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冰点特稿：日本靖国神社的前世今身

　　本报记者 王冲

　　8月15日清晨，小泉身着黑色礼服在纷飞细雨中参拜靖国神社时，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内回荡着昭和天皇的“终战诏书”：“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小森阳一，东京大学教授，安田讲堂的反战声音出自他的安排。他在小泉参拜的第二天，就来到北京，希望告诉中国知识界他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认识。

　　“我作为日本国民，感到羞耻，而且难以忍受这种羞耻感。”他说。语气平缓，但坚定。

　　8月15日早晨，小泉和他的车队抵达靖国神社时，路面上挤满各大媒体的记者，上空有直升机在盘旋，这场参拜随电视信号传遍世界。当天，有25万日本人到靖国神社参拜。

　　在不远处的明治公园，二战时期给日本侵略者当炮灰的韩国遗族(阵亡者家属)，前一天夜里就用蜡烛打出“不，靖国神社”的字样。台湾遗族则以静坐表达他们的反对。

　　小森阳一加入了静坐的人群。作为一线社会活动家，他还搜罗出东京大学1945年播放天皇终战诏书时用的设备，一遍一遍地在安田讲堂发出反战的声音。

　　8月17日，

　　所谓国际公约，是指1951年日本和48个战胜国签署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它意味着日本承认东京审判的结果，即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在于14名甲级战犯，从而得以重返国际社会。“首相参拜供着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是对国际公约的践踏，”小森阳一说。

　　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违宪，并非新闻，已有两个日本地方法院作出该项判决。根据日本宪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国家及其机关不得以任何理由参与宗教教义及其他宗教性活动。小泉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违背了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

　　从国际公约和宪法角度来理解参拜问题，不复杂。但要弄清靖国神社的历史，却不是那么简单。

　　靖国神社的特殊地位

　　“靖国”是“镇护国家”的意思。所谓“神”，指的是“神道”。不了解日本的神道，无法真正理解靖国神社的内涵。负责管理神社的“神社本厅”的几位负责人，曾在2005年9月阳光明媚的一个下午，向记者详细讲述神道的来龙去脉。

　　“神道”，就是“神之道”。公元538年佛教传入日本后，日本兴起了神道意识。神道受到佛教、道教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其独特之处在于没有教主，没有经典，没有教义。它有四个基本精神：敬神、敬祖先、爱国、尊重皇室。

　　这四个精神，都无可厚非，但当权者有意识地加以利用时，就会带来惨重的后果。

　　1868年建立的明治政权为了形成新政府的权威，树立天皇拥有高于一切世俗权威之神权权威的意识，把神道排在诸宗教神灵之首，尤其排斥维护德川幕府统治的佛教。

　　神道被明治政府作为国教，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排除民众中传统信奉的许多神、佛及灵验之物。把对祖先之灵的民间宗教崇拜与天皇祖神的官方祭祀强行结合在一起。神社变成国家机构，掌管过去由佛教寺院承担的户籍管理等工作，把每个民众置身于神社的控制之下。“信教自由”成了一句空话。

　　在这个过程中，神道中的“神社神道”受到推崇，从五花八门的神道教派中取得特殊地位，成为“国家神道”。靖国神社也从遍布日本的神社中脱颖而出，取得特殊地位。所谓“神社神道”，是指没有统一宗教理论或宗教教派基础的、以族缘或地缘为基础、以神社为中心的崇敬祖先神、氏神、地域神的信仰。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北，前身是1869年设立的“东京招魂社”，最初的意图为了给在明治维新内战中辅佐天皇而死去的3000多官兵“招魂”。“招魂”来自儒家传统，指父亲去世后，儿子站在屋顶，呼唤父亲的灵魂以表达孝心。在这里，“招魂”指的是“将阵亡者的灵魂从天上唤下来以求安慰”。

　　1879年6月，东京招魂社正式改称“靖国神社”。8年后，日本改革神官制度，靖国神社划归陆军省和海军省，而其他神社则属内务省管辖。从此，它更加与众不同。

　　靖国神社不是孤零零地存在，而是一个体系的代表。除了靖国神社，日本还在各地建了大批“护国神社”、“忠灵塔”、“忠魂碑”，它们一起组成了完整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体系，以神道的“爱国”、“尊重皇室”为心理基础，鼓动国民参军参战，为天皇献身。

　　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形成：政府为臣民之灵造神与祭神，臣民为天皇效忠，战死臣民增加，继续扩大造神规模，结果卷进来的人也越来越多，最终在1945年走向彻底崩溃。

　　麦克阿瑟差点烧一把火

　　对于“神道”及靖国神社的影响力，二战后带领美军占领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自然明白，否则，他不会有一把火烧掉靖国神社的想法。

　　1945年8月30日下午两点，麦克阿瑟乘坐的“巴丹”号座机抵达东京厚木机场，他在鼓乐声中叼着烟斗走下舷梯。一些美军将领向他建议，放一把火烧毁靖国神社，从精神上彻底解除日本的武装。这个建议打动了麦克阿瑟，很快，100名美国大兵开进了靖国神社。

　　面对灭顶之灾，靖国神社权宫司(负责人)横井时常决定利用盟军总部尊重信教自由的政策，以纯宗教的姿态维护靖国神社。1945年11月26日，横井亲自拜访盟军总部宗教科科长巴斯，提出了靖国神社由国家神社变为宗教庙宇的方案，甚至提出，可以考虑将靖国神社一带变成以学生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娱乐一条街，设立剧场、音乐厅、美术馆等。

　　日本人的“公关”终于有了收获，1945年12月15日，盟军总部发布了麦克阿瑟第448号指令，即所谓的“神道指令”，宣布废止国家神道，实行政教分离。但这道命令却同意靖国神社脱离国家管理成为宗教法人，并与其他宗教团体享受同等待遇。靖国神社终于逃过了灭顶之灾。

　　从根本上说，挽救靖国神社的不是日本的公关技巧，而是因为美国意识到，如果毁了靖国神社，可能难于管理日本，于是放了它一马。

　　在“沉默”了半个世纪后，靖国神社因为2001年8月13日小泉参拜再次受到世人关注，影响从日本国内扩大到中、韩等邻国，扩大到所有亚洲受害国，进而为全世界所知晓。

　　“靖国神社不是像小泉说的那样，是因为中韩在打外交牌才成为问题，而是一个日本的内政问题。”小森阳一说。

　　小森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日本国内，围绕靖国神社的斗争一直存在。随着1952年美军占领时代的结束，各种祭拜靖国神社的活动相继死灰复燃。靖国神社成为右翼势力为军国主义招魂、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政治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主张正确认识战争的日本人和拒绝承担责任的日本人，一斗就是60年，而今还在继续，且愈演愈烈。

　　日本学者村井良太在《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一书中，把日本战后围绕靖国神社的斗争分为三个阶段。

　　1952年到1975年是第一阶段。日本遗族会，即战争阵亡者的家属，要求恢复名义，把靖国神社的复权作为斗争目标，企图实现神社国营化。1959年和1966年，厚生省先后向靖国神社提供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乙、丙级战犯的名单，要求靖国神社“合祀”这些甲级战犯。1966年,日本遗族会召集的靖国神社国家护持请愿签名超过2300万人，也就是说，超过五分之一的日本国民持有这一主张。

　　对此，反对派以宪法诉讼相抗争，以学生为主体的草根运动遍布日本。当时还是学生的小森阳一就参加了这场和平运动。结果，靖国神社国营化法案失败。

　　1975年到1986年，右翼势力改变策略，转而以正式参拜、固定化为目标，但首相的参拜资格引起了很大的争议。1985年,中曾根首相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中国和韩国的抗议，从而靖国神社由内政问题演变为外交事件。当时，中日达成“政治默契”，约定首相、外相和官房长官不正式参拜，从而外交纠纷告一段落。

　　1986年到2004年是第三阶段，在小泉不理会任何规则的横冲直撞下，靖国神社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中日之间陷入建交以来的最低潮，出现“政冷经热”的局面，日本国内对小泉的批评之声日渐增多，也出现了设立新设施予以替代的言论。

　　其中最为人关注的是“分祀”说。所谓“分祀”就是把14名甲级战犯的名单拿走，单独祭祀。对此，神社本厅的负责人明确告知记者，这不可能。因为靖国神社里的240万亡灵已经成为一体，每年举行合祀，他们是平等的，不可能将特定的灵魂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