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姆叫板外籍证人(图)

　　9月18日，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参加庭审。新华社／法新

　　荷兰籍库尔德族人卡尔万·阿卜杜拉·陶菲克出庭作证。新华社／法新伊拉克高等法庭18日继续审理“安法勒案”，一名荷兰籍库尔德族人出庭作证，控诉萨达姆政权使用化学武器镇压库尔德人的暴行，并摘下墨镜展示受到化学武器伤害的眼睛。

　　但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立刻予以还击，宣称按照伊拉克法律，此人不算伊拉克人，并质疑他的证词是否算数。

　　“看看我的眼睛”

　　休庭三天后，高等法庭18日继续举行“安法勒案”听证会，当天共有两名证人出庭作证。萨达姆及其表弟阿里•哈桑•马吉德等7名被告出席了听证会。

　　第一名证人是荷兰籍库尔德族人卡尔万•阿卜杜拉•陶菲克，他戴着墨镜、身穿海军蓝西装。

　　这名前库尔德武装的无线电报务员说，伊军战斗机当年轰炸库尔德武装据点，给他的眼睛造成永久的伤害，使他一度失明，至今还在承受“痛苦与煎熬”。

　　陶菲克坐在证人席上说，在最初的空袭之后，伊拉克部队在库尔德居民区释放神经毒气。他说：“我在一所医院中呆了6个月，这段时间，我完全看不到东西。”

　　陶菲克说：“当我摘掉墨镜，连我的孩子都会感到恐惧，让我重新戴上眼镜。”他说着便摘下墨镜，展示肿胀的眼睑。他说：“让法官看看我的眼睛，我希望镜头能将我的眼睛放大。”

　　陶菲克一边看着笔记，一边缓慢地用库尔德语作证。一名翻译把他的话译成阿拉伯语。陶菲克说，当时炮弹落在他的帐篷附近，炸死了3名战友，他朝山上跑去，“我边跑边跳，跃过一个个尸体，有妇女、老人和孩子。我亲眼看到许多断肢残体，都是被炸断的。”

　　陶菲克说，尽管他给自己注射了解毒剂，但还是感觉到身体“疼痛”，皮肤“刺痛”，“我还呕吐，眼睛开始逐渐变红并暗淡下去”。

　　陶菲克说，他在伊朗治疗一段时间后，又在荷兰得到进一步治疗，他在荷兰申请政治避难，1994年加入荷兰国籍。

　　他说：“至今，我仍然对强光敏感，皮肤会发痒。”他说，在荷兰和伊朗的检测证明，“我是化学武器袭击受害者”。他向法庭提交了这些检测报告。

　　“他不是伊拉克人”

　　在陶菲克作证之后，萨达姆在交互询问时质疑陶菲克证词的有效性，声称根据伊拉克法律，陶菲克不算伊拉克人。伊拉克法律不承认双重国籍。

　　萨达姆起身告诉法庭说：“他（陶菲克）拥有外国国籍，就立即失去了伊拉克公民资格。这个男人不再是伊拉克人。”

　　萨达姆接着把矛头转向美国。他问道，曾治疗陶菲克的荷兰医生是否看到过“美国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造成的后果”。

　　主审法官阿卜杜拉•阿米里打断萨达姆的话说，他的评论“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话题，请打住”。

　　萨达姆继续说起当时库尔德武装如何与伊朗勾结，阿米里再次警告他说：“你说这种细节是在妨碍我。”

　　但萨达姆无视警告继续发言，阿米里随即切断传向新闻记者席的声音。

　　阿米里在上次庭审中说萨达姆不是“独裁者”，引起库尔德人强烈不满，要求更换法官。控方一直批评阿米里对被告过于“宽厚”，但这名法官这次表现强硬不少。

　　陶菲克在作证时以“独裁者”形容萨达姆，人称“化学阿里”的马吉德立即跳出来为萨达姆抗议，声称不应允许使用“独裁者”一词。阿米里打断了他的抗议，说“这是误解”，但没有详细解释。

　　当天一位名叫昆贾•凯姆•哈桑的库尔德妇女也出庭作证。她说，她的丈夫在1988年的轰炸中失踪，她的房屋也被摧毁，她只得带着两个儿子和其他亲人逃到巴格达东南的一个难民营。

　　哈桑说：“我的一个儿子，当时才9岁的萨拉姆被迫去为一名军官干活，从早干到晚，洗碗、洗衣服，他成了军官的仆人，就为了换一片面包吃，因为他都快饿死了。”她说，自己看到有许多人死在难民营。

　　听证会结束时，法官宣布休庭到19日。

　　要告检察官

　　在听证会结束后，辩方律师巴迪亚•阿里夫告诉法新社记者，他打算“起诉本案的检察官，因为他带来一名违反伊拉克法律的证人”。

　　阿里夫所指的证人是陶菲克。阿里夫说：“检察官知道，这名证人曾经用假名逃离伊拉克。”

　　陶菲克作证时说，由于担心受到追捕，“我使用了萨达尔•阿里•阿卜杜拉的名字，我更改了护照上的姓名和出生日期”。

　　交互询问时，阿里夫告诉法官阿米里：“他伪造了所有细节，我们怎么能相信他的证词？”

　　辩方律师还质疑女证人哈桑的证词。律师说，哈桑的丈夫死于1985年，并非1988年。法官阿米里说，法庭将核查日期。

　　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萨达姆政府指责库尔德人武装勾结伊朗、袭击伊拉克安全部队，于是展开了“安法勒行动”，对库尔德人展开报复，甚至还动用化学武器。

　　“安法勒案”于8月21日开审，是审萨系列案件中的第二起诉讼。检控方说，“安法勒行动”造成约18万库尔德人死亡或失踪。如果定罪，萨达姆等7名被告都将面临死刑。（新华社供本报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