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五周年祭：拉登的杠杆与改变的世界

　　本·拉登的杠杆与改变的世界

　　两千多年前，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杠杆，我就可以撬起地球。从今天来看，本·拉登确实已经成就了“橇起地球 ”的“伟业”——他让如此多的人感觉仿佛悬在空中，战战兢兢。

　　□本报特约撰稿人 纪 武

　　日前，布什正式将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重新定义为“反伊斯兰法西斯战争”，指出这场战争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力量 ”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较量，“自由民主”必将取得最终胜利。

　　5年以前，当一群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向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塔撞去的时候，他们或许根本没有想到，双塔的倒塌会 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5年之后，虽然世界的前景尚不明朗，但当我们回顾双塔倒塌之后发生的一切，我们已经能够逐渐看清楚某些变迁的 脉络。9·11的自杀袭击者们为各国政治冲突中的受挫者提供了一个“范例”，使得自杀袭击这种原本在巴以冲突中才常见 的极端袭击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在美国、英国、中东、西班牙、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中东，我们都能看到 恐怖分子们的身影。各国的民族分裂主义者跃跃欲试，试图加入自杀袭击者的行列。而另一方面，作为受袭击者，也是最初世 界舆论的同情对象的美国，对恐怖主义作出异常激烈的反应，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但这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并不纯 粹是“反恐战争”，美国以“反恐”的名义，控制了在“冷战”时期梦寐以求的中亚与中东战略要地。但其一意孤行的单边主 义(unilateralism)以及军事行动中的一系列丑闻使得美国的道德感召力下降，其“软实力”处于萎缩之中， 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中使用的基督教圣战词以及伊拉克战争中的一系列丑闻进一步激发了敌对情绪。而美国国内安全的获得， 却是以建立一个“监视社会”，牺牲相当一部分的公民自由为代价的，从而引起了民权主义者们的不满。欧洲各国应对恐怖主 义之道也是加强对个人的监控，尤其是对某些敏感少数族群的监控，而这些手段其实进一步强化了族群之间的差异意识，无助 于族群融合。5年过去了，世界的情绪仍然紧张，而一个“监控社会”正在悄悄地成为现实。

　　本·拉登的杠杆

　　本·拉登所橇动的地球不是别的，而正是“冷战”之后，处于急剧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地球。

　　商品与资本在地区与地区、国与国之间流动，并带动人口的流动。随着经济联系的加强，各国的经济社会体系都变得 高度复杂化，日益表现出“高风险”社会的特征。在一个高风险社会，一个人的最基本安全感乃是来自对于社会机制的信任— —确信在自己在与成千上万的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大家遵循的是明确的规则，风险是可以计算的，偶然的机运所造成的结果 是可以控制的。而恐怖主义所动摇的正是这种基本的安全感。层出不穷的对于恐怖主义的报道让人突然发现，原来自己生活在 其中的社会危机四伏，任何一架飞机，一辆汽车，一列火车都可能是自己的葬身之地，每个经过身边的陌生人都可能致人死地 。这种恐惧不同于那种目睹酷刑的恐惧，后者虽然暂时可能会让人颤栗，但可以通过“眼不见为净”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日常 生活。而面对恐怖主义威胁，个人却无处可逃，无法脱离既有的这个社会系统而生活，而这个社会系统，却在一天天变成危机 四伏的监狱。

　　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本身是“冷战”美苏争夺势力范围的产物。美国中央情报局当年资助本·拉登在阿富汗反苏， 供给武器并培训技能。冷战结束之后，这支被闲置的势力却突然成为了反美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美国是“搬起石头砸 了自己的脚”。

　　不知敌人方位的战争

　　在9·11事件发生以后，小布什立刻发表演讲，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

　　“战争”这一定位表明对于恐怖主义的打击已经超出了刑事惩罚的范畴，“敌友”之别成为首要的区分。但与传统的 阵地战不同的是，这是一场不知道敌人方位的战争。“识别敌人”成为首要的任务。而在敌人与朋友混合在一起的时候，要识 别敌人，就不得不对朋友进行监控；要伤害敌人，就难免会殃及朋友。因此，虽然小布什宣布这场战争是保卫自由的战争，但 它实际上不得不通过侵犯自由的方式来实现。9·11之后国会通过的《爱国者法案》，对美国政府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授权， 允许政府查阅商业纪录，监听公民通讯，甚至获得其阅读记录。而这个法案的关键条款，在2005年的国会辩论中以压倒性 多数再次获得批准，甚至获得了永久性地位。

　　在反恐的背景下，美国国土安全部应运而生。在我看来，这将是美国宪政史上的一个标志性大事件。它将原本分散在 政府各部门的诸多秘密特务情报机构集中在一起，消除了它们原本之间存在的相互制衡关系，这其实是一次非常关键的行政集 权。官僚机构有自我保存与扩张的本性，它一旦存在，就会产生部门利益，不断地为自己的继续存在与扩张寻找理由。国土安 全部的部门利益所在就是使得反恐战争永久化，这样这个部门才能够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但这样一来，公民的自由权利却不能 不大打折扣，因为这是一个行政不公开的部门，来自公民的监督几无可能。

　　在2005年7月伦敦地铁爆炸案之后，英国政府迅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授权政府对公民私人生活的诸多方面进行 监控。一个名为“联合恐怖主义分析中心”的反恐机构成立，综合了对内、对外、军事情报、政府通信总部拦截中心，以及警 方的力量。法国政府也通过法案，授权政府出于反恐目的，监视公民住宅外部以及查阅通话与上网纪录。政府根据信用卡消费 记录，电话记录和上网纪录就可以轻易地追踪一个人的行动，更不用说公共场所密布的摄像头——想想，当你和恋人正在公园 的树下亲热的时候，你们的一举一动可能正在警方的监视仪上一览无余。

　　“内部敌人”

　　“内部敌人”之所以成为可能，乃是由于这个社会从根本上已经变成一个陌生人社会。

　　实施自杀袭击的恐怖主义者无疑让一个社会感到惊愕：他们躲藏在暗处，和普通公民混和在一起，似乎和普通公民没 有什么两样；只有在他们实施行动之后，社会才能辨认出他是谁，但这时候，惨痛的结果已经发生；而且事后无法对他进行惩 罚，因为他已经死了。自杀袭击让世俗的刑法无能为力，因为世俗刑法不能像某些宗教法一样，宣布某人死后下地狱。将他们 定义为“罪犯”已经不够，而要定义为“敌人”，我们不得不加上一系列定语：他们是“难以辨别”的敌人，是“躲藏在我们 身边”的敌人，或者简而言之，是“内部”敌人。

　　“内部敌人”之所以成为可能，乃是由于这个社会从根本上已经变成一个陌生人社会。一个人可以每天跟成千上万的 人交往，但无需对他们知根知底。全球化条件下的人口流动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陌生化过程，传统的，相互知道对方成长史的社 区已经变得相当稀少，一个怀有报复社会意图的人很容易在这样一个陌生人社会容身。恐怖分子正是利用了全球化的条件，在 各国流动制造事端。在一个普遍陌生人社会，警方难以辨别良莠，只有把所有人一体纳入监控。

　　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英国地铁爆炸案以及液体炸弹案中，其嫌疑犯大多是在英国土生土长的。根据英国媒体报 道，他们中很多人正是受到了英国政府在9·11事件之后对美国亦步亦趋的刺激，才走上恐怖主义道路的。这折射出十分丰 富的信息：“内在敌人”不仅是那些从国外入境潜藏在本地社区的人，它还可能由于本地的社会矛盾，从本地社会产生。我们 也许可以归咎于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从外部施加的影响。但一个人心灵如果不是万分的焦虑与愤怒，又如何能走上绝路？在这个 过程中，社会又是否给过他关爱与呵护？

　　动荡中的中东

　　除了在国内实施严密监控之外，美国新保守主义执政团体试图打击世界上的恐怖主义源头，并为此“先发制人”，发 动了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

　　抛开这些战争中美国对中东与中亚的地缘政治企图不论，单就其修辞中所称的反恐而言，新保守主义的诊断是，恐怖 主义或者是因为有威权政体支持，或者是因为民众受到威权政体压制，所以借恐怖袭击方式来发泄愤怒，因此让这些国家实行 民主化是改善美国的安全处境的必然要求。在这两场战争中，阿富汗战争要略为成功一些，但伊拉克战争在许多人眼中是失败 的。美国政府的新保守主义智库也发生了分裂，新保守主义学者福山(Fukuyama)在最近的一本新书《十字路口的美 国》中公开承认，9·11之后的新保守主义国际战略出现了错误。

　　伊拉克即是典型的笔者所说的民族国家建设失败的国家，一个统一的“伊拉克民族”身份建构远未成功、宗派主义、 地方主义盛行。美国试图对其中央政权进行改造，但问题是，伊拉克的中央政权本身就缺乏国家能力。在摧毁该国原来就很脆 弱的中央权威之后，美国发现，出现的情况并不是大家欢天喜地地坐下来搞民主，而是愈演愈烈的宗派冲突，每天都有几十人 乃至上百人在暴力冲突中丧生。多位美国政治专栏作家惊呼，伊拉克事实上已经陷入了内战。暴力冲突使得伊拉克的许多世俗 中产阶级不得不外逃。而美国式的民主恰恰是以世俗的中产阶级为基础的，这部分人的外逃，使得建立一个成功的美式民主的 希望变得极为渺茫。

　　长久以来美国一直有一种想象，认为凡是民主国家都会亲美。但在中东，美国却发现，民主选举导致的往往是反美的 宗教势力的兴起。巴勒斯坦通过公平公正的选举程序，选出的却是极端反美的哈马斯；埃及的民主化改革，导致的却是穆斯林 兄弟会势力的上升。这说明新保守主义智囊们在制定战略的时候，根本没有把美式民主的诸多前提条件考虑周全。随着美国的 大中东计划的进一步受挫，美国已经逐渐在淡化民主化战略，而返回到许多更为传统的做法。

　　美国清除外部的恐怖主义源头的努力，从表面上看取得了一定成功，但也为未来埋下了隐患。在短短的几年中，美国 的反恐战争丑闻不断，使得美国的道德感召力大大下降，这其实是一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战争，它留下的后遗症，还 远远没有显现出来。

　　历史并没有终结

　　那么，9·11事件到底开启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一个对暴死的恐惧不断扩散的时代，一个逼迫人们在安全与自 由之间做选择的时代。

　　虽然裴多菲曾写“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但当一个普通人被置于暴死的恐惧之中的 时候，他的自然反应会是选择安全，因为如果命都没有了，还要那么多权利做什么？

　　美国的共和党政府已经发现，当他们祭起反恐大旗，呼吁保卫美国的国土安全的时候，其反对党以卡特里娜飓风来批 评政府的招数就往往能被拆解于无形。但这样一来，就会制造出一种变态的政治激励，使得反恐战争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而许 多公民权利也将被无限期地悬置下去。但我们无法寄希望于美国的政党轮换来终结目前的困境。轮换了又如何呢？既有的反恐 体制已经成形，就能够排除外界干扰，按照自身的逻辑运作下去。

　　但是既有的反恐策略，如对社会成员实施监控，或者对外部的恐怖主义源头进行打击，都不是治本之举。它们并没有 改善这个世界的政治与社会关系，反而容易激化敌对情绪。监控一个大型社会将付出许多代价，第一是社会的安全成本提高， 公民需要为安全而纳更多的税；第二是政府的扩大与集权，必将对公民自由构成威胁；第三，它也毒化了一个社会的人际关系 。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博爱”精神荡然无存，有的只是对于陌生人的恐惧。或许，该到了这个世界整治西方现代社会几百年 积累下的沉疾的时候了。几百年来，那些温情脉脉的熟人共同体(community)一个个被商品经济摧毁，货币与商品 成为人与人之间最为基本的纽带。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里，人失去了“将心比心”的可能性，容易受伤害也容易铤而走险。而在 今天，我们收获了这个陌生人社会最枯涩的结果：普遍的对于陌生人的恐惧。为防止社会关系的进一步毒化，或许我们需要超 越这几百年盛行的功利-效率原则，重建具有心灵呵护功能的人文化的共同体？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拉登的炸弹已经给了福山(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一个响亮而又令人惊愕的回答 ：历史并没有终结。为了克服恐惧，历史必须不停地往前走；为了克服恐惧，现时代人或许要把目光投向久远的年代，从中寻 找自我解救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