中东排在倒数第五位，且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较为贫乏。但就是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弱小国家，却因为动荡不安和兵连祸结而频频吸引全世界的目光。造成黎巴嫩多灾多难的原因多种多样，如果说黎巴嫩独特的教派与人口状况是诱发冲突的潜在因素，那么黎巴嫩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形成的复杂国际关系则是导致战争的现实因素。黎巴嫩无疑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但这个国家的命运却不一定掌握在黎巴嫩人手上。

　　巴勒斯坦难民的拖累

　　巴勒斯坦难民是伴随着几次中东战争而形成的，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前后，大约有11万巴勒斯坦难民逃亡到黎巴嫩。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又有10多万巴勒斯坦难民来到黎巴嫩。截至1975年内战爆发以前，生活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超过30万。巴勒斯坦难民绝大多数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他们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黎巴嫩国内基督教徒、什叶派和逊尼派三大派之间的力量对比。

　　1943年，根据黎巴嫩当时的教派与人口的分布状况，黎三大派别领导人达成不成文的《国家公约》：规定在黎独立后的政治体制中，总统由基督教马龙派担任，总理由逊尼派担任，议长由什叶派担任。此后，这一规定一直维系着黎巴嫩政局的正常运转。

　　到70年代中期，基督教各派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下降到1／3，而穆斯林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到2／3，尤其是什叶派已经变成全国最大的教派。穆斯林要求改变国家政治体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遭到了基督教各派的一致拒绝。黎巴嫩穆斯林转而寻求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支持，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结成了政治联盟。而巴解组织自1968年起开始利用巴勒斯坦难民营从事袭击以色列的武装斗争，由此导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打击报复。

　　黎巴嫩基督教各派尤其是马龙派反对巴解组织在黎巴嫩惹事生非，马龙派民兵组织长枪党和黎巴嫩政府军不断与巴解游击队员发生武装冲突。埃及总统纳赛尔利用他的崇高声望，在1969年11月3日帮助巴解组织与黎巴嫩政府达成了《开罗秘密协定》：黎巴嫩政府允许巴解组织在难民营拥有自治权，并有权借用黎巴嫩领土袭击以色列；作为交换条件，巴解组织承认黎巴嫩的主权地位。此后巴解组织在黎巴嫩日益发展壮大，巴勒斯坦难民营成为黎巴嫩国内的“国中之国”，巴解游击队不服从黎巴嫩法律管辖，与马龙派长枪党武装人员冲突日益增多，最终在1975年引发了长达15年的黎巴嫩内战。

　　巴解游击队在黎巴嫩内战中继续越境袭击以色列，不断招致以色列的严厉报复。1978年3月11日清晨，18岁的巴勒斯坦女子达拉勒·穆格拉比率领一支由11名战士组成的法塔赫游击队，越过黎巴嫩南部边界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北部沿海登陆，首先枪杀美国摄影师盖尔·鲁宾，然后劫持了一辆以色列公共汽车。巴拉克(后任以军总参谋长和以色列总理)奉命率以军特种部队前去营救，双方在赫兹利亚附近发生激战，结果12名巴解战士全部战死，37名以色列人被打死，另有76 人受伤。这次事件极大地震动了执政不久的利库德集团，贝京总理下令在3月14日发起了代号为“利塔尼战役”的军事行动，派2.5万以军部队侵入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清剿驻扎在那里的巴解游击队。经过七天的激烈战斗，以军占领了黎巴嫩边界大约10公里宽的地带，将巴解游击队赶到利塔尼河以北地区。黎巴嫩政府估计有28.5万人逃离家园，约1000 名平民死于战火。

　　1982年6月3日，以色列驻英国大使沙洛姆·阿尔果夫在伦敦多尔切斯特宾馆参加一个宴会，当他走出宾馆钻进自己的汽车时，从法塔赫分离出来的艾布·尼达勒组织的三名成员向他开枪射击，沙洛姆中弹昏迷了三个多月。以色列政府利用这一事件，决定彻底清算驻扎在黎巴嫩的巴解组织总部。6月6日，国防部长沙龙下令发起代号为“加利利和平战役”的军事行动，派遣7.6万以军部队浩浩荡荡侵入黎巴嫩，引发了有“第五次中东战争”之称的黎巴嫩战争。这次战争历时六个月，迫使约1万名巴解游击队员离开黎巴嫩转赴其他阿拉伯国家，阿拉法特和巴解总部迁往突尼斯。以军随后在黎巴嫩靠近以色列边界的南部地区建立了一个“安全区”，并且扶植“南黎巴嫩军”作为其打手，用以阻止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据估计，这次战争中约有1.78万名黎巴嫩人和其他阿拉伯人死亡，仅仅在萨布拉和夏提拉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就有至少700多人被杀。

　　1990年黎巴嫩内战结束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依然存在。据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 的官方文件，2005年3月登记在册的驻黎巴嫩巴勒斯坦难民总数达到40.2582万人，超过黎巴嫩总人口的10％。他们得不到公民待遇，不能从事律师、医生等行业的工作，生活条件恶劣，是黎巴嫩国内最贫穷的一个群体。2005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协议，多少有助于改善巴勒斯坦难民的待遇，但他们仍然是黎巴嫩最不稳定的一支社会力量。

　　“大叙利亚主义”的阴影

　　叙利亚是黎巴嫩东部邻国，两国关系历史悠久。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中东的400多年里，黎巴嫩多数地区归属叙利亚大马士革省管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获得了对叙利亚(包括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法国人对叙利亚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将原本属于叙利亚的的黎波里、贝卡谷地、赛达、苏尔等地并入黎巴嫩。正是在法国人的支持下，黎巴嫩在政治上与叙利亚越走越远，最终在1943年宣布独立，随后叙利亚也在1944年宣布独立。

　　对于黎巴嫩的独立，许多叙利亚人表示反对，“叙利亚社会民族党”创始人就坚持认为，该地区只有一个民族即叙利亚民族，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即叙利亚。至于叙利亚的版图，他认为东起波斯湾和伊朗边界，北至土耳其边界，西至地中海东岸，南至红海和沙特边界。也就是说，这个“大叙利亚”不仅包括现今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也包括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埃及西奈半岛，甚至还包括塞浦路斯和土耳其南部的哈塔伊省。虽然这个“大叙利亚”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但其影响却不能低估。“叙利亚社会民族党”迄今仍在黎巴嫩开展活动，并拥有一些支持者。叙利亚政府曾于1955 年取缔和镇压该党，但该党后来死灰复燃，于2005年获得了合法身份，据说现在拥有9万名成员，是仅次于叙利亚执政党 ——复兴党的最大合法政党。

　　除了这种极端的大叙利亚主义观念以外，另一种更为常见的是大叙利亚主义思想长期存在于叙利亚人的脑海：黎巴嫩曾经隶属于叙利亚，两国拥有许多共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利益，在黎巴嫩内政外交问题上叙利亚应当拥有发言权。也许正是这种思想在起作用，1976年6月当黎巴嫩总统呼吁叙利亚出兵制止黎巴嫩内战时，阿萨德总统迅速派出叙利亚军队占领了黎巴嫩的的黎波里、贝卡谷地等战略要地。在当年10月召开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阿拉伯领袖们不仅没有批评叙利亚的干涉行动，而且授权叙利亚在黎巴嫩保持一支3.5万人的驻军，作为“阿拉伯威慑部队”的主干部分。叙利亚军队确实阻止了黎巴嫩战火的蔓延，摆平了黎巴嫩各派之间的复杂关系，但同时也加深了黎巴嫩对叙利亚的依赖感，这反过来助长了大叙利亚主义的盛行。

　　叙利亚在黎巴嫩驻军29年，对黎巴嫩政治进程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前者主要体现在帮助改良了黎巴嫩政治体制。1989年10月22日，黎巴嫩各教派代表在沙特阿拉伯签署了《塔伊夫协议》。该协议提高了穆斯林的参政比例，规定总理不再向总统而是向议会负责，同时明确了叙利亚的撤军问题。根据《塔伊夫协议》的精神，1990年 8月黎巴嫩各派同意修宪，将议会议员数目从99席增加到128席，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各占64席。事实证明，《塔伊夫协议》促进了黎巴嫩内战的结束和黎巴嫩局势的稳定，叙利亚在此过程中功不可没。但是从消极的方面来看，由于叙利亚驻军时间太长，过多干预了黎巴嫩内政外交，严重损害了黎巴嫩的独立性，从而激起了强烈的反叙情绪，为黎巴嫩政局的动荡埋下了祸根。这一点在最近几年表现得非常突出。

　　黎巴嫩现任总统拉胡德是有名的亲叙派，他的六年任期本应于2004年秋结束，但叙利亚希望将拉胡德的任期延长三年。黎巴嫩时任总理哈里里反对延长拉胡德任期到2007年，更反对为此修改宪法。但最终在叙利亚的强大压力下拉胡德延期成功，哈里里为此与叙利亚和拉胡德关系弄僵，只好辞去总理职务。2005年2月14日哈里里遭到了暗杀。美国与欧盟指控叙利亚应为哈里里遇害负责，安理会一致通过第1595号决议，决定成立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查明哈里里遇害真相。在黎巴嫩多数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要求下，叙利亚被迫于2005年4月26日完成了从黎巴嫩的撤军行动。叙利亚军队虽然撤离了黎巴嫩，但“大叙利亚主义”的阴影仍然笼罩在黎巴嫩上空。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感召

　　伊朗领土与黎巴嫩并不接壤，伊朗人也不属于阿拉伯民族，但自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以后黎巴嫩与伊朗关系非同一般。1979年成功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确立了什叶派神职人员在伊朗的统治地位。这对于黎巴嫩什叶派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一些亲伊朗的黎巴嫩什叶派激进组织随后出现，诸如“伊斯兰圣战”、“ 地球被迫害者组织”、“革命正义组织”等。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这些组织在伊朗的支持下逐渐联合起来，在1985 年正式以“真主党”的名称亮相。真主党的宗旨正像它在1985年2月16日声明中所表达的那样：“黎巴嫩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因为这种形式的政治体制能够确保黎巴嫩所有居民的公正和平等。”

　　至于真主党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上述声明中也提到：真主党“听从来自最高教法学家充满智慧和正义的领导与指示，它体现在阿亚图拉·霍梅尼这位穆斯林革命的点燃者和穆斯林复兴的引路人身上”。可见真主党毫不讳言它服从伊朗革命领袖霍梅尼的命令。霍梅尼的宗教思想和政治理念对真主党影响极大，真主党的宣传材料充满了霍梅尼的语言。热衷于伊斯兰革命输出的霍梅尼对真主党十分重视，据说向真主党派去了1000至1500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帮助真主党培养骨干力量和培训战斗技能。伊朗还向真主党提供武器装备以及大笔活动经费。许多人认为，正是在伊朗的鼎力扶植下，真主党从黎巴嫩众多派别中迅速脱颖而出，成为黎巴嫩国内令人生畏的一支后起力量。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哈梅内伊继任伊朗革命领袖。真主党在一些问题上与哈梅内伊存在意见分歧，并对他是否拥有担任最高领袖的资格产生过怀疑。1992年，年仅32岁的纳斯鲁拉当选真主党总书记，真主党的内外策略变得更加现实。纳斯鲁拉无意在黎巴嫩从事激进的伊斯兰革命和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因为那样将破坏黎巴嫩建立在宗派主义基础之上的政治与权力结构，从而引发黎巴嫩新的持续动荡。纳斯鲁拉尊重黎巴嫩的政治现实，谋求真主党的执政地位与合法化。真主党参加了《塔伊夫协议》实施后的历次议会选举，1992年获得12席，1996年10席，2000年8席，2005年14 席。真主党加入了2005年7月组成的民族联合政府，内阁

　　如果真主党仅仅满足于黎巴嫩国内事务，那是不可能得到伊朗大力支持的。事实上，真主党之所以能够生存至今并不断发展壮大，秘诀就在于高举反对和抵抗以色列占领的旗帜。以色列与许多中东国家关系紧张，尤其是与伊朗和叙利亚。伊朗自霍梅尼时代就一直不承认以色列在中东存在的合法性，伊朗现总统艾哈迈德·内贾德多次扬言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以色列担心伊朗核技术的发展，害怕伊朗拥有核武器，多次呼吁美国从军事上打击伊朗。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多年一直支持真主党，自然有其战略上的考虑，伊朗革命卫队前司令公开说过：真主党是伊朗的第一道防线。

　　真主党对伊朗和叙利亚的支持“感恩图报”，经常在边界地区与以色列军队交火，导致以色列轰炸黎巴嫩境内以示报复。目前的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冲突就是类似事件中最新的一次。但阿拉伯媒体发问：为什么真主党早不打晚不打，偏偏选择在 7月12日发难？这一天预定在巴黎召开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的外长会议，商量是否将伊朗核问题重新提交给联合国讨论，以便决定是否对伊朗实施国际制裁。阿拉伯媒体认为真主党是在为伊朗而战，目的在于通过制造中东危机，警告欧美不要在核问题上抓住伊朗不放。正是考虑到真主党挑衅以色列的动机不纯，沙特阿拉伯、埃及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指责真主党的行为是“不计后果的冒险”，强调真主党“应该为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

　　以色列的过度军事打击

　　在以色列建国后同阿拉伯邻国进行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中，与埃及是四次，与约旦是两次，与叙利亚是三次，而与黎巴嫩至少是六次。除了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和前面提到的1978年以及1982年战争以外，较为重要的还有1993年、1996年和2006年黎以军事冲突。这三次冲突都是在真主党和以军之间进行的，但受战火伤害最深的却是黎巴嫩平民。

　　1993年7月，真主党联合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杀死了五名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士兵。纳斯鲁拉认为这属于抵抗以色列占领的合法行动，但以军认为这是明显的挑衅之举。以色列总理拉宾决定教训真主党，以军于7月25日发动了代号为“负责任战役”的军事行动，在七天的行动中轰炸了数千所黎巴嫩民宅和民用建筑，摧毁了许多发电站、桥梁、公路等基础设施，造成30万平民逃离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过度使用武力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和谴责，后来在美国等有关国家的调解下，以军与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此次战争一共造成118名黎巴嫩平民和两名以色列平民死亡。

　　1996年3月30日，两名工作在黎巴嫩雅法尔水站的工人被以军发射的导弹炸死，真主党闻讯后立即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20枚

　　真主党对于以色列占领的顽强抵抗，确实让以色列付出了占领的巨额代价。以色列政界和民众越来越认识到，占领黎巴嫩南部不仅未能给以色列带来安全，反而让以色列承担了许多额外负担。2000年5月，工党政府总理巴拉克出人意料地做出了从南黎巴嫩撤军的决定，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以军仓皇撤出安全区，退回到公认的两国边界线之外，甚至来不及通知南黎巴嫩军。真主党则乘胜前进，抢占了以军和南黎军留下的地盘，直接在黎巴嫩边界与以军对垒。真主党由此被黎巴嫩民众视为民族解放的中流砥柱，而纳斯鲁拉理所当然地被冠以“民族英雄”的称号。

　　从2000年6月至2006年6月，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尽管爆发过几次小规模的冲突，但双方都比较克制。饱受战火蹂躏的黎巴嫩人难得有这样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今年7月12日，真主党突然越境袭击以色列。以色列迅速进行报复，以军总参谋长声称要让黎巴嫩倒退20年。一场残酷的血战就此拉开序幕，并且双方都把平民和民用设施作为攻击目标。7月30日，以军在10年后再次轰炸加纳村，造成57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35名儿童。以色列显然对黎巴嫩过度使用了武力。

　　相关专题：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