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知华派与友华派

　　吴怀中

　　“理念和道义”上的亲华派

　　有很多学者认为，现在日本政界并无真正的“亲华派”，而应称为“知华派”。但战后直至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较长 一段时期，却并非这样，那时日本着实出现了一大批对华

友好派，而且多属于“反省友好派”。他们多是经历过战争的人，其 中不乏从中国回国的难民和战犯。他们反省战争，坚定地致力于中日友好，是在情感认知方面最亲近中国的群体，他们中间诞 生出多位最初推动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挖井人”、“老朋友”，包括石桥湛山、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等。1972年，中日 实现邦交正常化后，日本政界主流派又出现了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对华友好派，并一直延续到后来的竹下登、桥本龙太郎直 至小渊惠三、野中广务。然而今天这股力量正面临着后继无人、被边缘化的局面。例如，“日中议员联盟”委员长林义郎2003 年退任后曾出现无人替之的情形。

　　从利益出发的知华派

　　现今日本的“知华派”，应该说很大一部分是从维护国家长远或政府现时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理念和道义”出发 从事对华友好。这些人的直接出发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较为理性地认识到起码从经贸结合和相互依存关系出发，日本必 须与快速发展的中国友好交往；二是从对外战略出发，从牵制美国、争取更多战略回旋余地的目标(包括早日实现“入常”、 成为政治大国)出发，注意发展对华友好关系；三是通过同中国方面保持“沟通渠道”，拓展和增大作为政党派系和个人的政 治资本。

　　即便如此，他们也面临着诸多压力。这主要有国内压力(日本政治生态总体右倾化)、中国压力(中国快速发展所引 发的“不安和威胁感”)，此外，还有国际因素、观念形态和交往方式等方面的压力。同时，这种状况也决定了日本的“亲华 派”并不是一个整体，互相之间很可能由于在内政和党派个人利益上的矛盾分歧形成“形同水火”的关系。另外，这也导致了 友好和不友好的言行举动经常会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怪现象。如，单以历史观问题、尤其是否参拜过靖国神社来划线的话，恐 怕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友好派”一半以上都会不同程度地打上折扣(起码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古贺诚、 山崎拓等人士不够“友好”入围标准)。相反，小泉内阁中至少有八名阁僚对其参拜持不同政见，但这些人未必都能算入友好 派。所以，在判别界定这些人是否对华友好时，采取的应是公约数式基准：(1)客观地看他们的表现是否“行大于言、功大 于过、现在大于过去”；(2)原则上是否愿意尊重作为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三个文件；(3)实践上是否积极地参与有利于 两国友好的各种活动，回避、抵制(并及时改正过去参与的)不利于友好的活动。

　　“七大亲华甲级战犯”

　　在日本政界，因党派以及党内派系不同，所属人员对华的“态度传统”也有很大的差异。一般来说，公明党、社民党 、共产党对华总体态度友善；民主党内旧社会党和民社党系统的议员对华较为稳健友好；自民党目前各派的态度则很复杂。但 由于自民党是执政党，掌握更多的政策决定权，所以其所属的“友华派”更引人注目，并受到右翼分子的攻击。例如，右翼杂 志《新潮》此前就在一篇排行榜中列出了所谓的“七大亲华甲级战犯”：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河野洋平、野中广务、加 藤紘一、田中真纪子，以及当时的民主党代表冈田克也。也有人在网上表示在野党的冈田不应获此“抬举”，而应换上自民党 的野田毅、二阶俊博、山崎拓，或者谷垣祯一、高村正彦、古贺诚等人，最起码也应换上民主党内的羽田孜和菅直人等资深“ 亲华”人士。

　　这些人榜上有名，共性是平素对中国持有亲善态度，做了大量促进友好的工作；其次对小泉(政权)的亚洲政策和“ 参拜外交”都持异议或批评态度。此外，各人还都有个人的特殊“功绩”。例如，中曾根位列榜首，原因是他首开首相8月15 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先例后，又开了首相“顾虑近邻中韩诸国的感情”就此停拜的先例。桥本的“亲华”有目共睹，其担任 首相期间日本的对华ODA达到顶峰，生前30多次访华，就在病逝前数月为打开两国关系僵局还率领日中友好七团体访华。 河野触怒右翼最大的理由，恐怕是去年6月作为众议院议长在公邸招集历代总理进言小泉，劝其停止参拜靖国神社。野中则被 称为“亲华派首领”，作为昔日桥本派的中坚和战争经历者，他曾历数小泉外交内政之误，具有很大的感召说服力，也是惟一 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并谢罪的日本议员(当时)。加藤和山崎曾是小泉“盟友”，所以当他们针对小泉的外交政策积极发起 或参加“考虑国立追悼设施之会”、“亚洲战略研究会”和“亚洲外交展望研究会”时，备招右翼嫉恨以至家宅被焚。田中真 纪子“亲华”可谓“家传”。野田毅是日中友协会长，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二阶俊博为中日关系 发展做过很多务实的工作，作为运输大臣，二阶曾组织过5000多名日本各界代表访华；作为经产大臣，为加强中日经贸往 来和协商解决东海油气田问题，创造了相对温和的气氛。

　　外务省里的“中国学派”

　　——“知华”并不“亲华”

　　日本外务省的“知华派”群体在各省厅中相对集中整齐，也格外引人注目。

　　这批“知华派”，他们大都是大学毕业后考入外务省，接受过有关中国的语言和业务培训，随后又在驻华大使馆或外 务省中国课工作过，后来成为中国课课长甚至亚大局局长，直至出任驻华大使。在日本常被称为“中国学派”官僚。包括阿南 惟茂、谷野作太郎、田邦彦、宫本雄二等。日本驻华大使大都出自“中国学派”，如，现任驻华大使宫本雄二进入外务省后， 先后担任过中国课课长和驻华公使，后由(国内)冲绳担当大使选任驻华大使。他的前任阿南惟茂由于从中国课课长到亚大局 长再到驻华大使，其“中国学派”的履历显得更加完整。

　　有人说宫本等外务省的“知华派”并不“亲华”，此属当然。因为一国的大使首先要为本国的利益着想而不是去亲近 对方。宫本在维护日本利益上的立场十分坚定，此前他在接受《日本时报》采访时就表示，希望中国尽早实现所谓的军费支出 透明化。然而，正因为彻底“爱国”且“知彼知己”，宫本等“中国学派”出身者们才能够顶住国内的一些压力，更客观地认 识和处理两国关系的大局，冷静思考可以兼顾双方关切和利益的稳妥办法。宫本在日中友好七团体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就表示 ：日本与中国应维持良好关系，他上任后将为此而竭尽全力。而事实上，宫本在1999年担任驻华公使期间，就提出过发展 中日关系的“以经促政”建议，并积极推动日本对华的ODA项目。据报道，宫本的前任阿南更是在去年8月15日前夕，向 小泉首相发送了一份官方电报，要求小泉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以避免刺激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可以说外务省的知华派们客 观上基本都在为实现两国关系的健康友好发展而尽职尽力。中江要介、佐藤嘉恭、国广道彦等已经退任的大使，也通过不同的 方式为促进中日之间的交流沟通、为打开两国关系的僵局而奔走。

　　当然，这些“中国学派”官僚门的权力有限，只有政策建议权而无决定权。况且在中日关系困难的敏感时期，稍有不 慎，就会被国内的右翼保守势力指责为对华软弱甚至卖国，横遭“夺权和打压”之灾，甚至丢官。宫本大使任命过程的一波三 折(据日本媒体报道，自从去年中日关系紧张以来，担任驻华大使成了“吃力不讨好”的差使，阿南惟茂大使任满后，没有人 愿意“接棒”。日本经团联会长奥田硕、前外务省事务次官竹内行夫先后拒绝出任驻华大使一职。最后日本政府才选择了宫本 )，时或发生的“敲打中国学派”现象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如果目前的日本政府不调整政策，改弦更张，这些“中国 学派”官僚们为改善中日关系发挥的作用和带来的希望将是有限度的。