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听他说过爱这个词

　　我从没听他说过爱这个词

　　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使得情况变得完全不同。“元首司令部的气氛一定是不一样了，一定是有压力的气氛。” 但特劳德并没有怎么注意，因为她是新来的。希特勒原来习惯和大家一起吃饭。这时变成和秘书们一起吃饭。“事先我们就被告知，不要用斯大林格勒或者其他问题来打扰他。”

　　那是一种非常近的接触。“那个卷着舌头说‘R’，滚出一串缩略语发表演说的那个人，在私下场合，我从来没见他这么说话。他可以用很平、很抑扬顿挫的声调说话，还带有很轻的奥地利口音，会用一些典型的奥地利词……这些，当时我都觉得很迷人。还有那种在私人生活中谦恭的态度。”

　　在特劳德能接触到的生活细节中，希特勒表现出的不仅是“元首”，更是“人”的那一面。他曾告诉她自己的许多个人习惯和私事，比如他不愿意被人碰到，他在口袋里放好多钥匙很重，伊娃总是提醒他要挺直身子，等等。在特劳德眼中，希特勒是个爱干净、注重修饰的人。每次被狗舔了手，他都会洗手。

　　特劳德说，希特勒的狗布朗迪对他非常重要。布朗迪是专业驯狗师训练过的，会各种花样，会按照口令唱歌。“那不是叫，是歌唱。假如希特勒对她说，‘唱好听点，布朗迪会像扎拉·伦德那样唱。’她就会唱出不同调子，唱出八个音阶来。”

　　《盲点》还录制了一些特劳德在重看采访之后的说明。在看了自己描述的细节之后，特劳德说：“我现在重看我讲述的那些平庸小事，我对他(希特勒)的那些个性、他的整个仪态表现的观察感受，又觉得是不重要的了。因为那整个事件的结果是那么可怕。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在当时对我是那么重要，因为我看到的是他作为人的一面。在今天看来，我大概不应该把它描述得那么仔细。”镜头里，老年的特劳德紧张不安地，一只手搓着另一只手的手背。

　　“他好像从未意识到自己是在追求一个罪恶目标。对他来说，那是一些理想、一些伟大的目标。人的生命对他来说不值一提。可是，我是在后来才明白这些的。在内部的小圈子里，我被屏蔽在一个妄自尊大的计划和野蛮的衡量标准中。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后来当我知道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感到震惊之极。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应该是处在信息的源头，可其实，我恰是站在一个盲点上。”

　　采访者小心地问：“是不是有一个时候，有人对你特别谈到有关犹太人的事情？”特劳德竭力回忆，却摇着头。“‘犹太人’这个词在每天的讲话中从来不用。事实上，希特勒只有几次在讲话中提到‘国际犹太主义’，‘犹太人’。”

　　在另一次采访中，特劳德回忆起和犹太人话题有关的一件事情。“惟一一次我能记得的，这个话题被提到，是在Berghof的一个晚上，Frau von Schirach来作客的时候。她和希特勒关系一直很好，聊天时她突然提到这个话题，对他说，在阿姆斯特丹他们很可怕地对待犹太人，犹太人被装上火车送走，这种做法是不人道的。希特勒一定很生气，对她说，‘你不要去管自己并不明白的事情，这是令人讨厌的过分脆弱。’他真的发怒，说完就走出房间，再也没有回来。从此，Frau von Schirach也没有再被请到Berghof来作过客。当时我不在场，我想是我丈夫后来告诉我的，他当时在那里。”

　　今天回想起来，特劳德发现，“希特勒从不以人的标准来想问题，人性对他从来不是重要的。虽然他常常讲人民的幸福，也在第三帝国开始建立不同的福利和重建组织，可是‘个人幸福’对他来说是最微不足道的东西。”

　　“事实上，我从没有听到他说过爱这个词。”

　　希特勒的最后时刻

　　特劳德亲身经历了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历史事件。那天在自己住处，她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后来知道是司令部发生了爆炸。她和同事们当时有许多疯狂念头，“不知道元首怎么样了，他要是不在了怎么办，谁来领导我们？”

　　最后她们被告知，希特勒没事，他正在自己的住处。“假如愿意，我们可以去看他。”进去的时候，他的样子看上去非常可笑，头发全部都竖起来，“他爆发出大笑：我活下来了！这说明我是命运注定被挑选来完成使命的！”

　　这次暗杀，使得希特勒变得更妄想、多疑。特劳德认为，在此之前，打到哪一步兴许还“可能是选择和平”，但“从此以后，就不可能是和平了。”

　　希特勒对“没有希特勒的德国”作出的种种恐怖的前景预言，在当时的特劳德心中都是真实的。这使得特劳德把希特勒必须胜利看作是自己和德国的惟一出路。可是，这一事件本身，将军们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反对希特勒，加上战事失利，也使得她开始思考，“我开始怀疑，那一切都真的是对的吗？对这个状况提出疑问，其实就要启动一个探讨，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假如你尊敬一个人，赋予他很高的价值，你其实就不想去毁掉那个人的形象。假如你明明知道正面形象后面跟着是灾难，你也并不真的想看到真相。”

　　形势急转直下。4月21日，伊娃组织了最后一次晚会，还是放着唱片，跳舞。音乐很动听。可是，特劳德已经预感到失败在逼近，“那两天我觉得气氛很悲哀。”她提前离开，去睡了。

　　第二天，希特勒召集会议。他先走到几个还留在那里的女人面前，对她们说：“全完了，你们必须马上离开柏林。”“我们全傻在那里。伊娃走上去，双手握住他说，我的元首，你必须知道，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然后，第一次，我们看到他亲吻了伊娃的嘴唇。”

　　特劳德说，她当时表示也要留下，“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说，可能也想不出有什么地方可去。我从某种意义上感到焦虑，害怕离开这个安全的环境，也可能并不真正意识到有多么严重。”

　　然后希特勒说，“我会开枪自杀。我希望我的将军们也有同样勇气。”说完他走出去。而剩下的所有的人“都站在那里，脸有红有白，像死人一样。”在希特勒宣布“一切都完了”之后，她们每个人口袋里都揣着毒药，却怀着求生本能，劝说希特勒是不是可以不自杀。似乎他的生命选择和她们的命运前景必将是一回事情。特劳德回忆说，她们一边吃饭，一边还在讨论“以怎样的方法自杀可以少一些痛苦”。

　　希特勒在自杀前，要求特劳德为他做了最后一次口述记录。当希特勒说，他要对这场战争说出一切时，特劳德激动地想，我终于可以知道真相了！终于可以知道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了！可是她听到的，居然还是那些空泛的陈词滥调。也许，这一次失望使得希特勒终于在这个女孩面前光环褪尽。紧接着，希特勒和伊娃自杀。他们死后，特劳德没有去看。她“静静地坐着，突然发现自己恨透了这个人。如此不负责任，就这样扔下大家，撒手了事。”

　　叙述最后一个星期希特勒大本营的毁灭过程，特劳德就像是在叙述一件昨天发生的事情。她紧张，激动，全神贯注，语速越来越快，最后几乎是呻吟一般：“让我休息一下。”

　　我开始宽恕自己了

　　第三帝国崩溃的最后关头，特劳德决定离开。她在回家乡途中被俄国人逮捕，后在一个美国译员帮助下逃到西德。被美国人关押审查3个星期后，她被释放，回到巴伐利亚的家乡。1947年，她被“去纳粹化”，也被赦免处罚，虽然她实际上从未加入纳粹党。

　　特劳德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战后很长时期里，德国似乎“没人对过去感兴趣，公共场合不讨论，也没有出书。在政治层面也没有，即便纽伦堡审判也没有启动这个过程。”

　　到了1960年代，“突然那么多声音出来，我听到关于SS的状况，看到《安妮日记》。”那些幸存者，他们揭露出来的真相给特劳德以冲击。可是，她首先提到的是战后现实本身对她的触动。“给我强烈印象的是，战后世界并没有如希特勒描绘和预言的那样。突然，这里有了自由精神，特别是美国人。”

　　纽伦堡审判揭露了对600万犹太人的屠杀，但特劳德一开始没有看出这和她的过去有什么联系。“我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觉得自己并没有‘个人罪行’。”因为她在为希特勒做秘书的时候，并不知道集中营的屠杀，更看不出希特勒其实“是一个罪犯”。

　　“后来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当时是‘应该’看出来的。可是我又想，希特勒上台的时候我才13岁，又是个在许多方面很晚熟的孩子。再说，不是还有千百万的人也都没有看出来嘛。我的意思是，除了我之外，当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到他是个罪犯。我试着把这些念头从心头移开。

　　“然后，有一天，我路过弗朗兹·约瑟夫大街的索菲·肖尔纪念碑，纪念一个反对希特勒的年轻女孩，我相信她和我同样年龄，也就在我开始为希特勒工作的那一年，她因为反对希特勒被处以死刑。就在那一刻，我真的相信，在那个年代，找出真相，也许是可能的。年轻不是借口。”

　　五十多年后，特劳德愿意接受采访，是因为内心承负着压力，“我活得越久，年纪越大，越感到自己负罪感的重负。”

　　影片告诉我们，“战后，特劳德在《Quite》杂志担任秘书，她在导演G.W.帕普斯特描写希特勒最后日子的电影《Der Letzte Akt》里担任过顾问，当过文学杂志社的雇员，当过科学记者。由于抑郁症，她提早退休。此后，她用大量的时间为盲人读书。”

　　2002年2月10日，《盲点》在柏林电影节首映的那一天，特劳德在慕尼黑医院因癌症去世。去世前不久，她和《盲点》的采访人有过一次电话交谈。她说：“我想，我开始宽恕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